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营管理体制开发模式政策变迁研究

治理(governance)、政策(policy)、政治(politics)、权力(power)等是英文学界近年来切入旅游研究的主要关键词(Bramwell & Cox，2009；Gill & Williams，2011；Yan & Zhang，2010；Sofield & Li，2011；Hall，2011)。例如，布拉姆维尔和卡克斯(Bramwell & Cox，2009)以英国某国家公园的旅游开发合作模式的演化为例，探讨了“分阶段进路”(stage approach)和“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进路”(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creation approach)在解释力度上的差异。霍尔(Hall，2011)则将关注点放在对治理类型的类型学划分及其对旅游政策研究的启示上。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旅游发展来看，毫无疑问，制度变迁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差异的关键变量(余凤龙、陆林，2010)。近年来，随着国外旅游学界对中国旅游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现象的关注激增(陈钢华、保继刚，2011)，从制度角度(涵盖治理、政策、政治、权力关系等)描述和解释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文献也日渐增加。例如，颜麒、张邱汉琴(Yan & Zhang，2010)在探讨1999年和2007年两次“黄金周”制度变革时指出，虽然两次制度变迁中旅游需求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但2007年的制度变革更加体现了社会政策的要求且公众参与被给予更多重视。索菲尔德、李凤梅(Sofield & Li，2011)则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驱动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特殊的政治与经济变迁主要包括渐进式的改革取向、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的复苏、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变迁以及治理的演化。

在国内学界，杨春宇(2011)曾指出，中央政府作为博弈主体的行为演化经历了分权之路。地方政府作为博弈主体的行为演化则经历了集权之道，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直接参与或主导旅游企业经营、旅游产权经营。陆林、葛敬炳、苏静(2008)等的研究则发现，浙江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引导、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旅游业。关于旅游目的地经营管理体制的探讨也是近年来国内旅游学界的热点，其中关于经营管理体制/开发模式变迁的研究也日渐引起学界关注。例如，张朝枝、徐红罡(2007)以武陵源为例探讨了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体制的变迁，指出“武陵源在旅游开发初期各利益相关主体的逐利行为诱发了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资源利用各主体对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导致资源破毁从而引起更高层面和更广泛的关注，因而推动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这两种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利益诉求”、“利益相关主体对资源的争夺”以及“遗产资源保护的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郭鲁芳(2004)指出影响我国县域旅游经济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因素主要有“初始条件、收益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核心决策层的偏好与利益”、“利益集团构成结构与力量对比及利益集团博弈方式”以及“偶然性因素”。王汝辉、幸岭(2009)则通过对四川理县桃坪羌寨的案例研究指出，旅游开发模式变迁受以下四个动力机制的驱动，分别是：“政府强制注入与‘精英分子’带头示范相互作用下的创新生长机制”、“重复博弈模型下的学习传播机制”、“专业化效率要求下的分工合作机制”和“利益驱动下的选择调整机制”。在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变迁方面，相关的研究还有田世政，杨桂华(2009)，陈志永、费广玉(2011)等。不过，上述研究中关于制度变迁动力来源/影响因素的解释，依然局限于地方政府对经济政治利益的追逐、外部环境变化驱动、路径依赖、第三方力量的推动、偶然因素与合力推动等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面。在旅游以及相关的会展政策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关注到了政策传播的领域。靳文敏、罗秋菊(2012)曾指出我国会展业资金类相关政策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间相互效仿和借鉴的典型政策。某一地方政府支持会展业发展的资金类相关政策的出台，往往迅速地被其他地方政府效仿和借鉴，因而存在一个政策抑或制度的趋同现象。靳文敏、罗秋菊(2012)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指出，地方政府采纳会展业资金类相关政策是由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政策学习、地区竞争和政治压力，是其中主要的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