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科技人力资本

一、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理论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早在古典经济时期就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比如斯密（Smith）在《国富论》中曾经讨论到，机器的改进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具有一定的作用。[1]熊彼特（Schumpeter）则较系统地提出了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他通过对经济周期变动的研究发现，“长周期”的经济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他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而是由内生的创新带来的。[2]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加入生产函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称为“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虽然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会推动经济增长，但技术进步仍然是作为外生因素，长期的经济增长仍然有赖于人口规模的增加，因此并不能摆脱“不愉快增长的结果”。[3]

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科技创新具有外部性，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以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罗默是内生增长经济理论研究的代表，他的理论模型当中引入了R＆D部门负责生产中间产品，R＆D部门生产的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使得经济增长超越资本收益率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从而带来经济稳定的增长。该模型求解后得到的分散决策下均衡的经济增长率（g）等于技术进步率A/A），而技术进步率又与两个因素呈正相关关系：一是投入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规模（HA），二是研发活动的生产力系数，参见公式2．1。该结论说明高层次科技人力资本的规模和质量将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4]

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围绕创新技术生产函数特征，对原有的模型进行改进，但基本是以罗默的模型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们虽然强调科技人力资本的作用，但却将其作为外生给定的因素，并没有将科技人力资本的形成放入内生经济增长的机制当中，因此长期经济的增长仍然受到了人口规模的影响。

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

探讨内生经济发展的另一条理论思路关注人力资本。20世纪中期开始，以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等学者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发展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指出，人的知识和技能都属于人力资本。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提升健康、在职培训、迁移等方式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增加不仅仅能带来个人收入的增加，而且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重要的作用。舒尔茨利用收益率法测算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的经济增长贡献比例高达33％。在分析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复苏时，他认为正是大量受教育的劳动力流入促进了这些国家战后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进而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5]

较早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来自宇泽（Uzawa）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中加入了专门生产知识的教育部门，并假定技术进步水平受到了教育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影响。[6]内生增长理论当中，卢卡斯发展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内生增长要素的模型。他的模型假定个人将时间分配在人力资本投资与生产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对整个社会具有外部性。在均衡状态下，人力资本增长率越大，均衡的经济增长水平越高。

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在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当中都有所验证，然而卢卡斯的理论模型仍然存在不足。一个局限性是它假定技术水平是外生变量，并没有建立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与技术结合更紧密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更强。比如根据巴罗（Barro）的实证研究控制了一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初始人力资本、国家人口等因素，发现中等及以上男性成年人的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初等教育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7]这说明更高层次的教育与技术进步具有互补性，有助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因此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实证发现说明，有必要关注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三、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进一步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发展当中，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机制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关注点。一方面，科技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技术进步水平，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不同的技术生产函数形式下，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有所不同。尼尔森和菲尔普斯（Nelson＆Phelps）提出了一个人力资本水平影响技术进步的“追赶模型”。该模型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进步越快，进而生产水平增长越快。[8]霍伊特和梅耶福克斯（Howitt＆Mayer-Foulkes）拓展了尼尔森和菲尔普斯的模型，提出了逻辑斯特（Logistic）形式的技术扩散函数。他们发现当经济赶超国在人力资本偏低的情况下，两国的技术差距有可能呈现扩大的趋势，技术落后国永远赶不上技术先进国。[9]杜尔劳夫和约翰逊（Durlauf＆Johnson）指出，跟随国要想有技术突破只能通过投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因此当与领先国的差距过近或过远时，经济赶超速度会下降，在适中的经济差距时赶超速度最快。[10]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水平也会影响科技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一些研究者认为技术创新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诱发作用。根据阿西莫格鲁提出的“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理论，技术进步会使得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进而改变就业中的技能结构，使得高技能者的收益提高，这将能促进个人更多对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投资。[11]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率越高，也会使得当前的技术失效加快，从而诱发个人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12]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侵蚀效应”（Erosion Effect）。盖勒和莫维（Galor＆Moav）指出学习新技术所需时间随着技术进步率的提高而递增；因而，当现有的技术状态升级到更高级的技术水平时，人力资本反而会递减。[13]

综上，过去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图21对相关的概念关系进行了描述。最初的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劳动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形成了路径1的理论观点。随后，以索洛为代表的一些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理论模型只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形成了图中路径5相关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则尝试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角度来探索经济增长点内生机制。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投资外部性角度，探索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图中路径3、4代表了这一理论观点。该理论没有深入探讨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罗默则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内生机制，虽然在他的讨论中涉及人力资本，但技术进步是受到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而与人力资本累积速度无关。图2-1中路径1、5代表了这一内生增长机制。

图2-1 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内生经济增长关系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两者之间的自增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在推动力量。一些研究者发现，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尤其是其中的高技能人力资本，将有助于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路径6、5所示）。也有研究者发现，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提高技能者的收入，进而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结构，刺激人力资本投资（路径7、8）。然而，这一正反馈机制也意味着，如果一个经济体系初始的技术水平和高技能人才规模较低，可能会处于“低技能”状态，经济将难以实现快速发展。

以上发展经济学理论说明，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过程有赖于科技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形成内生互动机制。这一内生机制虽然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也可能造成市场失灵。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到科技创新的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近些年来，一些理论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创新之间有交互作用，可能造成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失灵。这些市场失灵都直接或间接通过科技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进行传导，因此促进科技人力资本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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