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有效汇率对就业的影响

众所周知，汇率变动会通过改变产品的国内外相对价格对一国经济生活中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其中，就业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指标，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汇率变动无疑会对本国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对就业的总体影响

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较为经典的文献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均表明，汇率变动或多或少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众多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目的，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汇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其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

虽然众多国内外学者都一致认为汇率变动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到底如何，依据其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汇率上升对就业有显著的破坏效应，抑制国内就业，汇率下降才有利于就业岗位的增加。这种观点率先由Branson和Love(1987)提出。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文献很多，如Revenga(1992)、Campa and Goldberg(2001)等，这种观点也几乎成为所有相关研究中的主流观点。他们无论是通过单纯的理论性分析方法，还是通过实证检验方式，均得到了本币汇率升值不利于本国就业的结论。如Dekle (1998)、Bahmani-Oskooee，Mlrzaie，Mitaza(2007)、王子剑和王敏(2008)等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的汇率变动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都证明汇率升值将会导致一国就业减少。对于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国内就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俞乔(1999)、Frenkel(2004)、鄂永健和丁剑平(2006)、范言慧和宋旺(2005)、曾莹(2006)、王科和陈丽珍(2007)、沙文兵(2009)、王孝成(2010)、刘刚和胡立(2012)、王刚贞和张卓成(2014)等分别从不同的切入角度、理论基础、计量方法、行业范围等对中国的汇率变动与就业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发现人民币升值对就业有负面影响。

第二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汇率升值对就业是有利的。这种观点最早由Edwards(1989)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会因为货币贬值而产生一系列问题，其产出水平和就业量也会随之大幅度下降。埃德蒙·菲尔普斯(2004)丰富了这种观点的论证，他通过建立消费者市场模型，并选取了美国等10个国家(1976—2000年)的相关样本数据，从理论上和实证上都得出汇率升值有利于就业的结论。Galindo等(2006)也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指出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的显著影响表现为货币贬值会恶化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对就业增长不利。丁剑平和王璐(2006)在对中国和日本本币汇率影响本国第三产业就业的实证分析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赵利和宿伟健(2010)认为汇率与就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存在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只有人民币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升值才能产生对就业的正向影响。

第三种观点则比较中立，认为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是中性的。通常这种观点是分别从短期和中长期考察了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影响，普遍认为汇率变动对就业的短期影响显著，但在长期一般是中性的。先前提到的Bahmani-Oskooee， Mlrzaie，Mitaza(2007)、Oskooee等(2007)从不同样本范围考察了美国汇率变动与就业在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汇率贬值有利于就业，但长期影响并不显著。

二、对影响就业的传导渠道

近些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考察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的基础上，陆续开始关注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问题。其中，阐述最为明晰的是Frenkel(2004)。Frenkel(2004)探讨了汇率与就业的三个传导渠道:一是宏观经济渠道，主要强调的是实际汇率变动的短期效果，考察的是经济行为和就业水平短期内因实际汇率变动而发生的改变；二是发展渠道，强调的是一种长期影响过程，重点在于实际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和产生新就业岗位速度的影响。三是劳动力密集度渠道，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汇率变动对劳动密集程度产生的影响。

在此之前，Campa and Goldberg(1998)认为汇率是通过进口渗透传导渠道、出口导向传导渠道和进口投入品替代传导渠道对企业的劳动需求产生影响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市场渗透和出口导向程度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汇率变动对其劳动需求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对于对进口投入品过分依赖的行业，当本币汇率贬值时，其生产要素成本增加从而导致对劳动需求减少。在Campa and Goldberg (1998)的基础上，Galindo，Izquierdo and Montero(2006)增加了一个影响劳动需求的资产负债表渠道，认为汇率变动会通过这个渠道影响企业的净价值，最终对企业的劳动需求产生负面影响。Klein，Schuhand Triest(2003)认为，汇率对厂商就业调整的影响受制于厂商自身的开放程度以及它与所处行业的平均开放度的差距，而这个开放度实质上就是一种传导渠道。Haltiwanger，Kugler，Micco and Pagés (2004)在总结开放影响国内资源配置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实际汇率升值会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就业小幅增长。

近年来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传导渠道的研究中，范言慧和宋旺(2005)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通过汇率升值预期和汇率与企业国内外资本投入比的关联等中间传导渠道促进了中国的就业。姜波克(2006)在分析汇率的杠杆作用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影响汇率与就业之间关系的三种传导机制，即总需求效应、资本替代劳动效应和资本带动劳动效应。姜烨和司端锋(2006)在研究汇率影响行业就业的过程中间接性地提出了两条传导渠道:贸易传导渠道和外需转变为内需的结构调整传导渠道。Hua(2007)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发现，汇率变动会通过技术渠道、出口渠道和效率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张德远(2008)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四种传导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并通过计量检验，重点论证了各条传导渠道的存在性。首先是对外贸易传导渠道，这种渠道的作用在短期内就会得以体现；其次是资源配置传导渠道，它会在中长期内发挥作用；而生产方式和效率传导渠道的作用则是长期的。卿石松(2009)也分别从产品出口、原材料进口、资产负债比、劳动效率等方面考察了汇率对就业的影响渠道，发现这些渠道的影响程度会因产品市场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特征而存在差异。李晓峰和钱丽珍(2010)也强调了产品出口在汇率影响就业过程中的重要性。徐伟呈和范爱军(2014)通过构建小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及均衡劳动力。然后利用零回归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进口投入水平和出口份额两条传导机制，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但细分行业的进口投入水平上升或出口份额下降会部分抵消这一不利影响。

毛日昇(2013)通过构建人民币在产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采用四位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评估了实际汇率变化通过不同渠道对中国工业行业净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通过直接的出口开放和进口渗透渠道同时会对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行业的市场竞争结构、劳动密集度与实际汇率调整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关系，随着行业平均净利润水平的提升，实际汇率升值对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的影响会显著地降低。国有工业部门就业市场对于汇率变化并未呈现显著的刚性特征，其净就业水平同样受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的显著影响，并且实际汇率升值对国有工业企业净就业水平的负面影响作用要显著高于对私营企业的作用。

戴觅、徐建炜和施炳展(2013)首次利用企业数据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会通过出口收益渠道和进口成本渠道影响就业水平，但不同企业由于进出口强度以及进出口地分布不同，汇率变动对其就业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结果造成平均的就业效应非常小。此外，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私营企业受影响程度最为明显。与美国的情形不同，在中国汇率变动更多地通过改变企业聘用决策而不是解雇决策，影响就业量的变化。

三、简要评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际价值。这些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很多借鉴和思考。然而，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在考察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时，结合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研究几乎没有。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不同行业、不同类型劳动力受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考察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中，有必要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其次，以往的研究都使用传统汇率指标，前面我们说到，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不能准确地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从而在其经验应用如对出口、就业等的影响上可能存在偏误。

基于此，本书将通过构建关于汇率变动与就业之间的理论传导机制模型，应用结合了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考察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