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及其产业分解

干春晖　郑若谷

一、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明显扩大，中国省区间^[2]人均GDP标准差由1978年的83.67上升到2007年的2853.83。如果一国地区经济差距问题长时间存在或者程度过大，必然会影响到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提升，而且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也容易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有悖于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鉴于此，近年来，大量研究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概括现有文献，对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收敛性的角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进行考察（万广华，1998；石磊、高帆，2006）。第二，从政府政策、市场条件和要素禀赋等方面其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Slyvie Demurger，2001；Shunfeng Song，2000）。第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可利用数据的开发，一些学者还进一步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来源进行分解。这种分解又大致从以下三方面展开：（1）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经济差距进行各收入阶层或各地区的分解（Tsui，1991，1993a）；（2）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分析各地区城镇和农村对经济差距的贡献（Tsui，1993b；齐良书，2006）；（3）从产业部门的角度分析地区经济差距的源泉（魏后凯，1997；范剑勇、朱国林，2002；彭国华，2005）。

这些研究角度各异、分析详尽，为考察地区经济差距提供了许多研究思路，其中，从产业部门角度的分析是一个较新的视角，值得我们注意。魏后凯（1997）利用加权变异系数法对地区差距进行了六大行业的分解，发现了工业的贡献率长期超过50%，并处于下降之势；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利用基尼系数法对地区差距的三次产业分解，发现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彭国华（2005）对六个部门的回归分析中发现，地区差距的87%来源于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3]

这些从产业部门角度对地区经济差距研究均将各产业部门地区差距的加权和视为总的地区经济差距，其深层含义在于是各产业内部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地区经济差距。由于各产业分布上的地区不平衡以及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从而导致其成长果实的分配不均，这就形成了各产业的地区经济差距，而所有不同产业的经济差异的累加就是总体的地区经济差距。但是，这种分析却忽视了产业之间的差异。我们认为，不仅在产业内部，而且产业之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行业特征、生产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产业协调等方面的原因，各产业的生产率肯定会存在差异，各产业的附加值状态也不尽相同，从事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劳动者受益也会相应多一些，因此，在产业之间也会存在经济差距。同时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状态和外在经济制度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从而每一个地区都存在这种产业间差距，各地区的这种产业间发展的不平衡之和就是总体的产业间差距，它也是地区经济差距不可忽视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地区经济差距有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两个部分构成，而现有文献严重则忽视了这种产业间差距。那么，考虑了这一点之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着地区经济差距的，它到底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我国在产业转型过程中，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兼顾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从而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轨迹

（一）测度指标：泰尔指数

大量学者多年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关注积累起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基尼系数法（如林毅夫、刘培林，2003）、泰尔指数法（如唐平，2006）和变异系数法（如覃成林、李二林，2002）等，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方法，如β系数收敛法（魏后凯，1997）、回归分析法（彭国华，2005）、反“事实”收入法（邹薇、周浩，2005）等。这些方法大多利用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进行考察。

由于利用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要想挖掘出地区经济差距的产业间作用存在困难，故本文对此作了一些调整，利用各地区各产业的人均GDP构造的泰尔指数进行分析。泰尔指数一般用于收入分配领域，考虑不同组别的人均收入（唐平，2006）或者直接利用地区人均GDP计算（王铮、葛招攀，2002）进行计算。本文认为，考虑以产业分类的人均产值进行计算也是可行的，并且，它还可以方便我们进行产业分解以寻求各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

泰尔指数最早是由泰尔（Theil and Henri，1967）提出，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TL表示泰尔指数；i表示产业，j表示地区；si表示全国产业i在总产值中的比重，sj表示地区j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Xij表示地区j产业i的人均产值表示全国人均产值。

此外，对于泰尔指数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它实质上是一个熵指数，它反映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程度，泰尔指数越大，表示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差距越大。第二，泰尔指数运用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公式中总存在同一类型指标的比值，因而消除了量纲的影响，我们进行计算时不需要进行价格平减。第三，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的赋权问题。地区之间常见的是采用人口比重作为权重，考虑人口因素与否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较大影响，它取决于作者的伦理判断和人口分布对地区差距是否产生影响（崔启源，1994），本文采取地区人口加权。^[4]现有文献中还未有泰尔指数的产业分组考察，考虑到各产业重要性的不同，本文采取全国的产值比重加权。

（二）地区经济差距演变

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描述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轨迹，另一方面也为了证明泰尔指数产业分组的可行性，本文还计算了另外两种通常用来分析地区经济差距的指标——人均GDP的基尼系数（G）和加权变异系数（V）。^[5]表1汇集了我国1978—2007年30个地区^[6]三种指标的计算结果。

表1　1978—2007年我国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的变化

数据来源：1978—2004年数据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8年）。后文的研究数据均来自这两种统计资料，不再另作说明。

表1表明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在变化趋势上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在增减上基本同步，而泰尔指数与加权变异系数不仅变化趋势一致，而且绝对数额差上的波动幅度基本上不超过0.02。这表明三个指数是可以相互替代和相互印证的。同时，为了更进一步证明本文构造的按产业分类的泰尔指数的合理性，我们用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对泰尔指数进行回归（表2），回归时对各指标进行了差分处理。基尼系数对泰尔指数回归的调整的R 2为0.6142，而加权变异系数对泰尔指数回归的调整的R2高达0.9527，表明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尤其是加权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的拟合程度非常理想。因此，本文的泰尔指数是衡量地区经济差距的一个合理构造。

表2　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对泰尔指数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表示t统计量，***表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为更直观地反映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态势，将表1汇集到图1。表1及图1表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一个先减小后增加，然后又减小的倒“N”形演变轨迹。1990年是第一个拐点，另一个拐点出现在2003年。1978—1990年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显著的收敛过程，1990—2003年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出发散的状态，但较为缓慢，这与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石磊和高帆（2006）的结论相同，但2004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又逐渐走向收敛，表明近年来一系列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战略措施开始收到一定的效果。

图1　1978—2007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轨迹

三、地区经济差距的产业来源：静态分解

（一）泰尔指数的静态分解法

本文泰尔指数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对其进行产业分解，对（1）式变形可得：这样地区经济差距就被分解为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两个部分。（2）式右边第一项即产业内差距，它表示各产业在地区间不平衡发展而形成的地区经济差距；第二项即产业间差距，它表示由于各地区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地区经济差距。为行文方便引入记号：

其中

（二）地区经济差距的静态分解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我国1978—2007年间地区经济差距的静态产业分解^[7]结果。结果表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来源于产业内差距，其贡献每年均在72%以上，一些年份还超过了80%。在产业差距中，第一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贡献较小，主要是来自第二、三产业，而各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特征。

表3分解结果表明，尽管第一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贡献较小，但却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这很奇怪，按照直觉，农村的改革应该是缩小了地区差距。事实上，回顾历史，这也是一个必然。我国农村体制改革存在一个由局部试点到全面铺开的过程，而且在不断的改革推进过程中，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根据种植文化和土地资源的差异进行多元化的种植，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农业结构迅速升级，因此，在改革初期第一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贡献显著上升。然而，毕竟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到自然条件和土地资源的严重制约，尽管第一产业占比比较大，但难以对地区经济差距起决定性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第一产业的发展开始出现滞后的现象，其产业份额也越来越小，因此，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转为减小。

第二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占据主导地位，在1978年贡献了地区经济差距的69.24%，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短暂时间有所上升，其后则处于下降状态，2007年其贡献度为38.97%。这一点不同于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而与魏后凯（1997）类似。^[8]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其发展对地区经济差距贡献较大也是必然，然而，1978年第二产业份额为47.9%，2007年则为48.6%，但对地区经济差异的贡献却改变巨大，也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的。1978年之前，在原来计划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我国第二产业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重工业生产和矿产资源采掘主要集中于东三省和少数内地省份，主要轻工业消费品大都在三大直辖市生产，而沿海各省的第二产业受到较严的控制，第二产业的这种严重不平衡导致了我国较大的地区经济差距（1978年泰尔指数达0.3230）。为改变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改革之初的几年中，我国主要是对工业进行不断调整，调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向，注重消费品工业生产，促进轻工业快速增长。这段时期第二产业迅速增长，出现了第二产业贡献的短期增加。随后，中国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开始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引进外资，越来越注重市场经济运行机理和原则，东部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二产业迅速发展，缩小与其他地区的第二产业差距，因此，第二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不断降低。

在2002年之前，第三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上升，但在2002年之后又略有降低。改革初期，我国第三产业非常落后，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在于直辖市和其他省份，但其比重较小，因此，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并不大。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第二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口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无疑在我国是有利于东部地区的，长期趋势的积累就形成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东、中、西部地区三个梯级，第三产业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其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也越来越大，2002年其贡献率已达39.47%，甚至略高于第二产业的39.43%。但“入世”之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使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东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程缓慢，第三产业开始滞后，而中西部地区在国家大战略的推动下第三产业得到了发展，第三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开始减小。

尽管产业内差距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但是产业间差距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们的相对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是明显不同的，并且从近年的表现来看，产业间差异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表3及图2均表明1990年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转折，不论在产业内还是产业间都是如此。1990年之前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石磊等；2006），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工业结构调整、城市实行企业改革以及国家注重需求的引导、重视价值规律的运用等措施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各产业内部发展，有助于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促进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第三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也使生产率快速上升，而且产业结构优化也促进了产业之间协调和相互推动，因此，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者也都迅速分享到了成长的果实，产业间差距也快速减小。只是在这一减小过程中，产业内部的作用更强更猛而已。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走向结构性过剩经济，产品升级、产业调整和产权改革陷入困境，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而东部地区在外来资本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产业发展又走向不平衡，产业内差距开始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开始提出西部开发，并在2000年之后又相继提出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使中西部发展加快，2003年之后产业内差异略有减小。与此同时，农业发展开始出现滞后，工业却快速发展，并在入世之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由于中国工业是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端，难以形成与强大的工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也出现滞后，经济增长成果在产业部门之间分享很不对称，因此，产业间差距又很快扩大，2007年贡献率达27.87%。

图2　1978—2007年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大小的变化

四、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动态分解

从前面的静态分解中，我们知道地区经济差距分为产业内和产业间两个部分，而且这两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进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那么这种变化的结构性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一方面会对产业的地区分布产生影响，进一步推动各地区的产业生产率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产业内差距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产业间的关联作用，也使产业间的生产率差异发生改变，进而产业间差距也会变化。两种差异的变化使得地区经济差距发生演变，但是，静态分解并不能反映这种结构性的影响，通过动态分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泰尔指数的动态分解法

我们采用偏离-份额法（Shift-share Methed）对泰尔指数进行动态分解。偏离-份额法最早由Fabricant（1942）提出，并经过Dunn、Perloff、Lampard、Muth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扩展，笔者发现泰尔指数也可以用这一方法进行分解。用上标t表示期末，上标0表示期初，并引入记号：WGi＝则WGi表示产业i的地区经济差距，BGi表示产业i与其他产业之间差异程度。我们可以对两时期泰尔指数的变化进行分解：

地区经济差距是来自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两个部分，其变化自然归因于两种差异的改变，通过动态分解，两个时期的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进一步被分解为六个部分。第（1）项表示在维持原有产业内差距不变的基础上，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带来的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结构效应Ⅰ；第（2）项表示保持产业结构不变时，产业内差距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地区经济差距变化，它主要是由于产业在各地区生产率不同而引起的，从而导致产业所创造的新增财富在地区间的分配不均，各个产业的这种效应累加起来就是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增长效应Ⅰ；第（3）项则是由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差异同时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综合效应Ⅰ；第（4）项表示在原来产业间差异条件下，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带来的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结构效应Ⅱ；第（5）项表示在原有产业结构不变时，产业间差距发生改变而带来的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而前文已经指出产业间差距是由部门间劳动者受益程度不同所致，因此，产业间差距的改变实际上是各产业之间生产率的不同导致了新创造的价值在产业部门之间分配不均，我们称之为增长效应Ⅱ；第（6）项表示由产业构成和产业间差距同时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综合效应Ⅱ。第（1）项和第（4）项均是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两项之和称为结构效应，它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第（2）项和第（5）项均表示由于产业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新增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引起的经济差距变化，两项之和称为增长效应，它反映了产业在地区间以及各地区产业间的不平衡的成长对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第（3）项和第（6）项之和称为综合效应，它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增长相互作用对地区经济差距所造成的影响。

（二）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分解效应分析

由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经历了两次转折，因此，我们将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表4报告了我国1978—2007年间经济差距变化的分解结果。^[9]

2007年与1978年相比，地区经济差距是缩小了，然而，促进这种变化的主要是增长效应（贡献率168.20%），而非结构效应（贡献率2.27%）。也就是说，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主要源自产业（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生产率的差异，而产业结构的作用很微弱，两者的综合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从各个时期来看，结构效应对地区经济差距改变的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甚至有时候超过了增长效应的影响（如1991—2003年间），这表明对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经济差距具有强烈的短期效果。结构效应、增长效应和综合效应在不同的时间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相对影响力和作用方向也不相同，这表明了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率增长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上是因时而异的。我们知道，地区经济差距有两个来源：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率增长对两种差异的影响又如何？

表4表明，结构效应、增长效应和综合效应对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对产业内差距变化而言，增长效应占主导地位，结构效应次之，综合效应最小，不论在各个阶段还是整个1978—2007年都是如此，只是在作用方向上存在区别。对于产业间差距的变化而言，在各阶段结构效应最为重要，增长效应次之，综合效应最小，在作用方向上也有所不同，而在整个1978—2007年，却是综合效应和增长效应重要性远远强于结构效应。在1978—2007年结构效应的相对于产业内差异变化重要性也要小于各阶段，这再一次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而减弱。同时，表4也表明，不论是从改革开放的整个30年，还是各个阶段来看，产业内差距的改变总是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产业间差距的变化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结构效应、增长效应和综合效应对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上述影响与我国经济发展轨迹也是相契合的。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说明：（1）改革之前，我国偏向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不仅导致了当时地区差距的严重分化，而且，也使我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调。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全面铺开，农村生产力全面释放，对轻重工业比例的进行结构调整，以消费品工业发展为重点，注重需求的导向作用，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向合理方向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转向城镇，集体企业迅猛崛起，工业企业改革成为中心，同时允许私营企业的发展，并在东部沿海城市实行开放政策，使得原先偏向于中西部的产业格局大幅改观。1978—1990年间的这些变化不论对于产业内差异还是产业间差异而言都是有益的，均迅速促进了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2）1991—2003年，我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复杂化，地区之间的产业发展也开始不平衡起来。第一产业比重由1990年的27.1%下降到2003年的12.8%，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来说显然有些落差过大，第一产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这符合工业发展的规律，但是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等基础工业滞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这种复杂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于这一阶段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有极强的影响力，其贡献高达65.38%。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充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政策支持使得工业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与中西部的产业发展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因此，增长效应显著促进了产业内差异的扩大，但是我国制造业和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服务业的附加值也不高，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并不十分明显，部门间的增长效应反而抵消了产业内的增长效应，最终在1990—2003年间，生产率增长对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十分微弱。（3）2003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又迎来了另一个拐点，这得益于中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开始融入全球格局。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在出口的推动下，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西部地区也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指导下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连年超过两位数，生产率的提高和中西的加快发展使得地区经济差距开始减小。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却是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供应为基础的，处于价值链低端，产业关联作用不大，产业结构矛盾十分突出，因此，结构效应反而阻碍了地区经济差距的减小。

五、小　　结

从产业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地区经济差距有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两个部分。本文借鉴泰尔熵的原理，构造了一个基于三次产业分类的泰尔指数，用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地区经济差距演变。在此基础上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以探讨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的影响和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结构性原因。研究发现：（1）在数据更新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已由“U”形（林毅夫、刘培林，2003；石磊、高帆，2006）转化为倒“N”形的变化趋势。1978—1990年地区经济差距显著收敛，1991—2003年间却又处于发散过程之中，2004年之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又开始有所减小。（2）产业内差距，尤其是第二、三产业的差距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不同于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基尼系数的分析，第二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只在改革之初的短暂几年里略有增大，其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第三产业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则一直上升，却于2002年之后有所下降。产业间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再波动，并占据重要地位。（3）在1990年之前，结构效应和增长效应共同推动了地区经济差距的迅速收敛，并且增长效应作用占主导地位。1990年之后的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过程开始复杂化，结构效应引起了产业内差异和产业间差异的同时增加，然而，增长效应对产业内差异和产业间差异的影响几乎抵消，但这一阶段中最终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结构效应则是主导性的因素。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增长效应显著地推动着地区经济的收敛，但结构效应却又阻碍了这种变化。（4）产业内差距和产业间差距的影响机制是截然不同的，产业内差距的变化主要来自产业的成长，而产业间差距的变化在短时期内更多地源自产业结构调整，在长期内则仍以产业成长占主导地位。（5）总体上，从长期来看，地区经济差距主要还是来自增长效应，结构效应影响较小，然而，在短期中结构效应的影响却是非常关键的，甚至是主导性的。

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1）第二、三产业的地区不平衡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构成，因此，必须促进中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落后地区的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促进产业的地区平衡发展。（2）产业间差距对地区经济差距具有重要影响，而这主要是源自地区产业结构差异导致的产业部门间相互影响力的强弱不同，因此，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中央政府要因地制宜地进行整体布局，选择关联效应大的战略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创造合适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进行配合，让产业部门相互拉动，促进地区和产业的协调发展。（3）产业的增长效应是长期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地区差距问题还需从完善经济制度、促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等问题上着手，以促进经济的内生发展。（4）由于产业结构效应在短期内对于地区经济差距具有相当明显的作用，因此，从缓解当前的某些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出发，政府根据国情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刺激某些区域或者产业部门经济更快发展，提升该区域或者产业的收入水平，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短期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产业的增长效应和结构效应对于地区经济差距影响机制的巨大差异也告诉我们，短期的结构调整在应对地区经济差距问题上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因此，政府应该从长远着眼，将长期的规划与短期的调整相结合，重点放在产业的发展之上，并适时地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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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邹薇、张芬：《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8］　石磊、高帆：《地区经济差距：一个基于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

［19］　唐平：《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

［20］　齐良书：《收入、收入不均与健康：城乡差异和职业地位的影响》，《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21］　许召元、李善同：《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

【注释】

[1]本文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6期。

[2]这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

[3]彭国华（2005）将国民经济所有产业分解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零贸易餐饮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六个部门。

[4]唐平（2006）采取人口比重的赋权，而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则没有考虑人口因素，但范文注释中指出，含人口权重计算时，加重了低收入地区的份额并降低了高收入地区的份额，在衡量中国地区差距时，含有人口权重得出的结论与不含人口权重的结论截然相反，即我国人口分布是对地区差距有影响的。

[5]基尼系数有很多种算法，这里采用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

[6]1996年我国行政区划调整之后，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而此前重庆市数据不可得，因此，本文分析将重庆市并入四川省。

[7]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分解是基于三次产业分类而进行的，如果产业分类进一步细化，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肯定会更容易体现出来，因此产业间差异可能会在地区经济差距中占有更大比重。

[8]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利用基尼系数的分解，表明第二产业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常年维持在65%以上，并且没有减少的迹象。魏后凯（1997）通过变异系数的分析，表明第二产业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贡献是在不断减小的。

[9]需要指出的是，偏离份额分解法倾向于低估结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