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汉·班固《汉书》
解决农村金融的“老大难问题”（习近平，2013.12.23）需要从学理上明白村民的行动逻辑及其转换要件。从而也是实现内置金融理论建构的科学性、规范性（可以也需要从不同学科论证），进而保证实践推进的深入与完善的必要条件。
费孝通认为：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而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费孝通《乡土中国》）由此，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村域内部，村民的行为首先是以血缘关系所确定的“身份”为前提的，由此所形成的村民的行为规范我们称为“身份伦理”，表现为一个村民的姓氏、所属家族、谱系，及在人与人关系的横向扩展和历史交往中所共同形成的习俗。
从社会学意义上明确村民这一“身份伦理”的行动逻辑，有助于支撑经济学意义上内置金融所实现的村社内部、熟人社会之间信用合作的信息对称、降低交易成本、要素通兑与流动性的获得（以内部金融为媒介）。
然而，作为现代经济基础性条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农业生产方式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交换及其实现成为村民生活赖以持续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由此，村民的行动逻辑就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身份伦理”开始同时涉入了“地缘”关系（以及以地缘为空间表现的产业互动）所要求的，需要以经济及法律强制性所保障的“契约”关系，也由此，村民的行动逻辑在“身份伦理”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契约伦理”，表现为以交换为目的的表达、博弈、承诺与执行等等。在村民是散在的状态下，这种表达、博弈、承诺与执行是弱质的，利益是被强势集团剥夺的，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唯有组织起来，才能实现与外部对接的对等协商。
乡村生活中血缘关系及其“身份伦理”，商品交换中地缘关系及其“契约伦理”的共时存在，决定了只有同时契合并有效打通（转换）这两种行动逻辑的组织形式才能够保障组织农民的有效性。
在此条件下，内置金融嵌入乡村和社会体制中，既契合了社区生活的“身份伦理”，又使村民个人的身份“转换”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组织成员，保障并增强了对等协商的“契约伦理”，也因此，发展要素的内合外联得以有效、持续。
不扎根，无强合！无强合，外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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