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

1．暴力和强制及其同经济的相互关系。2．过渡时期中的暴力。3．国家政权是集中的暴力。4．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意义。5．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暴力和强制。6．强制是劳动人民自我组织的表现。7．强制的消亡。

在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即在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规律性的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纯经济”范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sanft）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1]毫无疑问，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暴力和强制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把暴力看作历史的基点的理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发展的[2]。另一方面，有一系列相反的理论是建立在否定暴力上面的，这些理论不过是不愿看到顽强地要求得到解释的、经验所提供的许多现象和事实。马克思主义不能“拒绝思考”实际提供的作为巨大的历史因素的东西，英国掠夺公社土地和原始积累时期、古代埃及大规模的奴隶强制劳动、殖民战争、“大暴动”和“光荣革命”、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军——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难道不都是同强制问题联系着的吗？当然是联系着的。庸俗的研究者会满足于把一切都归结到一个标题之下。辩证方法论者应当按照历史的前后关系、它们同整体的联系、它们的特点、它们的（有时是实质上完全对立的）职能意义去分析这些形式。

社会暴力和强制（而我们说的仅限于此）同经济有两种关系：第一，它是作为这种经济的函数出现的；第二，它本身又影响经济生活。在起后一种作用时，它可以朝两个方向发生影响：或者它沿着客观发展着的经济关系的路线进行——这时它就会满足业已成熟的社会要求，加速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进步形式；或者它同这种发展相抵触——这时它就延缓发展，成为发展的“桎梏”，并且按照一般规律，它必然让位于带有另一种数学符号（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强制形式[3]。在“危机时代”暴力的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战争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这两种火车头都是暴力的形式——并且是其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在谈到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马克思写道：“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注意“定义”妙极。），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范畴”或因素不是确切一些吗？（暴力是力，俄语这样说不好。））。”[4]

在一种生产结构取代另一种生产结构的过渡时期，革命暴力是助产婆。这种革命暴力应当摧毁社会发展的桎梏，即一方面摧毁已成为反革命要素的旧式的“集中的暴力”、旧国家和旧的生产关系形式；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暴力应当积极帮助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建立新式的“集中的暴力”、新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起经济变革的杠杆作用，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5]。因此，一方面，暴力起破坏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联合、组织、建设的力量。“超经济”力量实际上是“Ökonomische Potenz”[6]，这种“超经济”力量愈大，过渡时期的“耗费”也就愈小（当然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过渡时期就愈短，就能愈快地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平衡，而生产力的曲线就能愈快地开始上升。这种力量并不是某种超经验的神秘的东西，它是正在完成变革的这一阶级的力量，是它的社会力量。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力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这一阶级的组织程度（应该加上：1．取决于数量；2．取决于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3．取决于同劳动群众的联系；4．取决于它的组织性。）。而当革命阶级集中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它是最有组织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政权是“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国家政权是经济变革的最强大的杠杆的缘故。

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革命的阶级、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国家，是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和创造新的经济关系的要素。“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7]由于这种政权是对付资产阶级的“集中的暴力”，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所以这是一种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它把生产中的物质骨骼转交给无产阶级支配，并逐步把生产中非无产阶级的生产人员安置到新的社会生产联系的体系中去（非常好！）。另一方面，这种“集中的暴力”也部分适用于内部，是劳动者实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对！！）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强制的两个方面：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强制和对无产阶级自身以及接近它的社会集团的强制。

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会受到下列各方的反抗：（1）寄生阶层（过去的地主、各种各样的食利者、同生产过程很少关联的资产者企业家）、商业资本家、投机商、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2）从上述阶层中招募来的不从事生产的行政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官僚、将军、主教等等）；（3）资产阶级的企业主组织者和经理（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组织者、工业界的“实干家”、大工程师、同资本主义世界有直接联系的发明家等等）；（4）熟练的官僚——文职的、武职的和教会的；（5）技术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多数是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动物学家、医生、教授、律师，记者、教师等等）；（6）军官；（7）富裕的大农；（8）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及部分小资产阶级；（9）僧侣，甚至普通僧侣。

所有这些阶层、阶级和集团，都必然（对！）在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的政治领导和将军们的军事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需要击退这些进攻，使敌人瓦解，对他们的另一些斗争方法（怠工）需要实行镇压，等等。只有“集中的暴力”能做到这一切。随着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随着其力量日益凝集在社会革命能量的基本结晶体——无产阶级专政周围（无产阶级力量凝集在无产阶级专政周围——不能这样说），敌对阵营里经济上有用的非寄生集团的旧心理也开始出现迅速瓦解的过程。需要查明这些人的人数，把他们集合起来，安排到新的位置上去，放到（对！）新的劳动领域中去。而只有无产阶级国家的起强制作用的组织，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组织能加速吸收这些对新制度也有用的成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的过程。不言而喻，没有强制性的压力就不可能多少有计划地、合乎社会需要地吸取这些力量。因为还存在于这类人头脑中的旧心理残余——部分是个人主义心理，部分是反无产阶级心理，使他们把合乎社会需要的计划看作对“自由人”的权利的严重破坏。（对！）因此，国家的外部强制在这里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发展过程中，在对这些阶层不断进行再教育（说得很恰当）的情况下，随着他们阶级的变形，变成普通的社会工作者，强制因素才会愈来愈少。显而易见，一个集团在资本主义等级体系中地位愈高，心理上的再教育过程也就愈为困难、愈为痛苦，对那些其生活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和方法有最紧密联系的社会集团进行社会改造尤为困难。革命初期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斗争，使他们处于能够做有利于社会的工作的条件之下，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合理地安排这些力量，对他们采取视其心理状态不同而分别对待的正确政策——归根到底，做到所有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批准”保卫im Werden[8]共产主义社会的“集中的暴力”。（成长中的）

然而，强制不仅用于过去的统治阶级和接近它的集团。在过渡时期，它也——以另一种形式——用于劳动者本身，用于统治阶级本身（对！）。对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进行极其详细的分析。

在过渡时期，不能以阶级的完全单一性作为先决条件（问题不在于“先决条件”（这是理想的），而在于物质方面：没有这样的完全单一性。）来限制对问题的分析。在研究资本主义机制的抽象规律时，不必探讨各阶级内部的分子运动和这些“实际总和”间的细微差别。在那里，作为某种整体的东西，它们是比较单一的。把这种观点——在对“纯粹资本主义”作抽象的理论分析时，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用来分析形式不停地变化的，具有所谓原则动态的过渡时期，那将是（方法论上）[9]的极大错误（对！）。不仅阶级间的机制，而且阶级内部的机制都必须予以注意。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都是极其善变的东西，在“危机时代”其变动性尤其大[10]。

马克思说过，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其自身的本性。在社会斗争进程中事情同样如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过程就在于此。如果从阶级内部存在着许多阶层这个观点来观察这一过程，那么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中下层不断接近其先锋队（非常好！）的过程，这也就是使“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忏悔的老爷[11]对“人民”的看法是in concreto[12]把每一个“下层阶级”的成员理想化。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依据的是实际存在的事实。

无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去实行统治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这个阶级是纯粹的，其每一个成员都是理想的平均数。无产阶级先锋队积极率领其他人（对！）。它是一个觉悟的、深思熟虑后行动的、善于组织的整体。它把表同情的中间阶层吸引过来，这个阶层本能地“同情”变革，但不能清楚地说明目标，确切地指出道路。在发展过程中，在先锋队和这一极其广泛的阶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地，一批批新的力量不断地被吸收到先进阶层中来。这个过程也就是使阶级成为阶级的那种内部的结合。在表同情的中间阶层之后有漠不关心的阶层，然后还有所谓“损人利己”的阶层。然而，教育过程也包括这些阶层：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发展，人数在增加，吸收愈来愈多的本阶级的各阶层，而这个阶级也愈来愈成为“自为的阶级”。

如果我们稍稍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大致这么一些集团：工业无产阶级的核心，即同农村脱离联系的、典型的、长期从事工业的工人阶级的核心，工人贵族，有时同资本的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美国、德国、英国的熟练工人，几乎所有国家的印刷工人，等等）；定期进入和脱离工业领域的季节工人；拥有私有财产（小房子，有时还有土地，等等）的工人，同农村有联系、有时经营农业的工人；在战时成为工人而未经资本主义训练，往往来自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工人；由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政治特征选拔出来的工人（例如铁路工人中间的某些阶层）；农业工人、纯雇农和半雇农，等等，等等。结果，出现一幅工人阶级中各个不同种类的人物的“生活”（正是这样！）以及他们的社会“意识”的五彩缤纷的图画。显然，在这些集团中也有完全被资本主义腐蚀了的（对！）集团，它们带着非常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和“损人利己”的欲念。但是，甚至工人阶级中的比较广泛的阶层也都带有商品资本主义的印记。因此，强制性的纪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内部的、自愿的纪律愈少，即无产阶级内的某个阶层或某个集团愈缺乏革命性，就愈强烈地感觉到纪律的强制性质，甚至结合成变革的政党，即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自己的队伍里为自己规定这种强制性的纪律。这个先锋队的许多组成部分在这里不大感觉到这种纪律，因为这种纪律是同内在的动机一致的，但不管怎样，这种纪律是存在的[13]。但是它不是靠别的力量规定的，而是表现了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能全体的集体意志。

不言而喻，这种强制的因素在这里是工人阶级的自我强制，它是由定形的中央向不定形的和分散的外地发展的。这是把工人阶级各个部分联结起来的自觉的力量，它对某种人而言在主观上是一种外部压力，而对全体工人阶级而言在客观上是对其自我组织的促进。

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有“个人”的完全自由，将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任何外部准则，将会有无需强制的主动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没有任何主动精神，只有来自敌对阶级的强制。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的主动精神是同强制同时并存的，这种强制是作为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各个部分规定的。强制和主动精神之间的矛盾在这里表现了过渡时期本身的矛盾性质，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已经超出资本主义强制的框框，但尚未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者。（对！）

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新型的主要强制形式之一是消灭所谓“劳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自由”是这个社会为数众多的虚构之一，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迫使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自由”可归结如下：第一，为自己挑选老板的相对可能性（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辞职”和“被解雇”的可能性；第二，这种“自由”指的是工人自身间的竞争。后一种意义上的“劳动自由”早在资本主义时期已被工人组织部分制止。那时，工会把工人联合起来，把阶级的各个分散部分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起来，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变得更强有力，从而部分地消灭了工人相互间的竞争。工会提出工厂只招收工会会员的要求，它们用抵制（即采用暴力）去对付工贼这一资产阶级“劳动自由”的生动体现，等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关于“老板”的问题消失了，因为“剥夺者已被剥夺”；另一方面，无组织、不团结、个人主义、行会狭隘性、资本主义社会恶习的残余以对整个无产阶级的任务不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苏维埃专政、工人国家的任务和要求集中表现了这种整个无产阶级的任务。由于这些任务无论如何必须执行，所以很清楚，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正是为了工人阶级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国家分配劳动力的办法表明整个机构已有较高程度的组织性，整个无产阶级政权已较为巩固[14]。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以“整体利益”的名义来为强制辩护的，而事实上这是为了资本主义集团的利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强制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大多数人为这个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对！）。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唯一的一个完全没有私有者偏见的阶级。但是，它必须同有时人数众多的农民并肩行动。如果大农（富农）积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措施，那么无产阶级的“集中的暴力”就应给富农的旺代[15]以或大或小（“最”（而不是或大或小）。）的有力反击。但是中农群众，甚至部分贫农群众是不断动摇的（对！），他们仇恨资本家地主的剥削，这种仇恨把他们推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私有者（而在饥荒时期还有投机者）的感情又把他们推向反动派的怀抱。后者表现于反抗国家的粮食垄断、追求自由贸易（这就是投机活动）（对！）和追求投机活动（这就是自由贸易）、反抗劳动义务制和整个地反抗国家制止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形式。由于穷竭的城市在最初阶段无法为送往“公共炉灶”的粮食和贡赋支付等价物，这些刺激尤其明显。因此，在这里强制也是无条件的绝对必要的。

总之，对过去的资产阶级集团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强制是异己阶级所实行的强制，这个阶级同它所强制的对象进行着阶级斗争；对非富农的农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所实行的强制，就农民是私有者和投机者而言（对！），是一种阶级斗争，就农民不是剥削者，而是劳动者和资本主义的反对者而言，它则是从劳动上组织农民，团结、教育农民和吸引农民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手段；最后，对无产阶级本身来说，强制是工人阶级自己规定的组织方法，即加快强迫自我组织的方法。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即从大的历史范围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类的方法（正是！）。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同时也是各阶级的变形时代。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了不断的社会分解：它使农民分化，消灭“中等阶层”，使阶级矛盾达到最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专政在初期表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最惹人注目的分裂，而在建立某种平衡之后，又开始重新把人类集合到一块来（非常好！）。遭到失败、被击溃、被制服，变得贫困和习惯于体力劳动的过去的资产阶级，在接受思想上的改造和再教育。其一部分死于国内战争，但其活下来的那一部分已是另一种社会范畴了。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在总的潮流中最为稳定的农民终于也被纳入总的轨道，虽然缓慢，但确实无疑地在接受再教育。无产阶级自己也同样在“改造自己的面貌”。这样一来，阶级的专门特点在消失，作为阶级的各阶级开始解体，而向无产阶级靠拢。阶级的变形时期到来了。这种变形的杠杆是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集中的暴力，它在最终消灭任何暴力。作为阶级的最高表现，它在消灭任何阶级。作为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阶级的制度，它在为一切国家的死亡做准备工作。它在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的时候，同时也在消灭自身的存在。在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代替外部纪律的是正常的社会的人对劳动的单纯爱好，在这里，人们行为的外部准则失去了任何意义，任何形式的强制都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这一章很出色！）

[1]卡·马克思：《资本论》普及版，第1卷第64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782页）。

[2]杜林的著作就是这样，早期的作者中有龚帕洛维茨，现代作者中有弗兰茨·奥本海默。

[3]关于这一点见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1914年第8版第191—19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22页）。另见恩格斯：《暴力和经济》等（《暴力论》的第4部分，恩格斯逝世后不久由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

[4]马克思：《资本论》普及版，第1卷第680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819页）。

[5]考茨基和鲍威尔之流对“不管来自何方的暴力”都表示不满和反感。科学共产主义的创造者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例如恩格斯论杜林时就写道：“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听着！听着！——布哈林注）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19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23—224页］）。考茨基关于“残忍”和“人道”的议论不禁令人想起恩格斯论及“真正社会主义者”时的光辉语句：“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的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化，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这种怯懦的庸人特点也非常适用于党内关系。马克思说：“这些老太婆的特点是，他们想把所有真正的党派斗争都掩饰一下并且加一点糖。”（非常好！）（转引自梅林的《马克思传》第92—93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8—150页〕）这难道不正是后来“不偏不倚的”、“中立的”、“独立的”理论家们的真正形象吗？

[6]经济力。——译者注

[7]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73页）。

[8]“在过程中的”。列宁勾掉了这个词，代之以“成长中的”。——译者注

[9]括号是列宁加的。——译者注

[10]因此，考茨基及其一伙的观点是荒谬的，他们把革命看作是议会表决的做法，在这里事情是由数学的数字（一半居民+1）决定的。见尼·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第7—8期（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卷第220—244页）。

[11]“忏悔的老爷”指俄国解放运动民粹主义时代的人物，他们是封建家庭出身的儿女，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而“到民间去”。参看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德译者注

[12]具体地。——译者注

[13]在苏维埃俄国，根据党的倡议（？应该说：要根据党的倡议受到更大的……），共产党人犯了罪要比“普通人”受到更大的惩罚。

[14]俄国孟什维克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实行强制的哀号，同资本家关于工会破坏劳动自由的哀号完全一样，因为工会在罢工时布置纠察队，不让资本家利用工贼。众所周知，资本家集团的最无耻勾当正是在保卫劳动自由的口号下干出来的。（对！）

[15]旺代为法国的省名，18世纪末叶法国革命时，该省成为多年的反革命中心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