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新熊彼特通道”案例

新熊彼特通道理论为新兴产业发展绩效提供了合理的注解。并且这也在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如光伏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高开低走现象就成为验证新熊彼特通道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案例。

我国光伏产业起步伊始就呈井喷式增长。自2007年起，我国光伏电池及组件产量便一直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当光伏产业划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后，在政策激励下，2012年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的54%，行业泡沫现象抬头。政策激励也带来另一个问题：侧重于产能扩张的同质化竞争导致重规模而轻创新，核心技术严重缺失。如2012年广东省LED产业链中，处于核心技术环节的上游产品仅占2.9%，外延芯片在企业数量和产能方面均存在明显不足，产业发展后续动力不足，产业竞争力较弱，对海外市场的依赖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光伏产业很快就出现了供给远超过需求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导致中国制造的多晶硅光伏组件价格从2008年的4.5美元/瓦急剧下降至2011年的0.85美元/瓦，自此全行业陷入亏损，光伏企业普遍减产、停产甚至倒闭，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等行业巨头都纷纷申请破产，产业损失巨大。光伏产业从过热的泡沫迅速转向陷入停滞，从新熊彼特通道的一个边界走向另一个边界，其发展路径的不合理导致了我国光伏产业的创新活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创新能力依然薄弱，本土光伏企业的核心技术依然缺失。

以上描述说明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已经验证了“新熊彼特通道理论”预期产业创新发展的可能结果。当政策干预不当，导致了宏观层面投资过热，微观层面盲目投资，并且投资结构不合理，过于偏重短期收益，就会产生产业实际创新能力缺失。一旦产业技术升级，原先技术被淘汰，大量的投资都将成为沉没成本，企业扭赢为亏，产业迅速转向萧条。因此新熊彼特理论非常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但是这一理论还不够深入，需要借助于新古典经济方法来深入剖析，考察公共部门、产业部门与金融市场三者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来作用于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并如何形成合力引导产业创新的发展方向。第七、八、九三章将通过这几方面的具体分析来深化新熊彼特理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