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村建设实践的描述和解释，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进路，从而获得不同的知识和体认。而从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角度来看，其要求实践过程的创新和弹性化，亦即通过将市场、社会以及利益相关者纳入政策议程从而将其利益诉求体现于政策结果之中，并以包含了微观规则和宏观制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对这一多元共治过程予以确认和保障，从而推动公共性的合理扩散和公共利益的切实增进，并最终实现动态韧性的公共秩序和基于治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
在这里，一个最为基础但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是，在自上而下地推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应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并演化，以承接国家治理体系的底层构建与治理能力的基层型塑；换句话说，怎样的组织载体或实体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社会生活的合理串联与有效对接？尤其是在情况更为复杂、功能性需求（反而言之国家公共职能提供相对更为缺乏）更为突出的乡村社会内部。以何种样态、经由何种路径获得自身的功能实现和可持续、内生性发展？
近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涌现出的以非政府性和带有一定公益性的社会乃至经济组织，比如苑丰所深度参与实践协作的，由李昌平先生所积极倡导的“内置金融”合作社与“内置金融村社”建设，似乎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带有很大启发性的新探索。这是因为，这些乡村组织作为一类载体和一种力量，它既能贯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实体壁障，又能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作为一种组织载体，它能够让国政策议程走出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圣殿堂，而散落于更加贴近乡村民众日常的生活场域，并以结构和机制创新所赋予的理性对话和平等交流的方式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诉求的碰撞、互谅与相互实现，从而取代过去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以单向控制为主要形式的串联方式；作为一种实体力量，它则能将宏观的制度体系投射在微观的日常生活层面，并具体呈现为规约成员行为的规则与条例，也即苑丰所提出的“资源的文化网络”，虽然这一概念的学术含义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网络既跨越了宏观制度体系与微观生活惯常的巨大鸿沟，又打破了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治理体系的内在抵牾。因而，在当前国家社会关系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持续变动的背景下，如何认知乡村组织的价值定位与发展路径问题，便成为当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尽管对乡村社会组织的结构进行讨论，有利于我们从外部结构上分析和预测乡村组织的自主性程度和相应行动策略，但无法回避和忽略的问题是，乡村组织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能动性与具体行动策略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逻辑指向关系。更何况，单纯的对外部结构形态的静态描摹，必然难以观测到乡村组织内部运作逻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政府、市场等外部决定性要素的变动与变迁，这在政治、经济、社会系统都处于深刻转型和高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中，必然会使研究局促于过于偏狭的分析视野而对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事实视而不见。
因此，从理论上说，对社会组织尤其是乡村社会组织的实体论和系统论想象，应超越片面关注其位置属性和结构特征的单一视角，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在国家治理系统建构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及行为评析上。使乡村组织的发育与国家治理实现深度契合：一方面，在国家治理的话语范式中，如何建构国家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政府、市场以及社会摒弃无休止的结构性辩争，而应通过系统规范的功能性体认，来充分调动并有效利用各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规范而良性的串联与互动，从而使乡村组织作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承载中介而成为国家治理的实践工具。于是，我们不应将眼光仅停留于乡村组织在国家主导下的“权宜性策略”或力图构建的“利益契合”关系，而应根据国家治理的国家属性、结构特性和运作逻辑，来定位乡村组织未来发展的价值、功能与实践取向。
具体到实践层面来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有效发挥乡村经济精英的积极作用？如何倚重并规约乡村体制性精英的力量？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支农财政资金应该怎样实现可持续、规范化使用？一些非经济性公共职能如何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部的主体性而得到有效提供？等等等等。这些乡村社会治理现实问题的有效解答是不可能通过权力的“顶层设计”或者学者的“理论推演”来具体化、合理化实现的，而只能在坚持国家政策底线的前提下，通过“实践第一”的群众首创来回应、来摸索、来完善。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上述理论和实践层面所提出的问题，《乡建学记：内置金融协作》虽然并没有系统性、深入地予以回答，甚至对于一些问题的论证也有待进一步商榷和深入研究。但是，此书为我们提供的一位年轻学者扎根基层、持续性实践协作的思考和论证却是鲜活的、不可多得的，也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金太军
2016年7月20日
（博士、博士生导师，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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