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五蠹》
全世界公认，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志“向贫困宣战”的中国人民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减缓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期间经过了改革带动战略（1978～1985）、区域开发战略（1986～1993）、扶贫攻坚战略（1994～2000）、能力培育战略（2001～2010）、片区瞄准战略（2011～2015），我国从1978年的2.5亿极端贫困人口、30.7%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人的极端贫困人口，2.8%的贫困发生率。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应差异化的反贫困战略。然而，时至今日我国扶贫工作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顽固性”，贫困人口基数依然庞大。
2011年中国政府对贫困标准进行了大幅度上调，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贫困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增加到了1.28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2．“细碎性”，贫困人口瞄准难度加大且返贫率高。
大量的贫困人口和多片的贫困地区同时并存，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错置化”日益明显。且脱贫人口受制于自身财产储备不强、资源禀赋不足，一遇天灾人祸，非常容易返贫。
3．“内涵性”，贫困人口“资金外贫困”突出。
未来中国农村反贫困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反贫困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决温饱问题和贫困人口收入问题，也不再是一项一定时段、相对独立的行动，而是包含了健康、教育、能力等方面在内的更具全面性、艰巨性和融合性的新内涵。
4．“趋市场性”，反贫困制度建设和机制设计滞后。
我国反贫困实践十分需要制度层面的基层设计和关键保障，以制度和平台脱困，在扶贫资金来源、种类、用途、发放、审计等诸多方面急需进行行政整合——市场运作的机制创新。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2015年中央扶贫工作提出“三个精准”，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民对贫困的“最后一战”还有4年不到的时间。一些地方也开始了积极的探索，比如广东的“双到”精准扶贫、贵州的“六个到村到户”、甘肃的“567”推进模式、四川的“四到县”等等。
然而核心问题在于：大规模、整建制扶贫行动将告结束。新的形势呼唤内生化、长效化、差异化、细分化、综合化的“精准”措施。这一措施，需要有效回应以下吁求：
（1）“扶贫”主体如何内嵌、持续“在场”？
（2）“扶贫”资金如何长效使用？
（3）“扶贫”客体如何差异区分、自我发展？
（4）“扶贫”内涵怎样不断扩展？
（5）“扶贫”场域怎样回应“四化同步”？
对于这些问题，显然长于“建制式推进”的行政力量是拙于回应的（也不应由政府全效回应）。而且面临行政“退场”、格局转换之下，另一种思路，即以“底层突破”著称于世的尤纳斯的格莱珉（乡村的）银行为代表的“草根式”资金互助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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