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苹果”

三、“金苹果”、“红苹果”：土地经济与集体经济之惑

“苹果”在人类利益之争中有着特别的象征寓意。据说，苹果的“果”意为禁果，代表欢娱、享乐，在欧洲文化中被视为爱情、婚姻、青春、繁育、春季、长寿、不朽的标志。据希腊神话传说，人类英雄帕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举行婚礼，众神均受到邀请，唯独未请不和女神厄里斯参加。厄里斯怀恨在心，在婚礼上将一个写着“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掷给宾客，诸神为了这个金苹果争执不下，后来纷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特洛伊战争。

在南海，利益之争不是涉及一个苹果的简单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利益纠葛源于两大制度因素：一是与农村户籍相联系的土地制度，二是与农村集体经济相联系的股份分红制度。本文将其戏称为“金苹果”与“红苹果”。如前所述，南海区三大群体——本地农民群体、本地市民群体、外来人群体——构成了人口格局的“三分天下”，这三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基本划定了南海社会利益的大体格局。同时，南海两大制度性因素——户籍制度与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进一步强化了南海社会利益格局的刚性模式。“三分天下”人口格局与两大制度性因素的相互交集，确定了南海社会利益格局的独特之处：由于农村户籍与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的制度依据，尽管本地农村户籍人口仅为该区全部常住人口的1/4多一些，在南海的利益角逐中，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始终是利益角逐中的主角。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导致的种种结果，直接牵动着南海区社会利益关系的实际状况——和谐或紧张、一致或分歧、联合或破裂。表1-1所示为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居民人数农户数情况。

表1-1　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居民人数、农户数情况

资料来源：2010年度南海农村社区公开经济数据。

（一）“金苹果”之惑：基于土地的“内部人制度”及其主导的利益纠葛

土地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根基，也是中国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基础。在历史上，华南的土地配置制度有其突出的特点，土地公共拥有所占据的高份额，可以说形成了华南土地制度的一种底色。20世纪汉学人类学家的代表人物莫里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中有这样的描述：

这两个省（注：指福建省、广东省）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较表现出重要的差异：土地的共同拥有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宗族和村落共同拥有土地（既是宗族的又是地域的群体）……有人曾就20世纪20年代广东东江流域“公共”土地的重要性作过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尽管它们包括一些“村田”和“学田”，但主要是“族田”。^[40]

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引证了中国早期社会学名家陈翰笙的调查研究结论：确实，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省三分之一的耕地为族田，族田是公共土地中唯一占优势地位的形式，对广东的集体地主所有制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几乎同一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名家林耀华对福建地区的研究也表明，以宗族开基祖先命名的族田由宗族的不同成员轮流耕作，任何一个耕作族田的家庭都可享受族田的收成，但是必须提供宗族祭祀的祭品，而且为宗族祭祀准备当年的筵席。^[41]弗里德曼强调：族田的建立和世代保持需要宗族强大并维持其长盛不衰。^[42]

历史过程与现实场景的交集叠合塑造了另一种现实，譬如“历史现场”（赵世瑜，2006）。对于理解华南地区的人文思想、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的由来和独特性而言，“历史现场”能够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43]。“族田”这种公共土地的传统形态提供了宗族内部的共享经济和福利，与此类似的是，一种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即陈翰笙所说的广东集体地主所有制度）也可以提供集体内部的共享经济和福利。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两种传统形态的集体经济制度与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关联。在我们看来，族田制或集体地主所有制都是某种“内部人制度”。尽管历史时空会发生变移，但“内部人制度”的内涵是难以改变的，唯一变化的是“内部人”——谁是“内部人”可以而且注定将作出重新界定。这种“内部人制度”正是南海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基础上的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的实质，只是现在的“内部人”不再是宗族集体或其他地主集体，而是一个新的群体——本地农村户籍人口。这个新“内部人”群体不仅与本地市民群体和外来人群体保持着利益上的差别待遇，其自身也存在着利益的差别待遇。这样，在“历史现场”中呈现出的南海土地“内部人制度”及其主导的利益纠葛，可以使我们对南海现今的多元利益诉求及其剧烈的纷争和冲突获得更为深入的感悟。

从20世纪90年代的资料看，南海区的土地利用地域差异明显，由于地理位置、地貌类型的差异，开发历史和开发方式不同，土地利用形成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桂城、平洲、三山港、大沥、盐步、黄歧、里水为传统围田农业用地区，近年工业和城市发展快，成为城市和工业密集区。南部南庄、沙头、西樵、西岸、九江为传统的基塘区，同时工业、旅游业和专业市场有了长足的进步。西部和西北部官窑、和顺、松岗、罗村、狮山、小塘、金沙、丹灶为丘陵地区，其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44]南海土地利用所形成的区内土地经济的地域差异，大致可以勾画一幅围绕土地经济展开的利益纷争的地形图。

南海区2010年土地规划表明，佛山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达的全市各类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为1133.33公顷，开垦新增耕地1133.33公顷。为了实现佛山市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缓解土地供需矛盾，土地整理的重点是村庄和农田整理。通过村庄缩并、搬迁、调整改造，以及平整土地、归并地块及综合建设农田道路、沟渠等，增加耕地200.00公顷。通过土地复垦，退园还耕800.00公顷，退塘还耕66.67公顷；耕地开发主要在西北部丘陵地区，利用荒山荒地开发耕地66.66公顷。^[45]土地经济一直是南海区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土地整理、复垦和利用过程意味着巨大的利益牵扯。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制定了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并做了数次修订。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1988年、1998年和2004年，《土地管理法》经历了三次修订，其中1988年的修订根据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确定了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管理法》经过1988年的修订，恢复了土地的商品属性，使得土地融资与信用、土地开发利益返还成为可能，建立了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的土地使用制度，形成了以土地批租为基础的地方土地财政模式，中国城市化随之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同时，这次修改也成为后来深层次土地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肇始。相关研究认为，伴随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围绕着农村土地已经逐步形成、发展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权利：一是农民集体对土地享有的集体所有权；二是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对土地所拥有的经营管理权或代表行使权；三是农民个人对土地所享有的承包经营权。^[46]

事实上，土地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动源”，亦是社会冲突的根本性“震源”，也是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矛盾最主要的起因。土地管理制度的变化造成的后果十分复杂。一方面应当看到，土地经济和地方土地财政模式聚集了巨大的社会资源，确实为中国城市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助力，但是，征地拆迁补偿原则也使对农村的低成本剥夺大行其道，同时也剥夺了农民对城市化利益的分享权利，这一群体往往成为实际的受损者。土地问题也再次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对经济、政治、司法、社会等多个领域的运行秩序形成了严重的震动。

对于广东省，这个历史上公共土地份额较高的区域，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造成的社会问题，负面影响更为深远。如2011年广东省乌坎村因土地征用引发的上访事件。

第一次上访发生在2011年9月21日，导火索是碧桂园在村里“破土动工”。“这是村里最后一块土地。”28岁的村民庄烈宏是当时上访的组织者之一，据他讲述，几个愤怒的年轻人见此情景，拿着大喇叭在村口呼喊村民起来集体上访。“村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连小学生都偷偷从家里偷了锣，在村里边跑边敲。我们扯了白布让大家签名、按手印，一共有2000多人签了名。最后到市政府的一共有3000多人，很多人没签上名，直接赶到市政府去。”在市政府的允诺下，村民被劝回，但他们渴望的土地调查却并未如预期展开。

在第一次上访的一个星期后，村支书薛昌和村主任陈舜意再次违法操纵了村民选举。有村民说：“和以往的选举一样，基本上没人投票，但有的老年人一听村干部要替他们把票投给薛昌和陈舜意，硬是从票箱把票抽回来撕掉了。”9月29日村里公布了选举结果，一共收到选票3500多张，其中薛昌得票80.5％，陈舜意得票78％。市、镇两级政府对待土地问题的暧昧态度，被村民解释为“与村干部是一伙的”。所以村民提出，单单要回土地是办不到的，一定要惩治贪官，要回土地。11月21日，距离村民9月21日的第一次集体上访过去了整整两个月，村民林祖栾被村民尊为“领袖”，成为第二次上访的组织者。村民愤怒升级，当天再次聚集到陆丰市政府讨说法，大家态度坚决，这次不仅仅是要追回村里几乎流失殆尽的集体土地，更是要罢免横行40多年的村干部。^[47]

再如2012年3月20日，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龙头镇山塘村因土地承包引发的悲剧。

1999年12月，龙头镇政府牵头，对巴调垉养殖承包进行公开招标，该标最后由当地村民谭康弟、谭康富中标。双方约定承包期限从2002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每年租金25.5万元。村集体800亩虾塘10年租金255万元，7000余名村民分文未得。龙头镇政府最新清算结果显示，至合同期满，承包者已支付给各村承包金2246354.74元，剔除镇政府30万管理费，仅欠各村3645.26元。不仅如此，在10年承包期内，位于巴调垉上游的新垉内农田多次被咸水淹浸，核算被淹的面积为180亩，村民估算损失为200多万元。

2011年12月31日，承包期到期，巴调垉以7.8万元/年的价格租给了谭康富、谭土平。调查发现新承包合同的签订也是村民小组长私下与对方签订的，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2012年3月20日，在谭亚云和陈轩的带领下，谭德超等30多名村民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坡头区政府表达诉求，要求政府尽快对事件作出处理。当天下午2点40分左右，村民们在镇里反映情况后，在返回途中遭围殴，造成一死四重伤。^[48]

在南海区的经济增长中，土地经济与地租经济占有很高的贡献率。土地、地租一方面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土地这一根源性问题，致使农村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逐渐积累。据了解，1995年成立南海区时，政府征用了大片土地用于城区和工业区的开发。当时征地的补偿金为农田13500元/亩，鱼塘21000元/亩，而现在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办证，80000（多）元/亩。尽管历史过程造成了征地的巨额差价和集体土地确权的高成本，但仍然引起了当地农民的抱怨，他们认为农村深层矛盾的根源在土地，而土地问题是政府导致的。

根据南海区信访局的资料，2011年1—10月，区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共500批2026人次，批次同比下降12.6％，人次同比下降13.8％。其中，集体上访97批1336人次，批次同比下降27.1％，人次同比下降17.9％。到省集体上访共9批55人次，批次同比下降59.1％，人次同比下降68.6％；到市集体上访共6批46人次，批次同比下降45.5％，人次同比下降41.8％。其中，因土地问题引发上访的主要是如下几方面。一是征地款（土地出让款）分配问题。因现行法律法规对征地款分配办法不明确，广东省也尚未出台相关具体操作的细则，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分配此类经济收入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基本上都是采取会议表决的形式，多数人说了算，导致有时分配方案不太合法或不太合理。今年（2011年），此类上访案件有增多的趋势。二是国土资源管理问题。历史遗留的征（租）地问题是国土资源管理问题中信访较突出的问题，群众以现时的征地政策程序手续比对历史的做法，上访主要反映征地手续不完备、征地补偿款较低等问题。群众上访的主要原因是，部分村民对开发工业园区建设有误解，对征地补偿款的去向和使用不放心，对征地补偿价款的期望过高等。三是城建拆迁补偿问题。由于多项国家、省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加速推进，一些已完成或即将完成的项目的遗留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置，造成上访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如武广线、广珠线拆迁补偿问题。南海区早期大部分的武广线拆迁补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目前仍有部分拆迁户对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存在异议，继续到各级上访。^[49]

从南海区各镇（街道）的情况看，在导致群众上访和维稳的事件中，土地问题是重要的原因。如罗村街道的群众上访，土地等村务财务管理问题是一个主要成因，集中表现在农村土地租赁和土地使用权出让方面，部分村民不尊重历史，认为租金过低、个别村长低价出租土地、未经村民大会擅自签署续租合同等。较为突出的有：务庄雄星村李某等5人先后3次到区上访要求解决该村土地租赁纠纷、回迁人员出资购股事宜等；街边上联村吕某等8人到省上访反映村长未经民主议事程序处理该村“大、小伙岗”土地使用权出让事宜等。^[50]信访维稳突出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在13批越级上访的事件中，11批涉及土地征用或土地历史遗留问题。^[51]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尚处于结构化进程，社会利益诉求的秩序化刚刚起步，这也是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土地问题无疑是这一过渡时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症结所在。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土地问题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思考还是实践层面的应对，都存在明显的不足、滞后和不适应。

首先，从理论上说，在中国，土地问题历来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焦点，也是农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焦点，在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中，这一领域的理论探索和阐述一直深受关注和重视。相对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土地问题的理论研究不仅显露出不足和滞后，而且缺乏必要的权威性、确定性以及长远而深入的思考。这种理论现状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历史遗留问题并引起了新的实践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因为土地问题，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为农民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国家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一直采取保护耕地的措施，只是这种措施受到地方政府的抵触，从而在对待土地和农民问题上产生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52]其次，从实践来看，许多迹象表明，土地问题逐渐演变为政治问题。这里所说的政治问题，泛指对社会利益关系采取的制度性安排，以及与这种制度性安排相联系的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物品配置。这一过程的任何不足或不适，都会加剧利益相关各方围绕利益重新配置而展开的博弈、纷争、冲突等。显然，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吸引各种社会动员力量的焦点，推动了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行动和政治抗争的规模化、冲突化和日常化趋势。与农民反应相对应的是，基层政府受到发展经济的政治压力和政绩等经济指标的考核压力，加上地方财政紧张，对农民的反对采取了压制甚至报复的措施。农民被迫采取越级上访或者采取过激行为……从而把这种紧张关系延伸到国家层面，对国家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压力。^[53]

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和巨大压力导致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所谓“不出事逻辑”、“不做事策略”。“不出事逻辑”即不希望农村出事情、出麻烦、出矛盾，想方设法避免矛盾、掩盖矛盾，这种情况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消极姿态只是暂时回避了矛盾，并没有解决矛盾，更不可能消除矛盾，最终使得矛盾在更高层次以更剧烈的方式更加频繁地爆发出来。“不做事策略”即“可以不做事，千万别惹事，一定不能出事”。表现在上访上面，无论上访有理无理，基层采取的措施都是花钱买稳定，有理无处讲，讲理不管用。这种情况导致农村社会中产生了一批以谋利为目的的上访户，甚至出现了以戏弄地方官员为目的的上访户。其中一些人几乎是无恶不作，但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毫无办法，只能指望这些人早点死掉。^[54]这种状况既反映了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深刻困境，也是我们在南海实地调研中所见到的社会现实。

（二）“红苹果”之争：南海集体经济与股份分红

由“金苹果”之惑又衍生出了“红苹果”之争。30多年来，在农村土地经济的基础上，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农村户籍人口的村集体经济权利以及如何享有这份权利的问题，这就是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分红问题。相关资料显示，南海区的集体经济规模巨大，在全区经济总量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南海农村户籍人口股份分红因此成为十分重要的实际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南海，工业经济异军突起，大批家庭作坊式的小五金厂等涌现，小作坊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村集体要求土地集约化利用的意愿越来越强。1992年9月，在桂城街道，其夏北村委会下属的洲表村，出台了一套全新的入社分股方案，其实质就是土地股份合作制，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改为股权，农民脱离了土地种植，但可以通过股份分红的方式获得长久性的收益和福利。而后，洲表村将集约出来的200亩土地规划为工业开发区，三通一平后，向外出租办厂，坐收租金。大批外来资金进入洲表村，机械厂、鞋厂等纷纷涌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这种改革模式风靡广东珠三角地区，佛山、广州、东莞、深圳等地的农村地区相继进行了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运作村中的集体资产，保障农民的分红。至1995年3月，南海共建立股份合作组织1574个，占全区经济合作社总数的96％，以土地为主的130亿元农村资产，以股份的形式配置给76万名农民。平东经济联合社的社长罗锦华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此前，平东村的总股份分为物业股和资源股，物业股就是地面上的物业，资源股就是土地，两者数量是相匹配的，比如一个30岁的股东的物业股和资源股都是2股。

随着珠三角农村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村集体和经济组织通过出租物业、集约化经营土地获得的收益愈加丰厚，农民的分红也急速膨胀，一个50岁的村民，由于所在地区不同，每年甚至可以拿到7万～8万元的分红。^[55]

2010年，南海区农村人口的情况是，全区农村居民75.76万人，农业户数24.73万户，劳动力人数46.98万人。从产业结构的人口分布看，第二产业中劳动力的比重最高，如表1-2所示。

表1-2　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人口分布

资料来源：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经济基本情况。

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经济收入情况是，全区农村经济总收入为4884.15亿元，同比增长10.12％，如表1-3所示。

表1-3　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经济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经济基本情况。

2010年度，南海区镇（街道）级集体经济收入为104.25亿元，同比增长0.61％，占总收入的2.13％。经联社级集体经济收入为26.70亿元，同比增长4.99％，占总收入的0.55％。经济社级收入为442.16亿元，同比增长10.01％，占总收入的9.05％，其中经济社收入为35.96亿元，同比增长7.85％，占总收入的0.74％；家庭经营收入为406.20亿元，同比增长10.21％，占总收入的8.32％；其他经营经济收入为4311.04亿元，同比增长10.42％，占总收入的88.27％。如表1-4所示。

表1-4　2010年度南海区集体经济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2010年度南海区农村经济基本情况。

2010年，南海区村社（组）两级可支配收入为46.44亿元，同比增长7.33％，其中经联社级收入为17.14亿元，同比增长6.20％；经济社级收入为29.30亿元，同比增长8.00％。如表1-5所示为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单位基本情况。

表1-5　南海区农村集体经济单位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2011年度南海区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数量。

从南海区的农村集体资产看，2010年村社（组）两级集体资产总额为258.43亿元，同比增长8.99％。全区农村经济总收入超亿元的有220个村；经联社集体经济总收入超1000万元的有66个。经联社级可支配收入超100万元的村有196个。经济社级可支配收入超100万元的社有1057个。总收入超300亿元以上的镇（街道）有桂城、九江、西樵、狮山、大沥、里水。

从农村股份分红的情况看，南海区农村股份分红总额逐年增加。2009年度，南海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12326元；南海全区股份分红达18.25亿元，人均分红2467元。^[56]2010年，全区村社（组）两级股份分红总额为20.80亿元，同比增长13.97％。^[57]2011年，南海村（组）两级经营资产达260亿元，可支配收入约50亿元。按照集体股份合作制，73.7万拥有农村户籍的“乡下人”，每年按时按点，都能“有钱分”。^[58]一个区的农村股份分红总额高达50多亿，的确是一个巨大而诱人的“红苹果”。在南海区，这个“红苹果”引起的利益纷争远远超出了农村户籍人口的范围，农村股份分红已经成为牵动南海社会利益总体格局和影响其未来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

应当如何评价南海区的农村体制和集体经济？南海人的看法是：农村集体经济曾为南海区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也就没有南海的今天。回顾南海区的发展，多年来，南海区在农村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中国农村改革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1987年，南海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开始在农村合作组织建设方面探路。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海率先在全国建立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在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方面，南海探索出的“五个轮子（县、镇、村、联户、个体）一起转”曾闻名全国。改革为南海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目前，南海农村经济总收入超亿元的村有220个；经联社集体经济总收入超1000万元的有66个。^[59]

与此同时，南海农村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累积且日益显露。南海区委书记邓伟根在深入实地调研之后，总结了南海农村问题比较棘手的原因：一是政经不分，即经济组织和行政机构常常混淆在一起，引发一系列问题；二是城乡二元分割突出，村里有村里的做法，城里居委会又有一套做法，差别明显；三是农村利益导向存在偏差，不少村民只问分红，不顾风险。^[60]在长期从事南海农村工作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享业看来，许多村民只注重眼前利益，认为钱分到手里会更好，并不主张留钱在村委会。而且一旦村里亏损，承诺的分红没到位，首当其冲的是村长，你今年当选，第二年就没得做；基层管理者三年选举一次，在选举上竞争很激烈，宗族势力介入选举、非正常拉票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既耗费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影响农村事务的正常运作。^[61]事实上，南海区的农村经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和全局性问题，牵涉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并与多种社会问题形成交织重叠，如农村选举、村级行政权、集体经济权、宗族势力，以及城乡难以统筹、身份区隔、农村基层失序、生态环境恶化，等等。

根据南海区信访局的调查资料，农村股份分红问题和股权配置纠纷是造成南海区群众上访和维稳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三旧”改造带动的土地增值，有关农村股权配置纠纷呈上升趋势，集中体现在“出嫁女”股权落实、自理粮回迁人员要求享受村股份分配等方面。以前农村每年只有几千元的股份分红，发展到现在每人分十几万元，多的甚至三十多万元，土地增值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容易引发矛盾。如农村中的自理粮、农转非等回迁人员误以为像“出嫁女”一样上访就能解决问题，因此争相效仿到各级上访。农转非以及自理粮人员回迁、因大中专读书户口迁出人员、随居民户口配偶入户农村者或已签署协议同意不享受分红者现要求享受股份分红等引发的农村股份分红问题有可能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62]

南海在全区推行股份制以来，高利益的分配使经济组织内部利益矛盾愈发突出，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各种利益群体为分配问题而展开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博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农村工作部党支部书记何享业认为，到目前为止，之前南海所进行的农村股份制改革探索，依然没有打破人民公社体制的怪圈：集体财产的人人占有、集体利益的平均分配、经济责任享盈不负亏。这些就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典型特征。南海现在已经到了“深水区”攻坚的时刻，不改革就不能巩固改革成果。^[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