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管理体系

1．国家的阶级性质和管理的方法。2．在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时期的无产阶级工业管理。3．在危机时期的无产阶级工业管理（“军事化”）。4．在转变时期不同阶段的管理和管理训练。5．可能的发展进程。

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不成功。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里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而进行的生产。整个生产过程的不同职能意义是由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和国家政权的不同阶级特点所决定的[1]。有一种观念认为，一定的阶级在细节上都是同唯一的、不变的管理形式联系着的，这在理论上是完全不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阶级都可能处于不同条件之下，管理的方法和形式必须适应这种条件。管理的方法和形式是由技术合理性的标准所决定的，并且不同的形式具有相同的阶级内容——既然一定的所有制关系和国家政权的一定阶级性质业已确定。

资产阶级的实践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从“广泛民主”的形式转向限制议会权力，采取“小内阁”制度，加强总统的作用，等等。但是限制“议会权力”和“议会制的危机”是否等于限制资产阶级的权力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呢？丝毫不是。相反地，这些现象标志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其政权的集权化和军国主义化，正是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这在帝国主义时代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斯宾塞认为，“工业国家”实质上应是反军国主义的，因为黩武主义是封建制度的特点，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的特点变成了普遍的形式。世界性的竞争把全部发展置于战争的标志之下，迫使资产阶级改变自己的统治形式。但是，只有庸俗思想家才会在这里面看到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甚至极其错误地把所谓“个人政制”同阶级统治对立起来。相反地，在种种条件的一定配合下，阶级统治恰恰在个人政制上可以得到最合适的表现（对！只是“个人政制”一词不准确，只有次要意义。用词不当。）。例如表现为专制制度的地主统治就是这样。国内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专政也是这样，这时它在“圣剑”专政中找到了自己的最完善的（即适合时局条件的）表现。管理形式的改变在工业管理领域也可以看到，它取决于技术合理性的需要。

但是，如果这些原理一般地是正确的，那么它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来说也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应当严格根据发展的具体阶段去观察在社会转变过程中工业管理的不同体系。只有用这种观察方法，才能理解在该体系固定的阶级“本质”的范围内管理形式的必要更替、不同管理体系的不可避免的不同方案。

发展的最初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和破坏时期，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掌握经济上的战略枢纽的时期。一般地说，这一时期的开始早于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因为革命的各阶段（其意识形态阶段、政治阶段、经济阶段、技术阶段）的界线并不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是一个时期“套”一个时期的。为生产的社会化而斗争，即为无产阶级的工厂而斗争，是同革命浪潮的增长并行地自下而上地全线展开的。它表现在像革命的“工厂委员会”（俄国）、“生产委员会”（德国的“Betriebsrate”），或在斗争过程中团结工人阶级的代表机关和有时是广泛的委员制机关这样一些组织往旧体系打入楔子并劈开它。首先必须分析这一阶段。

在所考察的时期，社会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是决不可能再在旧的基础上保持任何平衡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作为一般规律在这一时期跟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技术知识分子对“安排好生产”没有特别的兴趣，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防止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上，工厂愈来愈成为“没有主人的”工厂。最先企图给放上新“主人”——工人阶级——的，就是上述无产阶级组织。这种广泛的委员制、工厂委员会体系是不是技术上最完善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它的职能作用根本不在这里。在所考察的时期，问题在于采取初步的措施建立新的平衡，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建设真正较为完善的形式。甚至在“正常的”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者也认为管理中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资本家组织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2]。在这里，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只在于探索新的平衡体系。因此，在这一发展阶段根本不可能把“完善的技术管理”作为当前任务提出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生产要素，不仅是物质要素，还有人力要素的某种稳定。而在所考察的时期恰恰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前提。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毕竟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人的技术－劳动关系同时实际上也是社会关系。因此，同企业中缺乏任何组织基础，经济机构陷于完全紊乱比起来，工人基层组织在工厂“夺权”，即使从“纯生产”的逻辑来看，也是件好事。夺权从它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来看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工人阶级作为组织基础用于生产过程。按实质来说，这里的任务是经济上的战斗任务：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加强作为统治阶级（这就是实质。作者应该在“统治阶级”这个概念上多谈一谈。）的工人阶级。这种体系必然伴随着广泛的委员制、彻底的选举原则（并且这种选举是在政治旗帜下，而不是在技术工龄的旗帜下进行的）、频繁的更迭和由于广泛的委员制造成的分权和责任分散，所以在技术上远不是完善的[3]。但是，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巩固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阵地，它建立自己的基层管理机构，这些基层机构相互间迅速建立联系，同早在“资本主义怀抱”中就已成熟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结在一起，并通过这种途径建立无产阶级经济机构的新组织。旧的瓦解，新的粗具轮廓（非常好！）——这就是上面分析的生产管理形式。

在这里，同军队中进行的过程作类比是恰当的。提出广泛的选举制原则以取代帝国主义的严格的隶属系统：在军队机构的一切环节建立无数的委员会；军队问题成为广泛讨论和争论的对象，“旧政权”在军队中威信扫地和动摇瓦解，新的机关并且通过它们新的阶级成了政权的真正枢纽。这个过程的客观意义何在？首要的和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旧军队的瓦解和被摧毁。其次是通过摧毁旧军队而得以教育和造就未来无产阶级军队的积极的组织力量。谁也不会断言团队委员会会使军队成为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要知道客观任务并不是要维持旧军队的战斗力；相反地，是要瓦解其战斗力并为另一种机构培养力量。

然而，尽管两种过程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还是有一点巨大的差异。在生产中保持着整个过程的巨大连续性，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已经提供了未来生产机构的基础，首先是工会。没有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军事组织。因此，在军事领域中发展是以巨大的飞跃进行的，整个过程表现得更为显著、猛烈，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更为革命。（哼，哼！？？）

无产阶级的军事化生产的类型同上述情况有显著不同。任何组织的“军事化”类型都是当该体系处于危机状态时出现的。在战争中无论是战斗机构（军队）的各个部分，还是其“整体”都经常处于毁灭的威胁之中。所以，在这里这一组织的存在条件本身要求这一组织有非常明确的类型：高度的准确性、无条件和绝对执行命令、当机立断、意志统一，因而最低限度的讨论和谈论，最低限度的委员制，最大限度的一长制。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组织的成分不是内部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不是由自身去执行全部决定的，所以军队是依靠惩罚制度的，正是在这一领域惩罚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

在士兵是从那些本身同战争无利害关系的分子中招募来的情况下，在战争是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惩罚因素必然特别强有力。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样。但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下，强制和惩罚因素也起着巨大作用，非纯无产阶级分子的百分比愈大，无产阶级中间不觉悟或半觉悟的分子的百分比愈大，这种作用也就愈大[4]。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军事化”[5]——首先是在军队组织中乃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工人阶级组织农民的方法。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典型形式——苏维埃国家体系——处于危急状态，所以非常明显，它应当具有军事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这就是说，管理的事务机构应予压缩，由广泛的委员制改成有限的、以最节约的方式分配工人中现有的全部组织者和行政人员。

在濒临经济崩溃危险的情况下，必然以强化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这种危险是由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经济穷竭造成的。由于无产阶级任务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在这里经济机构的基本组织已经充满工人管理人员，在这里工人组织已经成为这些机构的基础、核心，所以这里完全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机构实行改组，方向是减少委员制，而在某些场合（在个别工厂等等）实行一长制管理。一长制并非削减阶级的权力，也不是削减其组织作用。这是无产阶级管理工业的紧凑的、压缩的形式，适合于快速工作、即工作的“军事”速度条件的形式。在技术上，这种形式要完善得多，因为它的作用不在于摧毁旧的，或仅仅保障新关系的统治，或教育群众，这里的重心恰恰在于建立事务机构，在于准确地稳步进行工作。革命解决这一任务是在普遍建立无产阶级行政机构的基础之后。在这里注意力的中心已不必集中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阵地问题——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这里的重心不是根本改变生产关系，而在于寻找能保证有最高办事效率的管理形式，自下而上的广泛选举制原则（通常甚至是由各工厂的工人进行的）被根据候选人的技术和行政工龄、专门知识、坚强果断状况进行仔细挑选的原则所取替，领导工厂管理的是负责人员——工人或专家工程师。但他们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机关挑选和任命的，他们也由工人组织提出和推荐。在这种体系下，任何工程师除了执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职能以外，不能执行别的任何职能。

无产阶级管理工业的这种形式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和合适的；它的首要前提是业已形成的苏维埃政权的稳固，业已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某种社会平衡。这种体系在变革的最初阶段，在破坏旧联系和掌握生产单位的阶段是不可能的和不合适的。这一点必须予以特别强调[6]。

这里还需要提出一个同已经分析过的问题有联系的问题，这就是管理方法同管理的培训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全部苏维埃体系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吸收最广大的群众直接参加管理。在我们谈到国家机构的经济组织的时候，事情同样如此。在最初阶段，培训的职能是同管理本身的职能融合在一起的，也不可能不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者和技术知识分子那时在反对无产阶级，工人还没有行政管理经验，但他们的双肩要承担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先进无产者边管理边学习，边学习边管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已经广泛实行的委员制体系这个形式正好合适。这与其说是管理，不如说是学习管理的学校。但是，显而易见，不应把需要当作美德。在以后的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阵地巩固了，也由于造就了内行的工业管理的坚强骨干，管理的基础已是从工人中挑选出来的行政人员阶层；另一方面，技术知识分子像浪子回头一样，回到了生产过程中来——所以管理的职能同学习这种管理的职能分开了，已不是用管理本身不断发生的错误作代价去学习管理了，愈来愈多的群众在特殊的机构用比过去的阶段所能采用的要系统得多的特殊方法和手段去接触和学习工业行政管理[7]。

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的可能进程如何？由于经济上的尖锐危机（穷竭的危机）行将过去，由于将积聚起愈来愈多的能够管理和善于管理的人才，因此不再需要极端的军事管理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具有毫无疑义的优越性，但也有由强制纪律所造成的某些巨大的缺点。在需要果断迅速行动的条件下，这是绝对必要的，这时候它的缺点为它的优点所掩盖。然而，一旦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发达的”管理体系的新阶段就取代了它，这个新阶段决不是过去走过的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前两个阶段的合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阶段是正题，第二个阶段是反题，而第三个阶段是把它们联结到某种高级的统一体之中。发展当然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随着国家政权和人与人相互关系上的任何强制规定的消亡，共产主义的人类将创造出“对物的管理”的最高形式，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委员制或一长制问题本身都将消失，因为未来的人们将做统计计算所得出的无情结论所要求做的事，对人的管理将永远消失。

[1]请比较尼·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例如请比较泰罗制。

[3]因此，当奥托·诺伊拉特说“Ausschüsse”（“委员会”或“理事会”）就其结构而言不适于纯事务性的生产职能时他是正确的（另见弗·奥伦堡前引书）。但是所有这些“批评家”都根本不懂——或者佯装不懂——这些过渡形式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必要意义，工程师海尔曼·贝克（前引书）正确地提出了问题。

[4]如果民兵制是指理想的民兵制，在这里大家都像乐队成员听从指挥的指挥棒那样自愿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那么恩格斯的话对它就完全适用了：“只有以共产主义方式建立起来的有教养的社会，才能十分接近民兵制度，但即使这样也还不能完全达到。”（转引自弗·梅林：《马克思传》，彼得堡国家出版社1920年版，第24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卷第21页））

[5]实际上“军事化”之类的名词在这里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无论无产阶级国家的军事组织还是军事形式的工业组织，在这里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红色军国主义”实在是一种不纯正的词组。但是语言的贫乏和“习惯”迫使我们使用“军事化”这个名词。（加上：反对市侩的（“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

[6]因此，例如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生活的相应时期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其他国家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相应时期来说则是绝对不适用的。在这里我们无法细谈这种管理体系，谨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参看下列资料：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经济生活》1920年3月下半月和4月上半月；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

[7]在俄国，托洛茨基同志第一个提出了这种思想。海尔曼·贝克工程师出色地表述了这一点：“多数人的会议是不能作出决定的，至少在关系到错综复杂及决定的结果非常重要的经济生活时是这样。首先必须再一次指出，企业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地干涉企业的技术和经济管理过程，正如议会不应不断地干涉国家管理机关的日常事务一样。企业的管理绝对不能由委员会和评议会来掌握，而应由负责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个人来领导……所有这些集体机关的作用仅仅在于制定企业的规章，规定生产领导的方向和精神，经常监督企业领导的活动……而委员会和评议会的第二个重要职能是选拔配备企业的领导”（《社会化是一个组织任务》第52页）。而在一个地方写道：“只有固执己见的人才会否认工厂委员会和工人评议会是政治组织的有价值的新创造，尽管它们现在经常沦为无益的清谈俱乐部……恰恰应当防止因某一组织形式在最初发展阶段的不成熟而忽视其真正内核”（前言，第8页）。尽管这么说，但贝克本人远远没有理解转变过程不同阶段的特点。他的组织计划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这一计划就其结构而论，是绝对不适用于作者为它规定的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