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影响

一、研究背景

名义有效汇率(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NEER)是本国及与其他国家货币双边汇率的加权平均(一般以贸易额作为权重)。名义有效汇率剔除价格变化因素即得到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REER)。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既考虑了伙伴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又考虑了通货膨胀的差异(Klauand Fung，2006)，因此能更客观、充分地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水平(巴曙松等，2007)。同时，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还可以作为一种推断关于汇率操纵、汇率失衡和易遭受危机的敏感度的指标(Chinn，2000；Goldfajn and Valdés；1999；Gagnon， 2012)。另外，关于实际有效汇率与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就业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非常广泛。

鉴于实际有效汇率(后面在某些地方使用REER)在宏观经济研究应用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准确地测算反映一国竞争力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央行(ECB)、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都定期公布范围不等的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同时，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都定期公布并更新本国及其他国家货币的有效汇率指数，如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Board)、英格兰银行(Bankof England)、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等。这些组织测算并公布的实际有效汇率往往成为各国汇率问题研究和汇率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之一。尽管这些实际有效汇率在具体测算方程如权重结构、覆盖的样本国范围以及使用贸易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理论框架都是建立在Armington(1969)的消费需求模型基础之上进行扩展并构建的。与之相应的，这些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构建的理论框架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国家间不存在中间产品贸易，每一个国家仅出口不使用进口中间产品生产的最终产品。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催生了模块化生产、合同制造、服务外包等生产方式和商务模式的创新，促使价值链在各国之间不断延展细化，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分工基础由过去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即参与分工的国家是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合作。新的国际分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式，产品内贸易逐步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从而导致近些年来全球贸易中的中间品贸易数据迅速增长。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越深，其出口产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产品比例越高，这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关于无中间产品贸易的假设相悖。忽略这一问题将会导致IMF等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不仅在数值上是错的，而且可能符号也与实际相反(Patel，Wang and Wei，2014)，即该忽略中间产品贸易而构建的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再适用于测算一国真实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进一步的，使用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指标考察其与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经验应用也会存在一定的偏误。

基于此，近些年来，许多经济机构组织以及学者投入不少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试图对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指标进行改进。其中，Bems and Johnson(2012)从一个“goods(产品)”的世界转向一个“tasks(任务或附加值)”的世界，提出一个建立在“tasks(任务或附加值)”贸易和附加值贸易数据上的新方法——附加值实际有效汇率(Value-Added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称为基于任务的实际有效汇率，即REER-in-Tasks)。Bayoumi，Saitoand Turunen(2013)则在一个“goods(产品)”的世界修正产品的价格，使之反映中间投入的使用从而得到产品实际有效汇率(Goods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也可以称为基于产品的实际有效汇率，即REER-in-Goods)。这两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了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对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改进。

现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缺陷就是有效汇率指数是定义在单个国家层面的。伴随着日益增长的专业化和中间产品贸易，国家间的行业内联系与加总的国家层面联系明显不同。Wang et al.(2013)在其文献中，证明了这种异质性的明显存在。随着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国家内的个别行业在其竞争力上更倾向于表现显著的异质性，这是一个加总的国家层面的测算无法捕捉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运动的方向和该国内某一关键部门的运动方向可能是相反的，而对后者的信息的缺乏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及失效的甚至反生产性的政策措施。针对该问题，Patel，Wang and Wei(2014)在结合全球价值链基础上，构建了融入行业层面信息的国家层面实际有效汇率和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这是对Bemsand Johnson(2012)和Bayoumi，Saito and Turunen(2013)构建的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的重要改进。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充分利用其充足的劳动力和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在华设立从事最终组装这样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在过去30年里，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不到1%增长到2011年的10%左右。其中，对我国出口快速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保持在约50%，1991—2010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7%。总之，中国正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成为“世界加工工厂”。由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三角贸易网络中”仅仅是对来自比较发达的亚洲国家或其他发达国家生产的部件和组件进行组装，然后再将组装好的成品出口回那些发达的亚洲国家或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和欧洲，因此出口产品中包含了大量进口投入品。2005年，进口中间投入品在我国出口中所占比重为27%，大大高于大型制造业出口国，如美国(12.3%)或日本(15.4%)。这表明，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生产其出口品上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中间投入品而不是本国的投入品。这与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假设的出口产品完全由国内投入品生产相悖甚远。因此，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不再能准确地评估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新的结合全球价值链背景的中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亟待构建。进一步说，只有构建并计算出能真正反映一国出口竞争力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才能在实际有效汇率指标应用中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估汇率变动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现有的结合全球价值链影响进行改进的新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有哪些？ 这些新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经验应用中新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新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特征如何？ 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国家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变化趋势有何不同？ 其变动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对新实际有效汇率的经验应用中，是否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存在较大差异？ 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二、选题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书的写作灵感最初来源于对英文文献的阅读和对现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间产品贸易骤增，出口产品中国外投入不断增加的贸易格局的系统观察和细致思考。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一种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往往是根据比较优势在不同的国家分别完成的。因此，一国出口产品中不仅包含国内投入品，还包含来自供应链上游的各个国家的中间产品投入(附加值)。这意味着一国出口产品既包括国内附加值又包括国外附加值，一国出口产品生产成本、价格不仅受国内生产成本(要素成本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生产成本(要素成本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假定一国出口产品完全由国内投入品构成，仅反映了国内附加值的竞争，而忽略了国外附加值的竞争，因此不能够准确衡量一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水平。

近几年来，一些经济学者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传统实际有效汇率进行改进，使之能够反映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一国“产品”的真实竞争力。由于这些测算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产品”的定义角度不同)、基于的层面不同(国家层面或行业层面)、使用的数据也不同等，因此，各方法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且各有优缺点。另外，新实际有效汇率指标的测算尚局限于学术研究层面，并没有被金融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等广泛熟知，在实际应用领域上也很少出现。由此可见，相对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新的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尚未完善，需要体系化、标准化。基于此，对现有的新旧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进行梳理，包括每种方法的测算方程、优缺点以及经验应用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致化考察中国的新旧实际有效汇率，如在行业层面、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层面、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层面等的变化趋势与差异等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的把握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的相对变动趋势，并在实际有效汇率的经验应用中更准确的考察其与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总之，本书的研究将对国际金融理论中关于实际有效汇率部分进行有益的补充，使之更加体系化、标准化和符合现实。

(二)现实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从而导致全球贸易中中间品贸易数据迅速增长。一国出口的产品不再是由该国独立生产完成，而是由两个以上甚至多个国家共同完成。尤其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国家，其出口产品中包含了价值链上游的国家的部件和组件，国外附加值比例较高。其中，中国凭借其充足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加上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FDI引入优惠政策和出口优惠政策等，促使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并从事组装加工等活动，导致中国对外出口节节攀升，同时伴随着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大幅增加，最终促使中国进出口总额在2013年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

面对中国贸易巨额贸易顺差，为改善全球不平衡，不少人主张人民币应当加快升值。统计数据显示，自2005年7月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超过30%，BIS测算的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同样累计升值35%，远高于同时期其他发达和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的幅度。但是，伴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中国的贸易顺差趋势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面对这种现象，一些贸易赤字经济体如美国等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一些西方学者也声称，人民币应进一步升值来降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由前面可知，中国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组装加工环节是造成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加工贸易出口中大量使用进口的国外投入品，导致中国总体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较高。使用KWW法进行计算，发现中国外贸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份额在2006年约为49.3%，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为81.9%，而一般贸易出口则低很多，约为11.3%。由于我国总体出口中仅有一半的附加值来自国内，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成本的影响就相对变小(人民币汇率变动10%，出口成本仅变动5%)，尤其是对加工贸易出口影响更小(人民币汇率变动10%，加工出口成本仅变动1.8%)。相应地，中国主要进口投入来源国的汇率变动将对中国出口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联合变动将影响总体出口成本的50%)。由此可见，使用传统的不考虑中间产品投入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再能准确衡量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水平。使用该传统指标进行的各种经验应用和评估，如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经济增长、就业等的影响也会存在较大的偏误，甚至导致实证分析结果可能是无效的。这意味着，使用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及失效的甚至反生产性的政策措施，从而不利于中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准确地测算出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实际有效汇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