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1978—2015年,我国的GDP从3650亿元增长到67.67万亿元。然而,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这种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和资源的消耗,而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并不显著,他们认为如果继续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难以持续。[1]
要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一些研究者认为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后发优势”(Advantageof Backwardness),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他们并不主张完全依靠国内自身的研发创新,而更加强调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形成对我国企业技术的溢出作用,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在利用“后发优势”当中,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对一国技术吸纳能力有重要的影响。比如赖明勇等(2006)利用我国1996—2002年30个省市的面板资料进行估计发现,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确影响了技术的吸纳能力。他们指出由人力资本所代表的东道国技术吸纳能力是影响最终的技术外溢效果的因素,是技术进步率及稳态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变量。[3]陈柳和刘志彪(2006)选取全国27个省份的面板资料,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技术外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FDI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作用,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东道国对先进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4]
另一方面,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后发劣势”(Disadvantageof Backwardness)。虽然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可能短期获得经济快速增长,但长期的增长并不可持续,而且发达国家还会通过技术保护政策阻碍模仿,使得后发优势的路径无法形成。[5]汪红驹、刘霞辉(2005)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高投资—高成本”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他们认为应该从提高投资效率入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进而提高增长的可持续性。[6]段文斌和张曦(2009)认为,要实现TFP的全面提高,通过市场换技术不仅不能保证技术领先,反而会进入技术依赖。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高生产率来实现持续的增长,中国必须有大规模技术进步的支撑,而自主创新才是正确的技术进步路径。[7]
如果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科技人力资本更是创新的核心要素。王小鲁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TFP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他们发现,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8]韩廷春结合内生增长理论观点,对中国1981—199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子进行分析,发现有形资本及人力资本对我国过去的增长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R&D资本的贡献并不显著。他结合相关的理论指出,在经济增长初期,人力资本作用较大,而随着经济发展向成熟阶段过渡,R&D资本的作用将增强,因此科教兴国战略、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9]博朗斯兹坦和奥斯特里(Borensztein&Ostry)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TFP为负,而改革开放后,每年增长3.8%,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三分之一。[10]王艳和姚余栋则将人力资本也加入到了增长模型当中,发现人力资本和TFP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控制了人力资本后,1978—1999年中国TFP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4%。[11]
总之,未来中国发展当中,继续依赖投资拉动或人口红利将很难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通过吸纳先进技术或自主研发创新,依靠技术进步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出路,而这一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有充足且高质量的科技人力资本作为保障。
二、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发展状况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宏观发展背景下,科技人才是我国的人才战略重点。《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简称人才规划纲要)在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的第一项就指出,要突出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计划到2020年,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80万人年,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达到4万人左右。同时,人才规划纲要也强调要加大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开发力度。到2020年,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金融财会、国际商务、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等经济重点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500多万人。
近些年来,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不断增加。图1-1显示,2014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7512万人。图1-2显示,我国的R&D人员规模也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92万人增加到2014年371.1万人。R&D研究人员总量达到152.4万人年,居世界首位。
图11 科技人才规模变化图[12]
图12 中国犚牔犇人员规模变化图(2000—2014)[13]
伴随着科技人才队伍的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图1-3显示了学术领域我国科技成果与一些发达国家对比情况。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快速上升,到2013年超过40万篇,基本接近美国的水平。我国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也有所提升。图1-4显示,我国自2006年以来,知识密集型产业(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y)增值上升速度较快,到2014年达到1.22万亿美元,虽然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已超过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这些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科技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不断发展,这些都有赖于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投入。
图13 科技论文发表国际比较[14]
虽然我国的科技人才规模有较大的增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R&D人员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度下降(参见图1-2),我国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相对总人口的规模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每千名科技人员数量为1.9人,而欧美和亚洲主要发达国家大都高于7,可见相对我国的人口比例和经济规模,我国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参见图1-5)。
图14 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值国际比较[15]
图15 2013年主要国家及地区每千名劳动人口科研人员数量[16]
理工科的研究生教育发挥着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我国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理工科研究生规模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1997—2004年间,规模扩展幅度较大。近几年,我国理工科博士生的授予数量已超过3万人,接近美国的水平。然而,从增长情况来看,我国理工科博士授予人数近些年呈现增速放缓的趋势(参见图1-6)。
图16 理工科博士生招生、毕业生及在校生规模变化[17]
另一方面,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的绝对规模虽然达到较高的水平,然而就读理工科博士的比例并不高。图1-7显示,2012年我国虽然理工科博士毕业生规模相对较高,然而理工科博士相对理工科第一学历的比例仅为2.1%,低于欧美和亚洲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
由于理工科博士教育成本较高,理工科教育的学习难度较大,又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及努力。理工科硕士毕业后的收入水平一般较高,而我国博士毕业的教育收益率不高,[18]这些因素可能阻碍高层次科技人力的投资。
三、高层次科技人才教育财政转型及挑战
我国科技人才规模虽然在过去快速增长,但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高层次科技人才仍然相对缺乏。理工科研究生教育在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方面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而充足有效的研究生教育财政支持是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的保障。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财政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参见表1-1)。第一阶段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到1985年,这一时期研究生教育成本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学生不仅不用交纳学费,而且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人民助学金。1977年发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学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办法》规定,“国家职工被录取为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照发,其他研究生,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享受比例100%”。
图17 2012年主要国家地区理工科博士生及与理工科第一学位数比例[19]
表1-1 中国研究生财政体制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从1985年至2006年,这是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及资助多元化发展时期。1985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行研究生教育双轨制改革,即公费培养和自费并行的成本分担体制:国家计划招生由国家按招生指标下拨培养费(部分定向生所在单位也需向培养单位交纳一定数额的定向培养金),对纳入国家计划的学生免收学费并给予普通奖学金(即生活补助金);委培生由委培单位出资(也有一些由个人出资),自费生及自筹经费生由个人出资或导师出资。[20]到1993年,研究生开始正式招收自筹经费研究生,并且减少公费生的比例。
伴随着双轨制的研究生财政改革,助学金逐步被奖学金、三助、勤工助学等多元化的资助方式所取代。1991年,国家将研究生生活补助费的办法改为研究生奖学金制度,《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制度试行办法》中把奖学金分为普通奖学金和优秀奖学金,对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在以奖学金资助以外,国家还鼓励发展自助型资助(Self-help Aid),在1991年至1996年间制定了几项改革办法,把研究生奖学金同助研、助教、助管和校外勤工助学结合。2000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规定,“由各级政府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对象,由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扩大至研究生”。这一阶段对研究生的财政体系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并未取消公费生。伴随收费研究生的发展,学生资助体系也变得多元化,但新发展的助研、助教补贴、研究生助学贷款的规模并不大。
第三阶段是从2006年至今,这一时期从2006年开始试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开始,在北大、清华、哈工大、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等9所985重点高校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取消研究生收费的双轨制,并且强调导师在研究生培养当中的责任。随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逐步推广和扩大范围。2007年,试点高校扩大到17所高校。2008年,改革扩大到56所高校。2009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始将改革试点范围扩大至全部中央部属高校。2010年6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完善资助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在纲要的指导下,2013年2月28日,财政部、发改委、教育部下发《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建立研究国家奖学金、助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制度,加大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资助力度,完善研究的配套政策,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资助力度。《意见》规定了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年硕士生不超过8000元、博士生不超过10000元。同时,新的投入机制也强调要完善研究生奖学金资助体系。将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国家助学金,每年资助标准博士生不低于10000元、硕士生不低于6000元。此外,还将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加大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资助力度;提高国家助学贷款最高限额。《意见》发布之后,一系列研究生的资助的管理办法文件相应出台,推动我国的研究生财政体系改革的全面开展。
周娟对当前央属高校的研究生财政资助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21]当前我国的研究生财政经费的来源有四方面:研究生培养的财政拨款、高校的学费收入、科研经费收入、高校获得的捐赠及其他收入,其中政府对招生名额内学生的财政拨款仍然是主要资助方式,中央财政人均定额拨款的标准为硕士生人均年拨款10000元,博士生12000元。在学费方面,学术型硕士生的学费大多在5000~15000元之间,最普遍的是10000元。学术型博士生的学费大多在8000~18000元之间,最普遍的是12000元。研究生资助当中,基本奖学金是主要的方式。通常硕士生为全额/半额或部分/零额学费+(2000~6000)元/年/生;博士生为全额学费+(8000~13200)元/年/生。此外,高校也通过捐赠收入或学费收入,给研究生发放专项奖学金,但金额和资助范围一般较小。另一类发展较快的资助方式是“三助”津贴,包括助研、助教和助管。“三助”资助存在较大的校间和专业间的差异,助研津贴硕士生的标准从960~9600元/年/生不等,一般均在3000元以上,博士生的标准从3000~20000元/年/生不等。助教和助管津贴金额相对偏低,硕士生一般400元/月,博士生一般500元/月。作者根据以上资料估计,全日制的硕士如果完全获得学费减免,并且能够得到“三助”机会,获得的额外资助11000元/年;博士能够获得的净资助额度为18000元/年。[22]我国城市(镇)生活和价格年鉴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3471元。在高校聚集的北京和上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万元,人均消费支出约2万元。对比研究生获得的资助情况,可以发现硕士和博士的资助水平可能仍然不够充足。
新的研究生财政改革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成本分担机制的引入有助于保障研究生教育经费的充足,提高教育的效率,并且从“谁获益谁承担成本”的角度来看也是公平合理的。[23][24]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担心,一旦引入成本分担机制,研究生教育的公平性可能面临更多挑战,并且学生会追逐高收益的领域,而在某些收益不高而国家紧缺人才的领域,研究生的生源规模和质量难以保障。[25][26]全面收费背景下,研究生资助体系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经费保障的不足,对财政拨款依赖过大,评审和发放机制不完善等,都是当前研究生资助体系亟待完善的方面。[27]
总之,从发展历程看,我国的研究生财政体系逐渐在计划体系当中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尚未形成较完善的资助体系,尤其是针对不同学科的差异化的资助和培养机制设计。在发展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理工科的研究生教育方面,采取怎样的财政资助方案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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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4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状况分析[EB/OL][2016-03-17].http://www.most.gov.cn/kjtj/2016-03/P020160318359930786703.doc
[1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4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状况分析[EB/OL][2016-03-17].http://www.most.gov.cn/kjtj/2016-03-17/P020160318359930786703.doc
[14] 资料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Engineering Indicators2016[EB/OL] [2016-08-27].http://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data
[15] 资料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Engineering Indicators2016[EB/OL] [2016-08-27].http://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data
[16] 资料来源:OECD.Main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EB/OL][2013-09-22]. http://stats.oecd.org/
[17] 资料来源:NSF.Scienceandengineeringindicators2016[EB/OL][2016-08-26].http://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data
[18] 孟东军,褚超孚.我国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和实施方案初步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 2004,(2):26-29.
[19] 注:日本和澳大利亚为2011年统计;资料来源:NSF.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EB/OL][2016-08-26].http://www.nsf.gov/statistics/2016/nsb20161/#/data
[20] 毕鹤霞.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与学生资助的研究[D].武汉:华东农业大学,2006.
[21] 周娟.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我国央属高校研究生教育投入体制机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拨款、收费与资助[A].北京: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2011.
[22] 注:硕士基本奖学金按全额学费+4000元计算,博士基本奖学金按全额学费+10 000元计算。助研津贴按3000元计算,助教津贴按10个月计算。
[23]② 丁雪梅.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及相关问题的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3,(10):6-9.
[24]③ 李文利,丁小浩.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及其配套政策改革的几点思考[A].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简报,2003,24.
[25]④ 沈延兵,费毓芳,陶德坤.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对研究生就业的影响和对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7):44-48.
[26]⑤ 赵西萍.谈谈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科学内涵[J].江苏高教,1999,(6):80-81.
[27] 赵军.全面实行收费制背景下研究生资助制度:挑战,问题与对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3):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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