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有效汇率对贸易与国际收支的影响

汇率作为价格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动通过影响一国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需求的变动，最终导致一国进、出口和国际收支的变动。

一、不考虑全球价值链

由弹性理论可知，汇率贬值是否会改善一国国际收支是受许多条件限制的，因此，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在现实中也是不确定的。根据以往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汇率贬值能改善贸易收支。Boydet al.(2001)采用结构协整向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单方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基于8个OECD国家在1975—1996年的季度数据，对各国实际汇率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国家的实际汇率贬值对贸易收支改善具有显著影响。Bahmani-Oskooee(2001)对中东国家、Lal、Lowinger(2002)对东南亚国家、Lane和Milesi-Ferretti(2002)对OECD国家、Singh(2002)对印度，以及Brahmasrene and Jiranyaku(2002)对泰国、Bahmani-Oskooee and Ardalani(2006)对美国等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一国货币实际贬值可改善其国际贸易收支。第二种观点认为，汇率贬值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收支平衡。Krugman(1989)利用美国1985—1987年期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美元的贬值不仅没有改善美国的逆差现状，反而使得美国赤字进一步增加。Bahmani-Oskooee and Malixi(1992)对印度、Liew，Lim and Hussain(2003)对亚洲5国和日本之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都发现当样本国货币相对贬值时，其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恶化。第三种观点认为，汇率与国际收支之间关系并不明显。Miles(1979)使用10多个国家的汇率变动与国际收支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汇率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不显著。Rose and Yellen(1989)采用美国1960—1985年的季度数据，对美国与加拿大等7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弹性以及总体贸易弹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汇率的变动与国际收支之间既无长期影响，也无短期效应。Rose(1991)对OECD中5个主要国家的汇率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同样发现几乎没有影响。同样，Marwah and Klein(1996)对美国、Wilson(2001)对东南亚的主要国家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该观点。Hondroyiannis et al.(2008)对十二个工业化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未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并将负效应结论归咎于模型的设定偏误。Baum and Caglayan(2010)、Boug and Fagereng(2010)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汇率波动并不影响贸易水平。

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和出口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分歧的一方否定汇率对出口具有显著影响。Thorbecke (2006)应用中国30个贸易伙伴的双边数据、面板数据进行估计，都没有发现人民币汇率对贸易具有显著影响。Eckaus(2004)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分歧的另一方则认为汇率对出口具有显著的影响。Ahmed(2009)研究发现，大幅度的汇率升值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加工贸易，也损害了一般贸易出口。Marquez and Schindler (2007)、Garcia-Herrero and koivu(2009)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数据都发现，汇率升值将导致中国加工出口下降。还有部分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如Cheung等(2009)通过使用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计量方法和1993Q3—2006Q2期间的季度数据，发现人民币升值反而促进中国的加工出口上升。

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关系的研究同样存在着类似的争议。一类研究认为，汇率贬值能改善贸易收支。许和连和赖明勇(2002)、卢向前和戴国强(2005)、李亚琼和黄立宏(2005)、马丹和许少强(2005)、范方志和赵大平(2006)、陈学彬和徐明东(2007)等都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收支，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对出口没有显著的影响。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使用协整分析和方差分解的方法，沈国兵(2004)、毕玉江(2005)、沈国兵(2005)利用协整关系检验方法，使用不同的数据，都认为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赵华春和熊云明(2011)、周文贵和陈梁(2011)以及黎亮(2012)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结论。

首先，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由于在模型设定、变量选取、样本区间、数据频率以及计量方法选择等方面的不同，有关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结论。其次，上述研究在考察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影响时，都是直接使用人民币双边汇率或者IMF、BIS等公布的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由前面分析可知，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再是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有效度量指标，因此也不再是解释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一国的出口变动的最合适的指标。因此，不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使用传统的汇率指标考察汇率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可能存在偏误。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对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

二、考虑全球价值链

在已有研究中，在考察汇率变动与国际收支关系中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的文献很少。Bayoumi，Saito and Turunen(2013)针对42个OECD国家和新兴市场，在结合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产品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in-Goods(考虑了出口产品中包含的中间产品投入)和基于任务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in-Tasks(考察一国附加值出口国际竞争力)，通过GMM回归模型，考察了传统的IMF的实际有效汇率以及结合全球价值链构建的新的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的解释力度。实证结果发现，相对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新的结合全球价值链的REER-in-Tasks和REER-in-Goods可以更好地解释一国净出口。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加工工厂，中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附加值大大高于其他大型制造业出口国，即中国生产其出口品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进口中间投入品而不是本国的投入品。这意味着，对于中国，传统的汇率指数不再是准确测量一国出口产品国家竞争力的指标。在考察汇率变动的出口效应时，忽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仅仅使用传统的汇率指标将不能准确衡量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对一般出口，由于其大部分附加值是在国内生产的(Gaulier等，2005)，人民币相对于进口国的升值将对中国一般出口的外国货币成本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是解释一般出口的合适的变量。而对于加工出口，附加值的大部分来自从国外进口的部件和组件，而非中国内部的生产活动。这样，人民币相对于进口国的升值只会对中国加工出口的外国货币成本产生很小的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并不是解释加工出口的合适的变量。基于此，结合中国加工贸易实际情况，部分经济学家试图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针对中国加工贸易构建一个相应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用以考察对加工出口的影响。例如，Ahmed(2009)则根据中国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对象的不同，构建一个新的实际汇率指数，该指数由中国对新兴的亚洲贸易伙伴(中国加工贸易主要进口国)的汇率及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中国加工贸易主要出口国)的汇率两部分构成。通过使用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1996Q1—2009Q2期间季度数据，发现人民币相对于主要进口来源国——东亚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升值，对加工出口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人民币相对于主要出口国——非东亚发达经济体贸易伙伴升值10%，中国加工出口将减少15%。同时，考虑到中国加工进口主要来源于东亚其他经济体，Thorbecke and Smith(2010)构建了一个综合性汇率——以东亚各国(或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权重对人民币和其他东亚国家货币进行加权。通过使用1994—2005年期间33个国家的年度出口组成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东亚经济体的联合升值比人民币的单边升值效果更显著，人民币单边升值10%，中国加工出口将降低4%，而东亚经济体货币联合升值10%，将使加工出口减少10%。Thorbecke(2011)针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进一步构建了一个整合的实际有效汇率，该汇率是对供应链上主要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等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加工出口中包含的来自这些国家的加工进口份额。通过使用DOLS方法和1993—2008年季度数据，得出结论与Thorbecke and Smith(2010)的近似，即供应链上国家汇率联合升值对加工出口的影响显著，远大于人民币单独升值的影响。

三、简要评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即使一些研究结合了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没有单独就中国的结合全球价值链的新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考察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其次，一般使用国家层面实际有效汇率考察其对总体出口的影响，而忽略了不同性质行业的个体差异；最后，以往研究中被解释变量仅局限于进、出口总值或净出口值，没有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附加值贸易出口的影响。基于此，有必要在测算结合全球价值链影响的行业层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汇率变动对产品贸易与附加值贸易出口等的影响，以准确把握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