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经济的平衡体系。2.战争是对生产平衡的破坏。3.自最薄弱环节开始的体系的崩溃。4.共产主义革命的类型。5.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6.共产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殖民地。7.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形成及其联盟。8.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消亡。9.世界共产主义体系。
在战前,世界经济体系处于动的平衡状态,各国间的交换过程、国际间的资本运动(资本的输出和输入)、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用对世界经济及其组成要素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正常”过程的牢固纽带,把这个体系的各个部分联结起来。对于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规律,纯理论是在其抽象的形式中把它们当作抽象的、“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来分析的;同时,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它们在国家划分的领土范围内得到具体实现,这些规律首先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体系的自发规律。世界价格,从而“in der letzten Instanz”[1]作为它们调节者的世界社会劳动、世界竞争、世界市场,对世界平均利润率的追求,对统一的世界平均利率的追求,工资的拉平及使工资趋于一致的世界水平的趋势,这种世界趋势使劳动力从一国流向另一国,世界工业危机,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处于动的平衡,但又是在矛盾中发展着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事实的表现。
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1914—1918年战争的必然性,不仅仅由于这些原因(×)。)——它们都成了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状况——必然会引起世界性的战争。正如由于世界经济各部分之间的连锁联系使危机具有世界危机的性质,战争也必然会具有世界性大血战的性质。危机之所以蔓延开来,像波浪那样展延,是因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的平衡的破坏,必然像沿电报线传播那样,传到它的所有其他部分去。在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战争(1914—1918年的“战争”,而不是1911—1912年的“战争”。院士忽视了特殊的区别。),意味着一个地方的平衡遭到破坏,它必然会使整个体系受到巨大的震动,变成世界大战。世界经济联系的破裂意味着把它分解成许多小单位,而在这种破裂的条件下各参战国平行进行的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则最终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
这种崩溃是从哪些环节开始的呢?不言而喻,它恰恰应从组织上和资本主义方面最薄弱的环节开始[2]。
其实,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在战争成为具体事实的时候,世界经济内部各私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性,是由于生产关系内部的改组,改组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形式。因此,可以总的说,这些体系的稳定性是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水平成正比的。没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甚至在历史拨给它的这段时期内也活不下去。(对!)这种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联系着的稳定性,既包括生产方面,也包括(社会)[3]阶级方面。然而,只有当一般资本主义关系#(#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一般说来,作者经常忘记这一点)。)处于某种“成熟”阶段时,才可能产生国民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本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力越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组织和新资本主义垄断(注意)关系的总体越发达,这种形式就越完善。一个国家愈落后,愈是一个农业国,生产力愈不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愈薄弱,这种形式就愈不完善。(不是金融资本主义组织,而是金融资本下的资本主义组织。)但是,不仅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技术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巨大冲突中最稳定的体系应是拥有帝国主义战争所需要的最发达的技术(对!)的体系。这种技术具有决定性的军事意义。组织形式的完善部分地补偿了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在国家政权(它同资本的经济组织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中的集中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最薄弱的(不对:是从“中等薄弱的”开始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会什么也搞不成。)、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体系开始的[4]。
决不应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后顺序问题同这一革命类型的高低问题混为一谈。革命类型的高低取决于无产阶级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总体的比重。无产阶级的集中程度愈高,共产主义革命的类型就愈高,就愈难胜利,但也就愈容易建设[5]。我们已经看到,共产主义的组织前提是集中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化的劳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些前提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资产阶级力量特别强大的资本的“列强”中。另一方面,正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体系,其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特殊状态,这就给“伟大的”帝国主义体系创造了剥削殖民地的可能性。而在这一基础上又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帝国主义“祖国”和#(对!#应该说:工人阶级上层。)工人阶级之间暂时“利益一致”的可能性。这种“Interessengemeinschaft”[6]又大大地阻碍了以断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任何一致性为基础的革命进程。但是,只要革命成为既成事实,那么革命类型最高的是那些工人阶级占整个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生产资料最集中的国家。因为这两个因素,第一,提供了新社会的物质骨骼;第二,提供了新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能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俄国实现。在这里,国家机器在组织上最为薄弱;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刚刚粗具轮廓;总的说来是个农业国,它在技术上的薄弱造成了军事上的空前失败;国家机构是如此不稳固,使得无产阶级在各大的城市中心能够较为容易地把它推翻。但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容易取胜的原因就辩证地转变成产生巨大困难的根源了(对!)。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大量存在的同真正社会化劳动相对立的分散零碎的小私有者的劳动,这一切都是组织有计划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巨大障碍。革命之所以容易取得胜利,还由于追求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得到反对地主的农民的支持。但这些农民又是建设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时期中的最大阻力。
相反地,在德国革命要痛苦得多。在这里,资本主义国家所作的反抗要顽强得多,无产阶级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取得胜利要困难一些。尽管这里革命发生得要晚一些,但革命的类型却会高一些[7]。
因此,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观察革命过程,我们就可以得出下面一条总的原理:世界革命过程是从世界经济中发展水平最低的那部分体系开始的,那里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取得胜利,但新关系的形成却比较困难,爆发革命的速度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和革命类型的高度成反比。(×太冒险了:应该说“不是从最高的”——和“不是成正比的”。)
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束,不可能停止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停止它的崩溃,停止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在缔结和约以后,生产力还在继续下降。帝国主义者想用否定世界经济的办法来组织世界经济。战胜国想通过残酷的剥削摆脱困境,归根结底,这种剥削又会消除这种剥削的可能性自身。而世界竞争的魔鬼则对它们玩弄恶作剧,迫使它们相互斗争。于是,历史a posteriori[8]向帝国主义显示了其不幸的后果,这些后果以令人震惊的真面目突然出现在“战胜者”的面前[9]。
战时经济上的孤立和联系的破坏,这种状态在战后留下的后果,一环一环地加剧生产力的破坏过程,也加速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使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即使只在一个国家内也能大大加剧摧毁旧意识形态的过程,使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化”,而以前的全部发展已为此打好基础。世界无产阶级在头一批苏维埃共和国中拥有自己的掌握最大限度的社会的和物质力量的组织。因此,在正在瓦解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这些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新的结晶中心,吸引无产阶级力量的中心,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因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大踏步地走向灭亡,尽管它企图往自己的身上注入新的生命。生产力在下降。生产关系在瓦解,在爆炸。在各生产部门之间没有经济平衡,平衡的破坏采取越来越急剧的形式。也不存在社会[10]阶级的平衡,事情正发展为决定性的冲突。政治组织,准确点说,资产阶级国家正经历着危机,因为世界帝国主义没有能力执行绝对统一的、各个部分相同的政策。资本主义军队在瓦解。只要世界生产无政府状态及其表现——世界竞争——迫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接受它的盲目意志,那么,整个过程就愈来愈具有自发的瓦解性质。资本主义关系的自发性在其破坏的基础上造成一种预示末日临近的富有特色的不稳定状态。而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瓦解着的世界结构中,出现发展着的新型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原则上存在着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恢复社会的平衡。这恰恰是从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中汲取自身的补充力量的组织,是具有新的经济关系体系的无产阶级国家。瓦解着的旧的资本主义集团变得愈衰弱,这种国家就愈巩固。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自发过程的体现,因为这里的关系是完全没有调节的,不自觉的“市场”起着自觉的调节者的作用。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让世界联系仍然保持无组织状态,却用对经济关系的自觉调节来代替不自觉的过程,用资产阶级的阶级计划取代商品社会的自发规律。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瓦解的时代,重新放任这种自发力量,它同过去的商品自发力量不同之处是其运动的方向:过去这种自发力量是资本主义积聚和集中的杠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杠杆,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杠杆;现在这种自发势力则是使组织体系解体为一个个小单位的杠杆,并且在这种自发的解体过程中,只有在无产阶级国家里才可能有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和合理化过程,但已经建立在根本不同的基础之上了。旧体系的瓦解和解体,新体系的组成,这是过渡时期根本的和最普遍的规律。因此,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偏离,合力总是沿社会主义路线前进的。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它们的军事冲突中,在阶级(用词不当)战争中(旧军队在这里瓦解)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为整个发展过程使得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保持社会平衡。(非常好!)
资本主义体系瓦解的最大因素是帝国主义国家同它们的无数殖民地之间联系的瓦解。所谓“民族国家”在战前时期就已经是一种最纯粹的(不是最纯粹的虚构,而是一种不纯粹的形式。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表现在逻辑上(不是物质上)跃过了几个具体阶段。)虚构。事实上,实际存在着殖民政策的主体,即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是个复杂的体系,有坚强的核心和从属的外围,也存在着这一殖民政策的客体,它们都带着不同色彩和不同程度的从属性。正是在形成这些巨大的形体中,有组织的“超经济的”暴力起了巨大的作用,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暴力本身是一种经济力。“Machtpolitik”、“Armee und Flotte”[11]及帝国主义的其他魔力是组织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手段。国家的联合曾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联合归根到底是依靠武装力量的。因此,随着资本的国家政权的瓦解,必然会开始出现帝国主义体系的瓦解、殖民地的脱离、“列强”的分裂、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分立(作者忘记了:(1)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从民族国家中产生的;(2)“民族国家”也是在殖民地形成的。)。从社会力量斗争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殖民地起义、民族起义、小型民族战争,等等。当然,殖民地起义和民族革命(爱尔兰、印度、中国,等等)同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革命绝对不会有任何直接关系,它们的地区的和直接的意义决不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这里通常不起政治领导作用,因为它还很弱。尽管如此,这些殖民地起义和民族革命仍然作为组成部分加入伟大世界革命的过程(正是如此!),这个过程正在转动世界经济的整个车轴,因为客观上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崩溃的因素,这种崩溃使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易于取得胜利。
如果各国无产阶级是彼此孤立的,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在斗争过程中,所有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联结、联系、结合、联盟就是必不可免的了。即使对资产阶级来说,在过渡时期客观上也需要有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联盟:它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指望消除危机;它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抵抗无产阶级。因此,产生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尝试。然而,已开始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它的极端紊乱、新产生的大量摩擦都大大加强了分散的倾向,因而资产阶级正在崩溃。瓦解的自发力量超过了资产阶级的组织家的理性(非常好!)。对无产阶级来说,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由于无产阶级的部分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克服瓦解,所以,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国家体系联合的客观必然性。随着世界经济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随着重心向无产阶级国家及其联盟转移,世界经济的整个面貌也改变了。过去的殖民地和落后的农业国,虽然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但同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经济联系,它们逐渐被卷入社会主义体系,其形式略同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农民的农业被卷入这个体系。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在逐渐成长。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成长,资产阶级的反抗日益被削弱,最后,剩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综合体大概将连同其所有的组织in corpore[12]投降[13]。
但是,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已是对一般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的开始。只要资本主义集团的反抗在增强,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就必须增强。由于资本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是包括一系列无情的阶级战争——更不必说国内战争了——的整个时代,所以很清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消亡的。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世界性胜利,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增长曲线就开始急剧下降。因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将会结束,如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外部的强制规定开始消亡:首先消亡的是陆军和海军,这是最尖锐的对外强制工具;其次是惩罚和镇压机关、系统;然后(是不是相反呢:先是“然后”,再是“其次”,最后是“首先”?)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等等。不是按国家划分,而是按经济合理性原则分布的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巨大的能量储备,过去用于阶级斗争、战争、军国主义,克服危机、竞争,等等,现在用于生产劳动。阶级的变形、新一代的劳动教育和培养、整个生产过程的合理化,更进一步加速了生产力的增长。分配失去了强制的等价的“按劳”分配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和下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体系[14],自人类存在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所有各个部分都是和谐地建立起来的体系:它既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没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它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人与人的斗争,把整个人类联结成为统一的集体,这个集体将迅速地掌握不可胜数的自然财富。
积极地建设人类的未来和清楚地看到这个未来的无产阶级,可以用伟大的科学斗士的话来说:Novarum rerum mihi nasciturordo[15]。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一新制度。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抗拒的。
[1]“最终”。——译者注
[2]某些经济落后性的思想家就经济机体的巩固性问题发表了相反的观点。例如在古列维奇将军的关于战争和国民经济的著名著作中就是这样。另一方面,pur sang(纯粹的)年轻的俄国帝国主义者也看到了危险(固然是在不超出资本主义界限的“灾祸”的有限范围之内)。例如参见《大俄罗斯》文集中彼·司徒卢威的文章,还可参见谢·普罗柯波维奇:《战争和国民经济》。
[3]“社会”一词被列宁加上括号,打叉删去了。——译者注
[4]不言而喻,这里是以其他条件相同为前提的。简单的机械的力量优势也可能在较为落后的集团一边,如果在数量上它们是一个较大的量的话。
[5]相反观点的最庸俗的“标本”是民粹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弗·特鲁托夫斯基的著作《过渡时期》。
[6]利益一致。——译者注
[7]读者在尼·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的通俗谈话)中可以看到对革命状况及其类型的光辉分析。
[8]用实际材料。——译者注
[9]约翰·凯因斯在其《和约造成的经济后果》(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0年版)就缔结和约后的欧洲写道:“和约没有对欧洲的经济复兴作出任何规定,没有规定使战败的中央帝国成为好邻居,没有规定巩固欧洲的新兴国家,没有规定拯救俄国,它也丝毫没有要求协约国本身之间的经济上的利益一致:关于如何调整好法国和意大利的动荡的财政,关于旧世界体系和新世界体系之间的平衡,在巴黎没有达成协议。”(第211页)凯因斯对形势作了如下说明:“当前局势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欧洲内部生产率暂时绝对下降;第二,交通和交换的崩溃……;第三,欧洲缺乏购买力来买大西洋外的通常商品。”(第216页)关于即将临近的社会灾难,见第213页,关于统治阶级的情绪,见第222页。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为时已晚地驱使帝国主义者热衷于搞世界经济统一范围内的合作。例如工程师罗德尔(前引书第50页)鼓吹说:“正如一个大建筑物的石头互相衔接、互相支撑一样,在各民族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前进的要求中,一个民族依靠另一个民族。如果一块石头受到冲刷,那么就必须及时换一块好的,以免整个建筑物增加危险”,等等。所有这些凄凉的议论以下列悲剧语言结束:“活着还是死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历史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回答是坚决的否定。(非常好!)
[10]“社会”一词被列宁用叉叉删去。——译者注
[11]“实力政策”、“陆军和海军”。——译者注
[12]全部。——译者注
[13]这种情况显然不能算是典型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不会全部瓦解(对!),而这在社会转变的典型场合却是必然的。
[14]卡·巴洛德教授天真地以为:我们俄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就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因而对我们提出许多极为可笑的责难,但这些责难只不过暴露了他本人的无知。参见卡·巴洛德:《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国外政策)第34期,1919年8月23日出版。
[15]一系列新事物都是为我们诞生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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