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产业绩效

余典范　干春晖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主要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随总量的扩张实现同步提升，这一“总量”与“技术”的二元结构使得我国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时处处碰壁。对于这一问题，诸多研究都从“市场换技术”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这些注重对结果进行评价的研究往往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溢出效应大也并不代表本国的技术水平今后就较高，毕竟溢出效应的大小只能部分说明一国的技术进步，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典型的因果关系）。对于“结果为什么是这样”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这究竟是“开始的偏差”还是“过程的扭曲”，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作为对技术溢出研究的重要补充，我们不能忽视对技术能力前端即技术选择的研究。可以说，适宜的技术选择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地区、产业甚至企业赢得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选择往往是国家或地区发展战略的体现，是技术政策的核心，是夺取技术优势的前提。适宜技术理论认为一国的技术结构受制于本国的资金、技术和资源禀赋，如果一国的技术选择偏离了本国的这些要素的状况，就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改善。这为我们认识技术进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既然国外的有些技术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更有必要鼓励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是一个特定阶段的问题，它在任何阶段都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我国来说，现有的技术选择是否与我国的技术基础与劳动力结构相匹配？这种匹配程度对产业绩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的我国来说，这其中是否存在制度上的扭曲？这些都是我国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不是单纯从资本深化的角度来考虑技术选择，而是结合我国的技术基础与劳动力结构来分析，因为如果这种资本深化是与劳动力结构较好匹配，那么将会与产业绩效的提高形成一种良性的关系，反之，则有可能阻碍产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现有的研究一般考虑的是技术选择与产业绩效的单向关系，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一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启发，即产业绩效是否也对技术选择的匹配性产生了相应的诉求，如果不是，这其中存在哪些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Ki为产业i的资本，Ri为产业i的劳动力数量，Hi与L i为产业i中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实证检验主要分两步：第一，本文将对我国产业技术选择的匹配指数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与因果关系的检验，考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根据上面的检验结果对我国技术选择的适宜性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

协整与因果关系的基本检验模型为（其中，Ait为产业绩效）：

而非适宜技术的扭曲机制都是与正常的技术结构优化升级道路相违背，为了保障扭曲机制的实现，发展中国家一般会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准入政策以及扭曲的生产资料价格机制来调动相应的资源向扭曲的技术部门倾斜。^[2]为了分析的可对照性，我们对内外资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税收优惠被认为是外资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内资企业也会享受到一定的优惠，但二者之间

本文检验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适宜技术的基本理论。在适宜技术理论中，经济体的技术结构内生于技术基础与劳动力的结构，即某一产业的最优技术结构是该经济体中劳动禀赋结构的函数。本文用匹配指数MIi度量产业的技术选择与劳动力结构的匹配程度，其中，存在的差别将会对产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认为，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这也是我国在税法上公开承诺的。理论上，增值税应该对所有的企业都是一致的，而在实际中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因此，本文将讨论这两种税率的影响。在准入政策上，投资的比重即产权是最为直接的体现，这一指标的高低不仅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从而造成资源使用结构的扭曲，而且还直接左右着企业要素的使用方式和技术选择。此外，在技术选择中，工资制度是解决劳动力要素扭曲问题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在分析时主要引入税收制度、产权制度以及工资制度来进行实证分析。待检验的计量模型如下（其中，WA、ZS、XS、PR分别代表工资制度、增值税制度、所得税制度与产权制度）：

三、方法与数据处理

对于我国产业的绩效状况，本文用生产率随时间变化的Malmquist生产率（TFP）指数表示，并且，我们进一步将这一指数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TC）与技术效率指数（TE）。在生产率的测算上，本文采用了DEA的测算方法。与以往测算不同的是，我们剔除了外资的影响，这样的处理能尽量避免由于没有剔除外资的影响而造成的对我国工业行业的测度误差，从而更能直觉地观察到我国本土产业的绩效。在实证方法上，本文通过建立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方法来估计。样本以制造业两位码行业，由于2002年调整了行业的统计口径，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剔除了相关行业。同时，在分析中我们还排除了外资比例过少的一些行业，最后集中在28个制造业行业。^[3]外资企业的数据取自于统计年鉴中的“三资企业”，而内资部门的数据则由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据减去“三资企业”的相应数据得到。

产出数据选取工业增加值，其中2004年各行业的增加值根据平新乔（2007）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工业增加值＝应交增值税／税率计算，由此形成了1999—2007年完整的面板产出数据，^[4]数据以1999年为基期，对相应的增加值进行了平减。资本投入以1999年为基期按照“永续盘存法”进行估计，劳动投入本文用各行业从业人员来表示。

在计量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还有如下几种：一是资本—劳动比Ki／Ri，这一变量由上面的测算出的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相除得到。二是劳动力的结构Hi／Li，我们这里采用工作性质的分类，^[5]高技能劳动力我们用技术人员表示，相应的低技能劳动力用总的从业人员减去高技能劳动力人数。三是关于各种制度变量的测度问题，我们采用外生变量将制度因素内生化的做法。对于工资制度变量，一般的平均工资很难衡量这一制度，因为工资高可能是因为这一行业的生产率较高，如果这一行业的生产率较高，而工资却较低的话，则这一工资制度可能更有竞争力。因此，本文采用相对工资率作为这一制度的衡量，这一变量的含义在于当某一产业生产率水平不高，但是相对工资率较高时，可能是政府为了保持偏移的技术选择而进行的制度扭曲。

关于税收制度，这也是一个对内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变量，由于所得税的数据无法得到，我们用“销售收入税率”来进行相应的比照分析，用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除以产品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的差值来表示；增值税税率用应交增值税与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

关于产权制度的衡量也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我们在这里采用相应类型企业的资本占行业总资本的比重来衡量，做这样选择的理由如下：一是相对于产出指标，资本投入指标更能反映某一行业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开放、准入程度，这是产权制度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二是产出指标受生产效率的影响较大，而这有可能会掩盖产权制度的特点，产出高完全有可能是效率提高造成的，而与产权结构的变化可能关系不大。^[6]

四、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表1给出了最近几年的全部内资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值。和张海洋（2005）的结果类似，我们也发现了最近几年我国内资行业的全要素增长率一直为正。与大多数没有排除外资因素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我国工业的技术效率的增长为正（尽管只有0.2%），这一事实与张海洋（2005）以及蒋殿春（2007）的研究是一致的，而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都是剔除了外资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外资的活动实际上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存在着一定的副作用，因此，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忽视了这一点，就可能高估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据此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势必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相当不利。在具体的行业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具体行业的数据），总体上所有行业的生产率都在提高，并且所有行业的技术进步前沿都在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2002—2003年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技术进步率达到了三成，而技术效率却相当糟糕，这可能与这两年我国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有关。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加大，导致技术前沿有所前移，但是效率却非常低下，用适宜技术的理论解释就是这样过度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与我国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并不匹配，虽然投入了较多的中间技术，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表1　1999—2007年内资制造业行业总体的生产率指数

续　表

从人均资本装备率来看，我国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见表2），外企的生产技术水平整体上确实要高于我国企业。在以技术活动人员来衡量的劳动力结构指标上，我们发现外资企业的这一比重竟然小于内资企业。这给了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外资企业的科研技术人员大多数都在国外的母公司，而很少在我国的子公司，其利用得较多的是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可见，外资企业确实在把我国当作一个“加工厂”来利用，即使是在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外资企业的技术人员的比重也较低，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的研发设计环节我们并没有引进多少；二是我国的这一劳动力结构虽然高于外资企业，但这一绝对比例还是偏低，而且这部分劳动力的效率并不高，这表明了我国企业的技术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相当普遍。

表2　1999—2007年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指标对比

注：WZ代表外资企业、NZ代表内资企业，下同。

在相对工资率上，我们发现外资的这一比重平均竟然只相当于内资企业的75%，而在高技术行业中这一比重有的甚至不到50%，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出外资企业的成本要远远低于我国的内资企业。这种“超国民待遇”助长了外资企业的发展而打击了内资企业的积极性，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在发展初期可能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当我国内资企业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同时对发展有所诉求时，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相关税收优惠上，外资企业享受了比内资企业更多的税收上的优惠（见表3）。在增值税上，我们发现内外资企业的税率都要低于规定的17%的水平，而外资企业享受到了比内资企业更多的优惠。这表明了我国政府实施的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相当的实惠都落在了外资企业上。而在销售税上，外资企业获得了更大的优惠，这一税率竟然要比内资企业低一半。有了这样的优惠，我们也就对外资企业不顾迁移成本大规模地在国内转换生产基地这样的现象不足为怪了，因为其获得的好处足以抵消这些成本。

表3　1999—2007年内外资企业的相关制度变量对比

五、实证分析过程与结论

（一）技术选择与产业绩效因果关系的检验

为了考察我国技术选择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对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检验，具体过程分三步：第一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即对面板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第二步，根据上面的结果，检验变量间的协整性；第三步，若各变量为同阶单整，我们将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间的长期因果关系。由于我国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属性不同，产权分布不均匀等导致了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政策环境，因而，对资本和技术的可得性也不同，我们有理由认为行业面板数据序列是不同根的单位根过程，因此，在这里本文采用不同根的单位根检验过程。检验结果表明（见表4），MI、TFP、TE以及TC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上述序列进行了协整关系的检验（见表5），结果表明，TFP、TE与TC通过了残差平稳性的检验，相关的检验值也很显著，这意味着TFP、TE、TC与MI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我国的技术选择与产业绩效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内在逻辑还有待因果关系的检验。我们采用两步法的误差修正（ECM）模型来对面板数据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其中ecmt－1为误差修正项。结果表明，MI与TFP、TE、TC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反之则不成立（见表6）。

由上述检验可知，我国当前的技术选择并不是由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推动的（二者的因果关系不成立）。此外，ΔMIit的系数较小，这表明了我国的技术选择的匹配性并没有很好地促进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改善，在理论上，一国的技术结构与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匹配性较好时，其生产率应该是能稳步提高的，因此，我国的技术选择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很不利的，当劳动力结构的升级跟不上产业技术的调整时，反而会延缓生产率的发展。上述结论的重要性在于既然技术选择不是技术发展的诉求，那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为什么我国企业会选择这样的技术结构？下面我们将引相关的制度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表4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续　表

注：（1）*、**、***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2）Δ表示该变量的一阶差分。

表5　数据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检验值的相伴概率（接受原假设的概率），而原假设都是“数据序列为非平稳的单位根过程”。

表6　数据序列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续　表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显著性水平与上面的相同。

（二）制度效应的实证检验

上面的分析表明，技术选择的匹配性并没有很好地促进我国产业绩效的提高，而为了支持这一技术选择，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迎合这种技术选择的痕迹。然而这样的制度对产业绩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计量模型（2）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在控制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的基础上，这些制度因素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即给定我国现在的技术状况，这些制度因素是否对生产率产生了影响；二是在控制制度因素的基础上，这些制度作用于技术选择，进而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即检验其交互项的影响。由于相应的Hausman检验都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我们估计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形式。

1．TFP的检验结果分析。在检验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广义差分法来解决，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很好地消除共线性的影响；二是可以使残差序列保持独立，解决序列之间的自相关。相关的检验结果见表7。模型Ⅰ检验了控制MI的基础上，相关的制度因素对TFP的影响，MI没有通过检验，证实了技术选择对TFP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而制度变量只有工资制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他的制度并没有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但我们发现工资制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我们的理论有所出入，因为一般情况下相对工资率应该与生产率成反向的关系，即相对工资率较低时，生产率较高。而我国则是相对工资率较高的行业，TFP却越高，而相对工资率较低的行业则TFP反而越低。这意味着我国的工资制度与TFP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扭曲，由行业的数据分析可知我国工资率较高的大多是一些带有一定垄断性质或者是国家重点倾斜的行业，而其他行业的工资率相对较低，这表明了现存的工资制度对于垄断性质的行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大多数其他行业来说，由于没有足够的激励，反而不利于TFP的提升。模型Ⅱ考察了制度与技术选择的交互作用对TFP的影响，结果只有工资制度与增值税表现出显著性，可见，MI对TFP的作用需要一定的制度支持才会发生效应。此时，工资制度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相结合对TFP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不过，由于系数较小，这一促进作用相当有限。增值税制度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的系数为负，表明这二者的相互作用反而不利于TFP的提高。模型Ⅲ与模型Ⅱ相比，我们控制了相关制度的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这些变量的条件下，制度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交互作用与上面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显著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由此可见，在分离出这些制度本身的影响后，与模型Ⅱ相比，其作用方式更加明确。而且，我们发现工资制度的交互作用不再显著，可见在控制工资制度以后，工资制度与对应的技术选择并没有对TFP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产权结构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的效应显著为正，表明我国投资结构与技术选择的结合对TFP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效应甚微。而增值税与销售税制度的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的作用项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了我国的税制与技术选择并没有很好的融合，不利于我国产业TFP的改善。

表7　因变量为TFP的检验结果

续　表

注：括号内为检验的t值。

2．TE的检验结果分析。对TE的检验过程与上述对TFP的检验过程类似，具体的结果见表8。模型Ⅰ表明当前的技术选择匹配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改善，这表明了这几年我国劳动力结构通过干中学的方式技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使得对技术的使用效率得以改善。模型Ⅱ报告了制度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的影响，其中，产权制度与增值税制度和技术选择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产权制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这一制度与技术选择的匹配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改善，存在着一定的追赶技术前沿的效应。但增值税制度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这样的制度与技术选择的融合对技术效率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样，在模型Ⅲ中，我们发现方程的显著性得以提高。产权制度虽然与相应的技术选择结合会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这样的产权结构可能会损害更多企业的技术效率，因此，单独产权制度的副作用比较明显。而税收制度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可见，这些因素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效率也没有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在这方面享受了更多的优惠，由此产生的成本竞争优势使得内资企业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无形中增加了内资企业改善技术效率的成本。

表8　因变量为TE的检验结果

3．TC的检验结果分析（表9）。模型Ⅰ表明技术选择对技术进步起着一定的副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当前的资本—劳动比率，我国的劳动力技能结构并不适应于这一选择，反而不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而工资制度的结果与TFP的结果类似，相应的工资制度对工资率水平较低的行业提升技术水平反而不利。模型Ⅱ中产权和增值税制度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的交互作用显著，其中，前者的系数为正，表明以资本比重衡量的产权结构与技术选择的融合对技术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模型Ⅲ检验了在控制相关制度变量的条件下，制度与技术选择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样，我们发现这些因素与技术选择匹配指数的交互作用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表9　因变量为TC的检验结果

（三）实证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的实证检验，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一是外资企业在我国发展过程中享受了比内资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大大加大了内资企业发展的成本，以至于其不用在我国运用较先进的技术就能够获取较多的附加值。这严重挤压了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空间，我们的初衷是想借此来使内资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发展机会，但是，这些制度在低端行业固化了我国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在高端行业又超越了我国的劳动力结构，使得效果并不好，而外资企业的技术结构与劳动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制度，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技术上的优势。

二是我国的技术选择与产业绩效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我国的技术选择并不是由产业绩效的诉求推动的。当我们控制了相应的制度变量后，技术选择与制度交互作用的显著性有所提高，这表明了技术选择对制度的依赖性。但这二者的融合并没有对我国产业绩效的提升起到相应的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可见，我国技术选择上的不适宜以及维持此种选择的制度扭曲延缓了我国产业技术的步伐，我国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过程的扭曲，而且技术选择的前端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忽视了提升劳动力禀赋结构的重要性，在这一结构没有得到相应的升级之前，过早地实施资本深化的战略并不是明智之举。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促使产业结构升级，但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不利产业绩效的改善。而且，这又会反过来扭曲劳动力结构，进一步降低劳动力的分工效率，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技工荒”与“民工荒”并存的独特“二元结构”即是很好的证明。

六、政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技术选择的适宜性与产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证实了政府存在着技术选择“跃进”的冲动，而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产业技术的进步。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当前我国为了保增长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大投资，但在亟须加强的技改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却投入甚少，这对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可能又会大打折扣。本文的分析认为在促进我国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技术选择与人力资本相匹配这一脉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技术选择是静态的迎合调整，而应使二者在良性的动态平衡中不断优化。其中，人力资本技能的提升是关键，因为这一因素不仅直接对产业绩效有积极作用，而且还能增强对技术的吸收以及创新能力，推高技术选择的层次。在上述框架下，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具有如下的政策启示。

第一，要根据产业发展的阶段和技术特性实行差别化的自主创新策略。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技术创新的道路不可能是唯一的，不同的产业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在高技术领域和重要战略产业中要追求技术的先进性，采取跨越式发展方式，力求在技术上赶超发达国家。在一般的制造业领域中需要开发适合我国资源优势的适宜技术，采取渐进式发展方式，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尽可能地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劳动力就业，使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率的产业向较高生产率产业实现有效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以综合配套改革消除阻碍人力资本有效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并采取直接与间接的措施推动人力资本积累，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障碍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而单一的制度改革很难在此方面取得突破，因此，必须以综合配套改革的思路来统筹，构建统一的协调机制，真正实现人力资本流动的畅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自由流动性能提供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信号。尽管我国的科技人员总量目前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一是我国科技人员的相对比例仍然比较低，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二是我国科技人员的生产率处于相对较低的状况。这种人力资本结构上的劣势不仅成了外资企业固化我国技术结构的重要手段，而且也阻碍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增加教育投资这一直接途径上加大力度，提升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同时，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在这一过程中，技能培训作为一种重要途径同样不能忽视。实践表明，技能培训能增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短期内就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也是培养大批我们亟须的产业技术工人的重要手段。

第三，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给予多种资本平等进入产业领域的机会。在实证中我们也发现，充裕的资本有利于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多种企业主体平等的投资将有利于形成更富有竞争与活力的环境，也将会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实证检验部分，我们也发现一般的税收优惠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这些优惠政策并不指向技术创新，大多数企业可能并没有将这些转化为创新的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创新的“惰性”。因此，政府对技术选择与创新的支持宜采用更为直接的专项措施，力争“好钢用在刀刃上”。一方面，政府要优化研发资源配置的方式，提高监督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对研发投入的支持，绝不是仅仅体现在资金的投入，而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政策投入。政策引导着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的方式则直接影响投入的产出效率。政府的监督管理机制不仅仅体现在项目评审，项目启动后至项目鉴定前的过程监督，更要重视对项目成果价值实现的追踪。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对创新的融资功能，相比政府政策的软约束，金融机构的审核机制更加有效，其监督机制与约束机制也更强，能提高创新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还能避免政府直接支持上的一些弊端（如在市场上更容易被认可与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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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海洋：《R＆D两面性、外资活动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注释】

[1]本文原载《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0期。

[2]由于篇幅所限，具体的论证过程这里并没有列出。

[3]28个行业如下：H1农副食品加工业、H2食品制造业、H3饮料制造业、H4纺织业、H5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H6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H7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H8家具制造业、H9造纸及纸制品业、H10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H11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H1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H1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14医药制造业、H15化学纤维制造业、H16橡胶制品业、H17塑料制品业、H18非金属矿物制品业、H19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H20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H21金属制品业、H22通用设备制造业、H23专用设备制造业、H2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H2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H26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H27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H28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4]相关行业的缺失数据我们以2003年与2005年的平均值来代替。

[5]分行业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的分类相关年鉴都没有统计，而且，统计年鉴上对技术活动人员的界定也与高技能劳动力的含义非常接近，因此，本文采用技术人员这一指标来表示高技能劳动力，这一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6]实际上，我们这一指标的选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投资体制的特点，相应资本的流动体现了投资体制的变化，之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为产权结构，主要是为了综合理解宏观与微观的机制联系，因为投资体制可能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而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左右微观主体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