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供需共出现过几次大的波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多次出现失衡，甚至表现为周期性波动。但比较大的波动主要有6次。这种波动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对农民的生产或城镇居民的消费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第一次供需波动发生在1951—1953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支持抗美援朝，我国加大了粮食征购量。1951年7月8日，政务院发出《关于追加农业税征收概算的指示》，决定农业税照原概算增收1/10。与1949年国家实征税额（以细粮计）248.8亿斤相比，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和1952年，征税额高达361.5亿斤和357.8亿斤，实际增幅高达44%之多。但与此同时，粮食供给却明显不足，甚至在市场上买不到足够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带来了粮食的连续、大幅增产。但是，历经战乱的农户在粮食丰收后，只希望把粮食储存起来防灾（194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10公斤），市面上的粮食供应紧张。私人粮贩也纷纷囤积粮食，等待高价抛售。最终，政府为解决这次“粮食危机”，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在政策高压下，粮食价格很快就稳定下来。

第二次供需波动发生在1960—1963年。这次波动幅度很大，还出现了严重饥荒，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次波动的原因是“天灾人祸”。1960—1962年，我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三年里农田受灾面积分别为6.6亿公顷、6.2亿公顷和3.7亿公顷，成灾面积分别为2.5亿公顷、2.9亿公顷和1.7亿公顷。其次是高度集体化的政策严重束缚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从1955年开始开展合作化，到后来实行的高级社以及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并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刚刚拥有属于自己的耕地的农民，又把土地交给集体所有，农民没了生产积极性，消极怠工现象严重。粮食亩产水平逐年下降，由1956年的307公斤/亩降为1961年的207公斤/亩，减产近33%。此外，过度征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9年的粮食征购率创出了39.7%这一历史最高点，1960年依然维持在35.6%的水平。过高的征购率与粮食减产一起导致大饥荒的出现。

第三次供需波动发生在1967—1969年。这次波动再次导致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下降。1966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为287公斤/人，1969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已降为262公斤/人，减少近8.7%。在这次波动中，市场上粮食供给相对紧张，粮食零售价格连续3年都在上涨。这次波动的原因，一是粮食生产受到干扰。这次波动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时地方党政机构基本瘫痪，各种批判会、斗争会的调子不断升级，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人心惶惶。“红卫兵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社会，从而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冲击，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和干扰。二是粮食调运困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串联和派性斗争，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很大，造成粮食调运困难，导致一些地区的粮食供应紧张。三是粮食浪费严重。1968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粮食部关于部分地区的生产队浪费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反映了一些地方浪费粮食的严重情况。比如，有的生产队和社员借庆丰收、办喜事、修房子、修戏台等种种名义，请客送礼、煮酒熬糖、集体会餐，大量地浪费粮食。

第四次供需波动发生在1984—1988年。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连年增产。1978—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至40731万吨，累计增长33.6%。连年大幅增产，导致粮食供大于求。1984年，我国还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现象。为缓解供求矛盾，我国于1985年改粮食统购为合同定购。即除定购粮外，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1985年，农业受灾，粮食减产6.9%。此后，粮食产量又连续数年徘徊，1989年粮食总产量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由1984年的390公斤/人下降到1988年的355公斤/人。1985—1989年，粮食供给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粮食价格连年上升。

第五次供需波动发生在1993—1994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大量投资项目上马，国民经济出现发展过热，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1993年起，粮价也跟随整体物价出现大幅上涨。1994年，我国推行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7%；再加上当年粮食减产1000多万吨，导致广东等缺粮省份纷纷到国内粮食产区抢购粮食，引发粮价全面上涨。1994年的粮食零售价上涨21.7%，粮食收购价同比上涨46.6%。

第六次供需波动发生在2003—2004年。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人均占有量达到412公斤，均创出历史最高水平。1997—1999年，粮食连续数年高产。粮食库存在1999年时已高达2.9亿吨，远远高于合理库存水平。国家粮食储备库库容紧张，粮价持续下跌，“卖粮难”再次出现。一时间，“中国已彻底告别缺粮时代”的观点盛行，政府官员盲目乐观，很多地方放松了粮食生产。199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做出了调整农业结构的决定，大幅度调减粮食种植面积。2000年、2001年，粮食总产量分别下降9.1%和2.1%；2002年略有回升后，2003年再次减产5.8%。随着国内粮食总产量的快速下降，粮食供需缺口不断加大。2003年四五月开始，供需失衡加上SARS疫情影响，国内粮价全面上涨。2003年粮食均价上涨15%，2004年粮食均价上涨28%。2004年开始，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和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粮食生产持续增产，粮食安全形势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