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代理变量

利用中国1999—2009年的行业层面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首先，我们利用回归模型(见公式6.8)分别使用中国的就业人数和工作总小时数直接对三种渠道变量——出口(ln X)、资本劳动价格比(ln(c/w))、出口渗透率(ln XY)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使用ln REER、ln REER-in-Tasks和ln REER-in-Goods)进行回归。此时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测算的是其直接影响，而不包含通过其他三种渠道对就业的影响。然后，分别将传递渠道变量——出口(ln X)、资本劳动价格比(ln(c/w))、出口渗透率(ln XY)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残差。这些估计的残差代表了这些变量没有被实际汇率解释的部分。最后，用这些变量的残差代替这些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中进行回归。这时，实际汇率的系数衡量了其对劳动力需求的总影响，既包括其直接影响，又包括通过三种渠道对劳动力需求的间接影响。我们认为，相对于其他指数， REER-in-Tasks是解释中国就业更合适的变量。因为REER-in-Tasks反映的是中国出口附加值的国际竞争力，更本质的是中国劳动成本的竞争力。REER-in-Tasks上升，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上升，而劳动力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中国就业量的减少。相对而言，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测算，而CPI不如REER-in-Tasks使用的GDP平减指数反映国内生产成本，因此解释就业的力度下降。而产品实际有效汇率因为同时考虑了国外附加值的国际竞争力的变化，不如REER-in-Tasks更直接反映国内生产成本的变化。因此，相对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和REER-in-Goods，REER-in-Tasks是解释就业更合适的指标(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该论点，为节约篇幅回归中不再给出传统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REER-in-Goods指数的回归结果)。

首先，我们分别使用三种渠道变量对REER-in-Tasks进行回归(考虑时间趋势项)，回归结果见表6.2。我们发现，实际有效汇率主要通过出口量渠道(实际出口)和效率渠道(出口渗透率)影响中国的就业，而技术渠道(资本劳动价格比)并不明显。原因可能如下:一是中国劳动力工资相对于资本成本更低，导致即使汇率升值提高了企业的资本投入价格，企业也不愿用资本替代劳动；二是中国许多出口企业为中小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在金融信贷方面可能面临限制，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三是资本替代劳动往往需要公司拥有一定的熟练或较高技能人力资本，而许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工人技能水平也低，从而短期之内很难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表6.1给出了对就业回归方程使用REER-in-Tasks进行回归的结果。列(1)和列(2)以就业人数为被解释变量。其中，列(1)是在回归方程中直接加入三个渠道变量进行回归，此时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测算的是其直接影响，而不包含通过三种渠道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列(2)给出了使用三种传递渠道变量的残差(表6.2中的(5)、(6)、(7)回归的残差，这些残差代表了这些变量没有被实际汇率解释的部分)代替传递渠道变量时，实际有效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这时，实际汇率的系数衡量了其对劳动力需求的总影响，既包括其直接影响，又包括通过三种渠道对劳动力需求的间接影响。同样的，列(3)(4)是以劳动者工作的总小时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发现，当使用渠道变量的残差代替渠道变量后，方程中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都会变大，且回归的拟合优度提高。但是，四个回归方程中，REER-in-Tasks的系数都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整体样本中不仅包括可贸易行业还包括不可贸易行业，而不可贸易品行业受汇率影响相对很小。

表6.1 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总体就业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续表)

注:括号里是对应的t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代表在10%，5%和1%上显著。

表6.2 实际有效汇率对传递渠道变量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注:括号里是对应的t检验统计量值；*，**，***分别代表在10%，5%和1%上显著。

在以就业量为因变量的回归中，资本工资价格比的系数显著，约为-0.15，说明当资本相对劳动成本下降时，企业会通过替代效应，增加资本投入而减少劳动使用，从而导对劳动的需求减少，最终导致就业量显著下降。而在以工作小时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出口量渠道的系数显著为正，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需求上升导致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同时，出口渗透系数显著为负，这与预期一致。如前面所述，出口部门普遍性被认为比非出口部门的效率更高，且劳动使用效率倾向于高于重工业、农业或服务部门。因此，出口渗透系数越大，意味着一国的生产效率越高，企业在生产相同产出的情况下对就业的需求下降，因此出口渗透系数对就业的影响为负。

伴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其对不同的群体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于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影响显著不同。图6.1给出了1995—2009年中国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工作总小时数所占份额的变化。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所占份额是在不断提高的，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所占份额则是不断下降的。那么，这种份额的变化与汇率及其渠道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 汇率变动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工作小时总数所占份额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详细的计量分析。

图6.1 中国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占劳动力工作总小时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社会经济账户数据整理所得。

表6.3给出了实际有效汇率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总数占比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同样的，第(1)、(3)、(5)列中直接使用渠道变量进行回归，而第(2)、(4)、(6)列是使用其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回归残差代替渠道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加入AR项以消除自相关。

首先，我们发现，实际有效汇率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占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对中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小时占比具有正的效应。而高技能水平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占比与汇率变动的关系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伴随着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企业对技能水平更低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对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即当汇率上升引起企业成本上升后，企业可能会通过使用中技能劳动力代替低技能水平劳动力，从而使得低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占比下降，中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占比上升。而高技能劳动者由于其可替代性比较低，即使汇率变动引起成本上升，企业也不会减少对其需求，因此几乎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

其次，比较将渠道变量对汇率的残差替代渠道变量后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变化。我们发现无论对于低技能还是中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占比，使用渠道变量残差替代渠道变量后，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都有上升。其中，前者的系数反映的是汇率变动的直接影响，后者衡量的是汇率变动对就业变动的总的影响，既包括直接影响，又包括通过三种渠道变量影响劳动力需求的间接影响。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汇率的系数从-0.0049上升到-0.062，直接影响占总影响的近80%。而对于中技能劳动力，系数从0.03上升到0.06，说明汇率变动的间接影响也很大。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影响汇率，出口渠道和效率渠道效应显著，而技术渠道效应不显著。汇率变动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就业中三种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份额具有较强的重新分配效应。其中，汇率变动将导致企业使用中技能水平劳动力代替低技能劳动力，从而导致低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工作小时数占比下降，而中技能劳动力工作小时数占比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