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产值和制造业如何对比

余典范　张亚军

一、引　　言

中国产业结构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滞后”的不合理现象，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产业的自生能力与产业之间联动效应不显著的问题，即产业关联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各产业的协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现阶段，不论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现代服务业，一方面目的在于借此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更为重要的是希望这些高端产业能充分发挥其产业关联效应，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就需要不断优化其产业关联机制。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需要我们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提升结构转型的内涵。因此，大力发挥产业关联效应、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对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水平进而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理论认识方面，产业联动发展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同，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方面获得了较多的理论支撑，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共生互动关系，从制造业中分离出的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了比原制造业内部更具效率和更高质量的专业性服务，促进了制造业的增长；同时，制造业的增长也会对服务业产生一定的需求效应，从而显著促进服务业的发展（Park＆Chan，1989；Coffay＆Bailly，1991）。植草益（2001）和周振华（2003）的研究还发现，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分工的不断深化，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依赖性在加强，而且生产性服务业会渗透到制造业的每一个加工环节，两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呈现融合趋势。

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的关系也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支持，针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生互动关系，陈宪和黄建锋（2004）构建了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互补关系。胡晓鹏和李庆科（2009）利用1997年和2002年苏、浙、沪三地投入产出表，通过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等指标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关系进行了系统评价，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性大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吕铁（2007）通过测算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指标，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仍处于较低水平。高觉民和李晓慧（2011）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理模型，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内部各部门与制造业均呈现互动发展关系。Markusen（1989）运用数理方法证明，随着市场扩张，厂商数目和生产规模会扩大，分工更加细化，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不断分离，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发展。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有利于制造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然而，针对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嵌入关系，黄莉芳（2011）利用1992—2007年四张“中国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率偏低，并且，在中间需求率上表现为对自身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而不是制造业部门的需求。

上述研究大多从某个侧面对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进行了局部的分析，但在深入理解二者的关系上，以下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澄清与完善：一是从理论与实践上看，产业之间的关联一定是存在的，我们的研究除了证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外，更应该关注二者存在怎样的联系以及各产业关联效应的差别；二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效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中国产业转型发展中，这些产业的内生发展与产业关联效应具有哪些动态变化的特征。针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首先扩大了研究的样本量，利用1987—2010年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年份的延长表，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投入产出数据系列，全面测算并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联变化的特征，这有利于全面把握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的动态变化；其次，相比于传统的产业关联分析，本文运用结构分解的方法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联效应细分为部门内乘数效应、部门间的溢出效应、部门间的反馈效应，这有利于我们从自身发展机制与外部关联机制等方面深刻认识我国产业的转型发展，对有效推动中国产业的融合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以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评论；第二部分介绍投入产出分解模型和数据处理情况；第三部分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投入产出模型的分解与数据说明

（一）投入产出分解模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作为产业结构研究的重要工具，在分析产业关联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在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方面，大多数的研究基于计量分析方法，但这一方法缺乏稳健性，由于不同的研究者所建立的模型不同，选取指标的差异往往导致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同时，计量分析方法也无法细分产业关联效应。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分析框架相对稳定，而且在分解产业关联的各种效应方面有着计量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在产业关联效应的分解方面，Miller和Blair（1985）提出的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潘文卿、李子奈（2007）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国区域之间的溢出效应、反馈效应；余典范等（2011）运用这种方法对2002年和2007年中国51个产业的关联状态及其变化进行分析。本文针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投入产出系统，运用投入产出的结构分解技术，重点对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内部发展机制以及产业关联机制进行分解，深入剖析不同产业发展的驱动力量，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相应的建议。服务业和制造业组成的投入产出系统可用如下的标准投入产出矩阵形式表示：

其中，下标1代表服务业部门，2代表制造业部门。Aii为部门i（i＝1，2）的直接消耗矩阵，Aij表示部门j内各产业对部门i内各产业的消耗系数矩阵，X为部门产出，Yi为部门i的最终产品。由模型（1）式，可以得出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总产出的表达式，如对于服务业产业群1而言，有如下等式：

上式表明，部门1即服务业的总产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满足本部门最终使用需要的产出，包括服务业内部不同产业间的相互作用效应以及服务业与其他产业间的相互作用效应；二是为满足制造业最终使用的产出，它是制造业最终产出的变化对服务业的一种溢出效应。为了分解出乘数效应、产业间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可以将（2）式写成如下形式：

为了明确各种关联效应的内涵，假设多生产一单位的X 1，首先增加部门1的一单位的产出，而当期增加的一单位产出中会有A 11部分作为下一期的投入，进而造成下一期增加了A 11单位的X 1……这一过程会形成一种乘数效应，最终会导致部门1有（I－A 11）－1的增量，即为部门1的里昂惕夫逆矩阵，而里昂惕夫逆矩阵（I－A）－1表示了两类部门之间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影响，可测度部门1的部门内乘数效应。这种效应体现在产业部门内部，因此，可将Mii＝（I－Aii）－1定义为部门内乘数效应，代表了本部门的内生增长机制。显然，这一乘数效应只是（2）式或（3）式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部门1最终产出增加时所带来的该部门总产出的全部增加量。部门1总产出的增加中还包含有部门2对部门1的溢出效应，以及部门1通过影响部门2再反过来影响部门1的部门间反馈效应所带来的部分。

在产业关联效应中，多生产的一单位X 1不仅会对本部门产生影响，由于部门2对X 1的消耗，因此，其对部门2会形成一种溢出效应，这一影响最终会造成该部门（I－A 22）－1A 21的产出增量，可以将Bij＝（I－Aii）－1 Aij（j≠i）定义为部门间溢出效应，表示部门j对部门i的溢出效应，可见，产业间溢出效应依赖于产业内的乘数效应。

此外，部门1对部门2的溢出效应又会通过关联作用反馈到部门1上，最终导致部门1的产出增量为F11＝［I－（I－A 11）－1 A 12（I－A22）A21］－1＝（I－B 12B 21）－1，定义Fii＝（I－Bij B ji）－1为部门间反馈效应，它表示产业部门j一单位产出增加导致产业部门i产量变化之后的反馈作用，可见产业间反馈效应依赖于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因此，（3）式可写成：基于上述定义，标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模型可进行如下乘法形式的分解：

X 1＝F 11 M 11Y 1＋F 11 M 22B 12Y 2

或者说，可以将反映最终产出对总产出影响的里昂惕夫逆矩阵（I－A）－1分解为部门内乘数效应、部门间溢出效应与部门间反馈效应的乘积：

为了进一步明确其分解式的经济含义，对（4）式时进行计算可得：

上式表明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提示我们在产业转型发展方面不能脱离产业之间的关联，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并不仅仅是完善自身的发展机制，还在于建立更为广泛、紧密的产业技术经济联系，这样的产业发展才更有生命力。例如，对于F11M11来说，它既表示了当部门1产出增加一单位时对本部门总产出的需求，同时也包含了产业部门1产出增加一个单位时带来的反馈效应，也就是说，这里的反馈效应不仅仅包含了两类产业部门之间反馈作用导致的总产出的增加，还包含了部门1内部乘数效应所带来的产出增量。而对于F22B21 M11来说，它既代表了部门1产出增加一个单位导致的对产业部门2的产品需求，同时也隐含了该需求中来自部门1对部门2的溢出效应所引致的对部门2的反馈作用。类似地，部门2的反馈效应也包含了部门内部的乘数效应和两类部门之间的反馈。因此，这里部门之间的反馈效应不是单纯的反馈作用，它包含了部门内部乘数效应。为了将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中的乘数效应予以剔除，我们可以对分解式（5）进行如下加法形式的转化：

（6）式将两类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影响分解为三个部分，右边第一项表示部门内乘数效应，表示1单位的最终产出所引起的本部门产出水平的变化，是部门内生发展水平的体现；第二项表示部门间溢出效应，表示1单位的最终产出所引起的另一部门产出水平的变化，是典型的关联作用；第三项表示部门间的反馈效应，表示1单位的最终产出在通过对另一部门的关联影响之后又反馈到部门自身，从而为本部门创造价值的大小，反馈效应实质上也体现了产业间的关联影响。这样分解的好处在于我们不仅能够观察产业本身发展机制的发展变化，而且能够了解不同产业之间技术经济联系的动态演变。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中国统计局编制的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的延长表，中国从1987年开始编制全国投入产出表，每5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编制，至今已公布了5次，由于5年编制一次时间间隔较长，为了分析的需要，国家统计局逢“0”和“5”的年份会编制相应的投入产出延长表。为了动态地反映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内生发展机制与产业关联机制，与以往研究仅仅采用单张投入产出表不同，我们选取了1987—2010年5张投入产出表和5张延长表共10张投入产出表，以期对上述机制进行全面的剖析。由于投入产出表在编制的过程中不断地对部门进行调整和扩充，为了分析的一致性，往往需要对原表进行产业的归并，但数据合并处理往往会造成较大的数据信息的损失。因此，我们在进行分析时，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了静态的比较分析，然后对10张投入产出表合并进行比较分析。

三、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

为了对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在产业关联上的转型发展有一个总体认识，本部分从原始数据开始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各种效应进行总体测算，力争保留细分产业最真实的关联特征。^[2]然后分别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细分行业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类产业关联效应的演变特点。

（一）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影响的关联效应

表1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总体效应的测算结果，为了进行总体效应的比较，同时为了解决每一张投入产出表之间部门分类的不同，我们用产值权重进行了加权处理，这样尽量保留投入产出表中的原始关联效应。从五张正式的投入产出表的结果看，每一年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总效应都要高于服务业的总效应，譬如，2007年服务业的加权平均总效应是1.6908，制造业为2.5106，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性要大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性。也就是说，在当年的生产技术和结构状态下，由于服务业产业关联的影响，增加1单位服务业的最终产出将拉动两大类部门所组成的经济系统产出增量为1.6908个单位，而制造业1单位最终产出可带动2.5106个单位总产出的增加。可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远远高于服务业，前者是后者的1.48倍。而2007年之前的情况莫不如此，因此，制造驱动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关联上具有显著的特征。

图1　1987—2010年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绘制。

从纵向的时间趋势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上是不断优化的。总体上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在增长，从1987年的2.0056增长到了2007年的2.5106，增长了25%；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总效应则有所反复，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上涨后，在2002年和2007年均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将5张延长表与5张投入产出表的总效应进行比较发现（图1），从更为完整的时间序列看，比较理想的结果应该是二者呈现一致向上的协调发展，但实际上，二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逆反的关系，发展“相对独立”。按一般的国际经验来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完善、产业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大、产业发展健康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中国的薄弱环节。与此同时，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外向型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发展，特别是代工的模式导致中国许多制造的中间产品都从国外进口，而高端服务也大都外包给跨国公司。这样就导致“需求引导”与“供给推动”的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中并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厘清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我们需要对其各种效应的结构进行分解。从表1与表2可以看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对于服务业而言，2007年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分别为1.2176、0.4002和0.0730，也就是说，增加1单位服务业对经济产生1.6908单位的产出过程当中，有1.2176单位的产出增量是通过服务业部门内部自身的产业循环而引致的，有0.4002单位的产出增量是通过服务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发生关联而引起的，其产出增量发生在制造业部门，是服务业部门对制造业部门的一种驱动，而另外的0.073单位的产出增量则是在通过服务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之间的关联互动之后反馈到服务业部门，其产出增量发生在服务业部门。同时，2007年制造业部门的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分别为2.1026、0.2850和0.1230。而且，从10张投入产出表的时间序列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均呈现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反馈效应的态势，而且乘数效应远大于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其中服务业乘数效应的贡献稳定在60%—75%之间，制造业乘数效应则基本稳定在80%以上。这进一步表明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相对独立，内生发展效应贡献相对较高。

在溢出效应方面，制造业与服务业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对于服务业部门，1单位最终产出带来的增长中，溢出效应在20%—32%之间，而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基本徘徊在10%左右。二者的间接反馈效应大致相当，都在10%以下。从价值创造的结果来看，2010年增加1单位服务业的最终产出为经济创造的贡献中，1.3561单位的最终产出来自服务业部门，0.5574单位来自制造业部门，两者比重分别为70.87%和29.13%。但是，增加1单位制造业的最终产出为经济创造的贡献中，有2.3135单位来自制造业部门，仅有0.2554单位来自服务业部门，两者的比重分别为90.06%和9.94%。而且，从溢出效应的绝对值看，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大大高于制造业的溢出效应。

从上述的比较中可以得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对制造业推动效应比较显著，反之，制造业对于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则较小，因此，尽管从产业关联的总体效应上制造驱动经济发展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但制造业的发展对服务业的需求效应并不显著。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在本质上是一种需求与供给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经济联系，上述中的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正是其中的实现机制。制造业是服务业的重要需求部门，制造业的分工深化会对服务业特别是对研发服务、咨询、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增加，这一效应会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为了直观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三次产业的中间需求率，结果发现第二产业的中间需求率要高于第三产业（图2），说明中国当前的产业发展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要低于第二产业。这一现象表明我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在分工上走向深化，在当今全球分工进一步深化以及制造服务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我们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依然粗放，制造业的转型依旧缓慢。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要向服务经济驱动转化，除了完善服务业的自我强化发展机制、提高服务业的专业化、社会化以外，制造业在创新发展、深化分工、价值链方面应该率先实现升级，这不仅能提高制造的效率，而且也是提升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产业整体获利能力的重要方面，这样才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夯实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

图2　1987—2010年三次产业的中间需求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绘制。

（二）制造业子行业的产业关联特征

为了数据的可比性以及分析的需要，我们将5张正式的投入产出表与5张延长表的相关产业进行合并，建立1985—2010年共10年相对比较连续的产业关联表，经过合并后的产业包括16个制造业部门和7个服务业部门共23个产业部门。^[3]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细分的产业进行总体的比较和动态分析，以便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

从制造业的乘数效应来看，排在前面的依次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以及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内生发展机制较为显著，而且，我们考察更为细分的70多个制造业的投入产出表也会发现同样的事实。而紧随其后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大多排名靠后。因此，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看，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总体而言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些行业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上都是进步较快的产业。从时间趋势上来看，2010年与1987年相比，几乎所有行业的乘数效应都呈增大的趋势，表明这些行业的自主发展能力都在提高，但仔细分析中间的变化过程发现，制造业的乘数效应并不是一致上升的趋势，中间的升降也是多有反复，特别是在1998年、2008年后面其乘数效应都有一个下降然后上升的过程，可见制造业的内生机制还并不是很稳定，易受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制造业也具备了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从溢出效应看，排在前面的依然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即这些产业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因此，我们在提服务业发展战略时不能忽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只有这些产业发展了，才能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更多的需求效应。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溢出效应相差不大，排在最后的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和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两个行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性，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有限。而制造业各行业的反馈效应要明显低于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排在前面的依然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表明这些行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密切。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反馈效应紧随其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反馈效应则相对较弱。反馈效应作为产业间关联效应的一种，其与溢出效应有着较为一致的变化态势，当某一产业对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较大时，其同时接收到服务业的反馈效应也较大。从时间趋势来看，大多数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有三个较为明显的转折阶段，分别是1992年、2002年以及2007年后面的时期，这几个时间段也恰恰是中国三次制造业大投资的时期，但这些投资在扩大制造业规模时，并没有在发展内涵上得到相应提升，对服务业的带动效应反而出现了下降。

事实上制造业溢出效应的这种阶段性特征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有着重要的关联。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动了投资的发展，市场供给不足导致了生活必需品制造业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但这些制造业部门对相关的服务业需求还较弱。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制造业部门分工日益深化、服务外包活动有了较快发展，这突出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溢出效应的大幅提升。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的快速增长为制造业创造了大规模的需求，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迅猛崛起，但以代工为主要模式的制造业发展单兵突进，企业对服务的需求没能实现同步提升，溢出效应反而有所下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疲软使得制造业同样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其对服务业的发展带动效应趋弱。但反观反馈效应在1992年的转折时期与溢出效应类似，但在2002年与2007年的转折期，由于受到服务业的反馈效应反而有所增强，表明这些时期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在增强，服务业对经济的风险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因此，“新常态”下发展服务经济是稳增长、增强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战略方向。

（三）服务业子行业的产业关联特征

在7个服务业部门中，乘数效应相对而言最大，其次为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平均来看，乘数效应排在前面的有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其均值超过1.2（表6），表明这些行业的内生发展机制较为显著，一单位最终产出的增加能给经济体创造超过1.2单位的产出。而交通运输及仓储、邮电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等的乘数效应较低。从时间趋势来看，服务业的乘数效应变化比较平稳，因此，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

从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来看，科研服务、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电业等产业排在前面，而且，整体上服务业的溢出效应高于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表明中国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效应强于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效应。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的溢出效应处于较低的水平，其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循环发展机制是其主要发展模式。金融业的溢出效应过低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融资渠道依然不畅，金融对制造的供血机制还亟须完善。一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是自生发展和关联发展并重，只不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加强调其他产业的需求，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加强调产业自生发展机制。但动态的时间趋势表明，中国大多数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并不大（多数都小于1）且并没有一致的上涨趋势，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还比较滞后，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如果这些产业的关联机制得以完善，将会对中国经济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更加深入分析服务业的溢出效应特征，我们对未进行合并的服务业进行了分析，这里挑选了排名前三与后三的行业进行对比分析（见表7）。^[4]可以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溢出效应排在前面的主要是一些消费性服务业，其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一般都小于1，而进入21世纪后，像计算机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以及科学研发业的溢出效应处于领先地位，且多数的溢出效应都超过1，表明这些产业对制造业的拉动效应显著。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以及批发零售业的溢出效应则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相当有限。综合服务业总体的溢出特征和细分行业的特征来看，服务的总体关联效应还有待提高，而且，亟须解决服务业关联中的结构性问题，尽管我们在研发、信息与商务服务上的溢出效应有了较大进展，但在金融服务、流通领域等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比较密切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重点从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考察了产业关联在我国产业转型动力机制方面的动态效应，并系统、全面地运用10张投入产出表深入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机制，得出了以下的基本结论：一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我国在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上是不断优化的，而且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倍增的推动作用。其中，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远远高于服务业，制造驱动经济发展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并且，这种效应有继续强化的趋势。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均呈现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反馈效应的特征，而且乘数效应占据着相对主导的地位，表明我国产业的发展依然比较“封闭”，产业的互动发展机制还亟须完善。在溢出效应方面，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远高于制造业，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在提升制造业发展绩效方面发挥了良好的效果。反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则较小。三是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内生发展机制和溢出机制上都要优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表明这些行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密切。四是服务业的乘数效应变化比较平稳，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是中国经济稳增长、促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大多数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并不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亟须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通过完善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来实现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还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产业关联效应的改善，对提升中国产业总体规模和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仅体现在先进制造业或者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产业互动关联机制的完善，因为产业关联对经济发展往往会起到加速器的效应，而且内部关联机制的优化能使整个经济系统更合理地运行。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针对影响产业关联效应的一些关键因素，如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产业要素的流动障碍，特别是亟须降低阻碍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与壁垒，完善促进产业关联效应发挥的机制。

第一，完善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的机制，重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效应。我们的产业转型发展一定是制造与服务的双转型，制造业的发展如果不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需求，我们服务业就会陷入“无水之源、无木之本”的窘境，服务业如果不能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更优质的供给，制造业的转型也就失去了“灵魂”。制造业产业链较短和服务外部化程度低是我国制造业无法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应在延伸制造业产业链和促进制造业服务外部化方面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制造业需求效应的扩大需要完善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发展机制，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出口的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把具有较低的生产率水平的制造业培育成为具有较高的相对生产率的产业，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拓展制造业产业链的空间。与制造业相比，中国服务业长期以来存在产业过度管制、低效管制和对外开放不足的显著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积极探索服务业的开放、降低服务业的进入壁垒、重塑服务业发展机制。以“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事中事后的监管模式优化政府的管理机制、完善市场制度以及公共政策体系，夯实服务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降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冰山成本”。产业之间关联效应的提高重点在于生产要素、商品之间的自由流动。目前，由于国内市场分割比较严重，许多地方的对内开放程度远小于对外开放的程度。由于存在着各种隐形的、变相的地区市场壁垒，各区域之间商品自由流通、要素流动受限，物流成本高企，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接近20%左右，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严重的梗阻效应，造成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导向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运行不畅，市场交易和运行的效率低下。因此，首先要着力打破各种形式的地区封锁和地区壁垒，提高国内市场区域一体化水平。按照中央简政放权的思路，清理各种含有地区保护主义条款的文件、规章、制度；加快出台有利于建设规范平等、公平自由、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推动体制创新。其次，应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设。加快体制创新的步伐，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优化区内各种资源的配置，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与合作，为资本、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推动开放、统一、有序的大市场的形成，为产业的发展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

第三，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两方面双管齐下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涌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本质上是由于技术进步、管制放松与管理创新，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发生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的特征和市场需求，导致产业之间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从而呈现一种新型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逐步形成产业之间产品、业务与市场全面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打破二者的技术与制度壁垒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应从政府购买、消费补贴等需求侧重点鼓励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等的推广和应用，并鼓励这些技术与服务业态的结合，发挥其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中的黏合剂和推进剂作用，不断培育诸如移动互联、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的发展，实现制造技术与服务形态的深度融合，拓展整个产业系统的发展空间和获利能力。另一方面，从机制和组织方式上完善制造与服务之间的融合机制。一是有效促进服务外包的发展，服务外包作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主要方式，在提高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因此，应积极扶持企业承接高水平的外包服务，在“干中学”中掌握国际先进管理理念，逐步融入并主动拓展国际网络渠道，在此基础上提高规模化、国际化、信息化水平。二是要着力推动制造业的“主辅分离”，引导大型制造企业提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能力，积极拓展技术研发、品牌运作、集成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鼓励制造企业有针对性地剥离服务部门，以产业链整合配套服务企业，推进服务向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此外，针对当前我国产业园区在产业集聚方面的优势，完善服务配套平台的建设，注重制造、服务产业生态系统的建设，提升产业的融合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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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e-Hark Park，Kenneth S．Chan．A Cross-Country Input-Output Analysis of Intersecto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and their Employment Implications．World Development，1989，2．

【注释】

[1]本文原载《财经研究》2015年第6期。

[2]在5张投入产出表中：1987年共72个制造业部门，27个服务业部门；1992年共73个制造业部门，27个服务业部门；1997年共72个制造业部门，34个服务业部门；2002年共72个制造业部门，34个服务业部门；2007年共81个制造业部门，45个服务业部门。在5张延长表中：1990年共18个制造业部门，8个服务业部门；1995年共18个制造业部门，8个服务业部门；2000年共18个制造业部门，13个服务业部门；2005年共17个制造业部门，16个服务业部门；2010年共39个制造业部门，16个服务业部门。

[3]16个制造业部门分别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I1）、纺织业（I2）、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I3）、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I4）、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I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I6）、化学工业（I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I8）、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I9）、金属制品业（I10）、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I1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I1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I1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I14）、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I15）、其他制造业（I16）。7个服务业部门分别为：交通运输及仓储、邮电业（I17）、批发和零售贸易业（I18）、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I19）、科研服务（包括文教体卫等，I20）、金融保险业（I21）、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I22）、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行业（I23）。

[4]5张基本流量表中的服务业部门分别为：航空货运业（BS1）、管道运输业（BS2）、粮油商业（BS3）、物资供销仓储业（BS4）、铁路客运业（BS5）、航空客运业（BS6）、房地产业（BS7）、卫生事业（BS8）、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BS9）、文化艺术和广播事业（BS10）、科学研究事业（BS11）、金融业（BS12）、计算机服务业（BS13）、软件业（BS14）、批发业（BS15）、零售业（BS16）、商务服务业（BS17）、物业管理业（BS18）、公共设施管理业（BS19）、其他社会服务业（BS20）、农林牧渔服务业（BS21）；5张延长表中的服务业部门分别为：货运邮电业（ES1）、商业（ES2）、饮食业（ES3）、旅客运输业（ES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ES5）、批发和零售贸易业（ES6）、金融业（ES7）、保险业（ES8）、房地产业（ES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ES10）、研究与试验发展业（ES11）、科学研究事业（ES12）、文教卫生科研事业（ES13）、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影视业（ES14）、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ES15）、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业（ES16）、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ES17）、社会服务业（ES18）、行政机关（ES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