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客观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和历史辩证的方法。2．生产体系的平衡假设。3．这些观点在过渡时期的变态：使用价值的非生产性获得，缺乏正常的再生产，等等；缺乏平衡。4．商品。5．价值。6．价格。7．工资和利润。8．经济思维的“自然化”。

在分析过渡时期经济时涉及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形式和范畴。这种分析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这里不存在稳定的东西。如果一般地说当前状态的科学研究的是流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本质”，那么由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正是在过渡时期中，“形成”的范畴取代了存在的范畴。流动性、可变性、运动——过渡时期比巩固的生产体系内“正常”发展着的关系更具有这些特点。因此，在我们面前就产生一个问题，马克思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方法论上的方法和“思维范畴”是否适用，它们在现在，在摧毁资本主义和奠定新的社会基础的时代是否适用。

实际上，“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并利用这种抽象力的时候，马克思创造了完整的概念体系，认识活的经济现实的工具体系。不仅在天才人物的手中，而且在以后的经济生活现象研究者——不是辩护士和诽谤者，而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者——的手中，这些概念都是科学地掌握经济过程的极其重要的手段。科学地掌握经济过程，意味着在其发展中理解它，在现象的产生、进化和消失中理解每一个现象，并且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去理解——在这种科学掌握的情况下，马克思所明确表述的概念就能“非常可靠地”起作用。理论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经济理论的整个大厦的基石，全部体系的基本概念是商品、价值、价格这些概念。

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响了，剥夺者在被剥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已走向对自身的否定。共产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动摇着整个经济体系，亵渎地摧毁资本主义的“永恒”殿堂，经济上的巨大进展、巨大变动的过程开始了，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的改造过程开始了。新和旧交错在一起，新同旧在斗争，有时是战胜旧的，有时则无力地后退。我们必须从认识上掌握这一复杂的过程，而在这里不得不一再地求助于抽象力[3]。

当我们第一次认真地试图真正科学地掌握我们称之为过渡时期经济的那种极不安静的具体的东西时，我们发现理论经济学的旧概念刹那间拒绝服务。我们看到奇怪的矛盾：政治经济学的旧范畴仍然是实际概括不断变化着的活的经济现实的形式；与此同时，这些范畴没有任何可能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进去，即摆脱庸俗的思维，在整体上和在发展中理解经济生活的过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商品、价格、工资、利润等范畴乃是基本关系的观念形态说法，在现实中，这些基本关系既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它们不存在同时又似乎存在，它们存在，似乎又不存在，它们是某种奇怪的、虚幻的现实存在和现实的虚幻存在，就像古老的斯拉夫观念中的死人的灵魂或虔诚的基督教中的多神教的神灵。因此，马克思在相应的生产关系的非常现实的存在的基础上清清楚楚地说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过考验的旧工具开始失效了，而在实际生活中，它们还继续被不加分析地看作真正理解经济生活现象的手段。[4]

现在理论上应用这些范畴的前提，是对其历史局限性有充分的理解，理解其作用的范围，理解在跳到完全不同的轨道上去的经济关系下其应用的条件、含义和限度。因此我们面临的是：第一，分析理论经济学的起点、“方法论”，查明其基本概念的作用；第二，考察在过渡经济体系中产生的它们的变态和对它们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区分出三个特点：客观的社会观点、物质生产的观点，最后，问题的辩证历史提法。

客观的社会观点确认社会比单个的经济主体——个人占首要地位。它不把个人看作是一个“原子”，一个孤立的鲁滨逊，而是社会体系（“社会体系”、“社会形态”——这一切如除去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概念就都不够具体。） 的一部分。“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5]

物质生产的观点确认生产重于消费和总的说重于全部经济生活。第一个（客观的、社会的）观点，如数学家所说的，是必要的，但对说明整个方法决不是充分的。社会是作为某种稳定的体系而存在的。这一体系存在的物质条件是什么？“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6]社会的存在是受社会的生产所制约的，这种生产具有“明确的社会性质”。社会本身首先被看作“生产的机体”，而经济则被看作“生产的过程”。生产活动决定消费活动，作为社会存在基本条件的生产是既定的因素[7]。

辩证历史的方法（辩证法包含历史性。）是从社会的特殊历史形式中去观察社会的，而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则从它们的具体表现中加以考察，把它们看作一定社会形态的规律，这些规律只在该社会形态的历史界限内发生作用[8]。因此，经济范畴也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9]。它们决不像资产阶级科学所断定的那样具有永恒的性质，资产阶级科学之所以要使它们永世长存，是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世长存[10]。

除了马克思方法的这些基本特点以外，还必须指出方法论上的一种方法，它可以有条件地叫做平衡的假设。鉴于这种方法极端重要，而通常对马克思学说的阐述中对此又不理解，所以需要特别详细地谈谈。

马克思从理论上掌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系，是从这个体系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体系既然存在，那就是说不管它是好是坏，社会需要总会得到满足（对。比较前面不确切的地方。），至少人们不仅不会死亡，而且还能生存、活动和繁殖。在社会分工——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此为前提的——的社会里，这就是说整个体系应有一定的平衡。要生产必要数量的煤、铁、机器、印花布、麻布、粮食、糖和靴子等等，要生产这些东西，就要相应地花费必要数量的人的活劳动，拥有必要数量的生产资料。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偏离和摇摆，整个体系在扩大，在复杂化，在发展，处于不断的运动和摇摆之中，但是总的说来，处于˅（˅近乎，大概，多半，从长远看。）平衡状态[11]。

找到这种平衡的规律，也就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为科学体系的理论经济学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条件下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产物。

“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12]

这里可以简短而清楚地看到解决基本问题——价值问题的全部方法。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看一看《资本论》的整个结构，我们就会看到，分析是从巩固的、稳定的平衡体系开始的，逐渐加入复杂的因素，体系开始摇摆，它变成活动的了。然而，这些摇摆并未失去其规律性，尽管平衡遭到了最激剧的破坏（危机），但作为整体的体系仍然保存着；通过平衡的破坏建立起新的平衡，可以说更高一级的平衡。只有懂得了平衡规律，才能继续前进并提出体系的摇摆问题，不是把危机本身看作平衡的终止，而是看作平衡的破坏，并且必须寻找这种运动的规律，不仅知道平衡是怎么被破坏的，而且知道平衡是怎么重新恢复的。危机并没有越出体系的摇摆范围。在考察接近结束的时候，这一体系在运动，摇摆，但通过这些运动和摇摆，一次又一次地恢复平衡。价值规律是简单的商品生产体系的平衡规律。生产价格规律是变形的商品体系，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规律。市场价格规律是这一体系的摇摆规律。竞争规律是被破坏的平衡不断恢复的规律。危机规律是定期使体系失去平衡和恢复平衡的规律。

马克思经常是这样提问题的：出现平衡，为什么能够出现？平衡被破坏——它是如何恢复的？这也就是平衡的假设，是在不提出平衡可能不恢复和体系可能灭亡问题这一典型情况下对整个体系的考察[13]。

从平衡的角度（这非常好。但是说“一定比例的必要性”是不是比说“从平衡的角度”确切一些？是确切一些，正确一些，因为前者是客观的，而后者却为哲学上从唯物主义倒向唯心主义的动摇打开了方便之门。）观察社会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盲目的社会制度，当然同harmonia praestabilitata[14]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是从这一制度的存在这一事实及其发展这一事实出发的。后一种情况要求这种平衡的类型是动的平衡，而不是静的平衡。

这就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关于这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瓦解时期和对无产阶级统治时期的“意义”的问题。

社会客观的方法是必须遵守的，也无需作任何限制。实际上，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主体的动因及其行动都取决于社会环境，即使他是个体的商品生产者。任务就是要分析社会体系的改造情况。在这里：（1）集体的、集合的、自觉的经济主体——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全部所属机关在发展；（2）由于保留着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体系，所以也保留着市场的非理性的盲目“命运”，即仍然保留着社会自发势力（正是如此！），但它已日益受定形的、有社会自觉性的中央的调节影响；（3）最后，既然存在着瓦解社会联系的成分（例如，形成闭塞的自然经济单位），所以，一方面它们的活动受经济环境的“掣肘”×（瓦解成分受到了掣肘……哎！×为什么不通俗一些：“它们受到了限制？”啊，学院主义！啊，伪古典主义！啊，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它们的内部改组是社会变革的函数）；另一方面，它们日益被吸收到建设过程中去，经常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经济组织的系统影响（劳动义务制、各种各样的实物赋税等等）。这样，即使个别成分脱离了社会生产过程，但它们仍然处于接受经常影响的范围之内，人们仍然从社会生产体系的观点去考察#[15]它们，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它们作为社会吸收的对象，作为新社会制度潜在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用语不当。“波格丹诺夫的”术语错误露出来了：主观主义，唯我主义。问题不在于谁“考察”，对谁“有意思”，而在于不取决于人们的意识。）

然而，尽管客观的社会方法仍然起作用，但这种方法却具有另一种逻辑音调。在分析商品资本主义类型的社会结构时，一切规律性都带有自发的规律性的性质，“盲目”力量的性质，因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非理性的。在分析过渡时期结构时，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里的社会经济过程正在日益合理化。（“方法具有另一种音调。”布哈林学会了一种愚蠢的音调。这里不是“音调”，也不是“逻辑”，而是物质的东西。）

物质生产观点总的说来（总的说来→？）也是必须遵守的。然而，它（②不是“它”，不是“观点”。）在发生重要改变并受到限制。

第一，生产过程本身的长短并不是a priori[16]规定了的。准确点说，在社会发展的“正常”时期，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事先规定的，并预定在这一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断更新生产要素，而在过渡时期，在整个社会劳动机构受到震动的情况下，再生产过程是成问题的。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怎么能够进行生产”，而是“能否进行生产”？同样，从生产力的角度，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在正常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理论见解的隐蔽的前提，那么这里的、问题便既涉及保持其固定不变状态的可能性，也涉及其崩溃的可能性。

第二，生产过程可能会大大缩短，有些地方还会中断。既然社会没有死亡，这就由其他方法来补偿：（1）比较经济地分配以前的（纯资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中的剩余——这里消费过程脱离了生产过程，变得同后者不可比了；（2）从农村强制（不对。过去资产阶级通过法庭、收税人等实行“强制”（比较马克思关于法兰西的论述[17]，而不仅仅是关于俄国的论述）。现在无产阶级更直接一些实行强制。作者忘记了“社会阶级”关系）取得农产品（这里与“正常”情况不同的地方，在于这种取得的方法只有一部分是直接以经济手段为基础的，因此进入再生产周期的只有“国民经济”的一半）；（3）以非生产性方法取得产品（战利品、供应仓库的转手，等等）。

第三，由于生产过程脱离了消费过程，所以，甚至在保持自由市场的地方，消费的动机就在现象的表面（不仅仅是“表面”，也不仅仅是“现象”。）突出出来了。

辩证历史的方法不仅不应受到限制，而且相反地，应当提升到第一位。正在形成的新关系的形式，它们同旧关系的相互交错，有时是异常奇妙的结合——所有这些使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成为sui generis[18]综合体。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提出形式经常变化的原则，提出过程可认识的原则的辩证历史观点（这句话非常清楚地说明，在被波格丹诺夫的折中主义毒化了的作者看来，辩证“观点”只不过是许多同等“观点”之一。不对！），在于分析各社会阶层，简直像地质层系那样异常迅速变动的时代时，理应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相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平衡假说是无效的（？？＞）。应该把平衡看作是体系应达到（如果它将存在的话），但也可能达不到的一种状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在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附带加一句，在体系的人员之间）都不存在比例关系。因此，把适用于平衡状态的范畴、概念和规律移用于过渡时期，是根本不正确的。可以反驳这一点说，既然社会没有死亡，那就存在平衡。然而，这种说法只有在我们考察的那段时期是一个极长的过程的情况下才会是正确的。没有平衡，社会是不能长期存在的，是要死亡的，但是这同一社会体系能够在短期内处于“不正常”状态，即不平衡状态。在这种场合，某种相对的平衡#（正是如此！但它永远是相对的。#由此清楚地看出，“平衡假说是无效的”这句话是无效的。）是以部分地破坏这一体系本身为代价换取来的（因为我们没有非生产性补偿，并且有也不能a la longue[19]）。

因此，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变态的共同特点可以表述如下：在分析过渡时期时许多方法论上的简单化都是不能允许的，这种简单化在稳定的生产体系的条件下则是适当的和允许的。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该经济形式怎么能存在，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如何。

在过渡时期问题的提法变成：在一定的时刻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如何，它在这种条件下能存在多久，怎么可能进行生产的；是否可能建立平衡；在建立平衡的情况下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相反的情况下又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关系起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运动的规律如何，等等。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概念，以便弄清它们在所考察时期内的适用程度。因为“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这是一个准确、简单、明白、不矫揉造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布哈林的折中主义和这是多么不同啊！）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0]。如果我们确定了同这些范畴相适应的实际关系存在的基本条件，那么我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些范畴的适用范围。

商品。这一范畴首先是以社会分工或其分裂及因此造成的缺乏经济过程的自觉调节者为前提的。商品使用价值的不同表现了社会分工，其价值表现了没有自觉调节者的体系的各部分之间的普遍的劳动联系。为了使某种产品或一样东西成为商品，还不一定要有稳固的社会联系，例如在所谓“偶然”交易中，在这里，常常是第一次建立社会联系（在少有的探险中的海外商人、少有的殖民地商品、“Raubhandel”[21]，等等）。[22]然而，在所有这些场合，商品都不是普遍的形式。这里没有作为社会结构类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这里甚至可以不存在统一的社会（例如早期的殖民地交易）。只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存在着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社会联系，商品才会成为普遍的范畴。（对！）因此，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产品（不确切：不是变成“产品”，而是别的什么。例如变成不经过市场而供给社会消费的产品。）而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

价值是在我们拥有正规的商品生产的时候出现的。这里必须有通过交换建立的无政府＃联系的经常形式（这些词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偶然的形式。这里也必须有平衡状态。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无政府[23]体系的平衡规律。从这个观点看来，象牙同串珠的交换（这里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交换实际上就是欺骗）显然不是价值的交换。并不是任何一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如小孩子们交换笔，或无产阶级国家实行城乡间的产品交换）；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次商品交换都是价值的交换（如“自由市场”上按“荒谬的”价格进行的交换并不是价值的交换，虽然它是商品的交换）。由此可见，价值这一处于平衡状态的商品资本主义体系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那里也不存在））平衡[24]。（对！）

一般地说，价格是价值关系的表现。但不是永远如此。前者可分为三种情况：（1）价值在量上同价格相符（简单商品体系的静的平衡）；（2）价值在量上不相符（典型情况）；（3）价格是本身并不具有价值的商品所固有的派生的量（例如作为资本化的地租的土地价格）。需要把价格不依据价值关系情况下的虚假形式同上述三种情况区别开来，这里，价格完全脱离了价值。由此可见，在过渡时期虚假形式的状态必然会接近于典型的状态。

这一现象本身又同货币体系的崩溃联系着。货币是联结整个发达的商品生产体系的物的和社会的纽带、枢纽。显而易见，在过渡时期，在消灭商品体系本身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货币的“自我否定”过程。首先，它表现在所谓“货币的贬值”上；其次，表现在纸币的分配脱离产品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脱离纸币的分配，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动的约定的——并且是极不完善的——符号。

工资变成没有内容的虚假的值。既然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雇佣劳动也就消失了，在已经社会化的生产中是不存在雇佣劳动的。而既然不存在雇佣劳动，那么也就没有作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价格的工资。工资只留下它的外壳——货币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将同货币体系一起自行消灭。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工人”领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对！而且说得很好，不矫揉造作。应该发扬这一点（去掉几十页的各种“观点”）。）。

既然我们说的是新的生产周期，那么利润范畴以及剩余价值范畴就都同样消失了。然而，在“自由市场”还存在、投机活动还存在等等情况下，还有投机利润，这种利润的运动规律同正常资本主义体系下不同。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商人的垄断地位，这种地位能为他从其他领域吸取大批产品。（对！）

一般说来，过渡时期的基本趋势之一是冲破商品拜物教的外壳，相应的意识形态范畴随着社会自然经济关系体系的发展而消失。既然如此，经济过程的理论就有必要转向自然经济思维，也就是说把社会及其各个部分当作自然形态中的各种因素的体系来观察。

[1]这一章是以我的朋友尤·皮达可夫同志的手稿为基础写就的。我们本想共同写作，但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实际任务使皮达可夫同志放弃了这一工作并破坏了其整个计划。这一章我只好按照全书的提纲作部分删节，部分补充，部分改写。皮达可夫同志的文本有许多地方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但是，即使是本章加工过的部分，基本的东西仍然是属于他的。——尼·布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XVI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06页）。

[3]当然不能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不需要利用经验材料。恰恰相反。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批判》狄茨出版社第2版第XXXVI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03页〕）还请比较尼·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1919年版第14页。

[4]这也表现于我们的实际经济著作上。我们随便举最严肃的出版物《国民经济》的一期，1919年第5期来说。先讲И. Д. 米海伊洛夫的文章《铁路运输》。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数字：“总收入”、“经营开支”、“人员薪金支出”、“每俄里经营开支”，最后还有“纯收入或赤字”。引用的全部数字都是卢布的数额，并向读者提供同1910—1918年，甚至同1919年上半年的比较。接着作者认真而顽强地计算1913、1914、1915、1916、1917、1918年每一普特的“成本”（也是用卢布计算）。在做了这些算术练习之后，他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运输成本在四年中增加了五十多倍。”所有这些计算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卢布的汇率”所完成的跳跃比马克思写的拜物教一章中的商品或招魂术者的桌子更为稀奇古怪。我们能不能把卢布当作计量的单位？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市场的调节作用消失，那么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然而，市场并没有完全消失：部分存在着“自由市场”和“自由价格”，部分“固定价格”，部分资源“无偿”取得。但这还不够。如果许多东西根本不能得到额外的数量，也就是说，如果货币的值变得毫无内容，那么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文章的作者甚至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而这不是唯一的现象，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殊的庸俗化的典型例子。

[5]卡·马克思：《导言》，第XIII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87页）。

[6]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列宁校订的译本，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4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68页）。

[7]例如，请比较《资本论》第1卷第29页：“不论什么样的形式”等等。

[8]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伟大革命作用就在于此：“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致库格曼书信集》第44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69页））

[9]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俄译者李沃维奇，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XX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43页）。

[10]关于上述方法论原理详见我的著作《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

[11]见恩格斯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序言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争，上引版本第Ⅺ页。

[12]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43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368页）。

[13]请注意《资本论》（第1卷第320—321页，斯杰潘诺夫和巴扎罗夫译）中下列极其有意思的地方：“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接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393—394页）这些话包含了in nuce（萌芽状态）的马克思的全部商品经济理论，并且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所有考察中悄悄提出来的平衡原则起什么样的作用。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本人顺便指出了自己的这一科学的方法：“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下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资本论》第3卷第16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12页））这也就意味着从平衡的状态考察社会经济。

[14]前定协谐和。这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戈·威·莱布尼茨使用的一个神学概念。——译者注

[15]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8）是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16]事先。——译者注

[17]这里指的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卷第98页。——译者注

[18]一种。——译者注

[19]长久。——译者注

[20]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里。那里这一思想还有另一种表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108—109页）

[21]掠夺贸易。——译者注

[22]马克思（在《批判》导言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12页））把生产关系同派生的（abgeleitete）生产关系区别开来。现在说的就是后者的形成。

[23]“无政府”一词被列宁用××删掉了。——译者注

[24]列宁把这句改成：“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和平衡正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