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药业
（一）慈北鸣鹤是明代以来中国国药业的主要发源地
慈北鸣鹤古镇是中国国药业的发源地，被业内誉为“国药首镇”。鸣鹤国药业起源于明代。嘉靖末年，随着国家海禁开放的实施，明政府从闭关锁国中走了出来，于是原来被压抑和限制的商品贸易一下子迸发出活力，直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近代几大商帮中，晋商、徽商、宁波帮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萌芽起步的。
明初永乐年间，鸣鹤乡白沙村山下乐家（今属掌起镇）一位游方郎中乐良才来到北京，从此拉开了慈溪国药业向外发展的序幕，著名的北京同仁堂就是由乐良才的后裔所创办。
鸣鹤的国药业，鼎盛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当时的鸣鹤出了一位国药巨头——叶天霖。叶天霖出身书香世家，曾在余姚一家国药店做店员，后被派往四川收购药材。因当时通讯靠写信，交通的不发达加上距离远，余姚到四川写信来回要好多时日。由于疏忽他在四川看错信，将收购红花看作黄豆，就在四川收购了大量黄豆。余姚药店看到信后叫他立即停止收购黄豆，并将黄豆抛售市场后回来，只要保本，如有盈余收入全归叶天霖。当时四川黄豆因叶天霖的大量收购，市场奇缺涨价，由此，叶天霖赚了不少钱。后来，叶天霖又到广东、福建、杭州、苏州等省市做药材生意，慢慢发迹，拥有白银700万两，成为江浙甚至国内著名的大药商。杭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药号叶种德堂即为叶天霖后裔所创。叶天霖曾为六个儿子建造了六幢气派非凡的大屋，形成了今鸣鹤古镇内庞大的古建筑群。
鸣鹤国药业的扩张，是宁波帮的发展之源，也使国药业成为宁波帮的发家第一大产业和核心产业。现在研究宁波帮的专家都认为国药业和成衣业是宁波帮的发轫产业，因此，鸣鹤古镇也是宁波商帮的主要发源之地。
（二）“中国第一药铺”北京同仁堂就是三北药商所创办
北京同仁堂是乐良才的四世孙乐显扬创建的。乐显扬为清初太医院吏目，于康熙八年（1669）在北京大栅栏创建同仁堂，后成为国内最负盛名的老药号，人称“中国第一药铺”。从开业之初，同仁堂就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类型配方，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代代相传，培育了同仁堂良好的商誉。其产品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享誉海内外。自雍正元年（1723）正式专供清皇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长达188年。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确保了同仁堂金字招牌的长盛不衰，同时也确定了同仁堂在中国国药业中第一品牌的地位。
乐显扬于康熙八年（1669）创办的是同仁堂药室，至第五世乐梧冈时，因乡试落第，把同仁堂药室开在正阳门外大栅栏。乐梧冈继承先人遗志，继续狠抓药方和工艺，康熙四十五年（1706）他撰写的一篇序言，对此有所说明：
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号尊育，为太医院吏目，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喜阅方书，辨药味地道疑似。尝语人曰：“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平日汲汲济世，兢兢小心，凡所有丸散，无不依方炮制，取效有年。”每庭训余，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又曰：“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予业举子碌碌三十余年，先君之训，几忘之矣。壬午乡比后，闲居无事，追忆昔年遗训，幡然勃然鼓舞而为之，遂立同仁堂药室焉。汲汲济世，兢兢小心，虽不能承先人万一，而至于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可以质鬼神，可以应病症，庶无忝先君之志也。
同仁堂制售的药品对症服用，无不应验，在社会各界迅速树立起良好的信誉。自此，同仁堂的声誉大振，同时也得到当局的信任。
至清朝雍正年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由于供奉御药房而享受了封建特权，这是同仁堂几百年来罔替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同仁堂有关文献所载，雍正年间曾奏请预领官银4万两，乾隆九年（1744）曾奏请增添三分之一药价，每年预领官银3000两。道光十六年（1836）又复呈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银，每次得预支官银1000两。这些零星的材料，可以说明同仁堂在经济方面曾经得到封建王朝的支持。当然预领官银必须交办官用药料，但对同仁堂在内部资金的周转方面是有好处的。
同仁堂在封建王朝长期统治之下成长，由于供奉御药房的关系，在市场上也享受到一定的封建特权，因之得到了迅速发展，年经济收益在百万两银子以上。根据乐松生回忆录载：
清光绪年后，清皇朝还欠了同仁堂一大笔账，计自光绪元年（1875）起至民国九年（1920）止，年例四季奏销款，以及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回銮后起至民国元年（1912）止，垫办长春、储秀、乾清三宫和颐和园药价，除已领外，共欠领药价实银20余万两，和制钱235634吊200文。但那时候我家已经很富裕，不愿再出头去找麻烦要账了。[1]
同仁堂一向以“丸、散、膏、丹”著称于世。所生产的437种中药成药中，以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女金丹、再造丸、活络丹、参茸卫生丸、虎骨酒、如意长生酒等产品最为驰名，销售全国各地，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信誉。民国初年，这些成药已经畅销于南洋，为当地华侨所习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行销于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受到国际友人的欢迎。
同仁堂的配方多来自家传、民间和清宫。时有四大房竞相寄卖丸药，品种数量曾达1170种。根据清光绪十五年（1889）重刊的《同仁堂药目》序言所载，由于同仁堂长期供奉御药房及和太医院的关系，清宫的秘方曾大量流传到同仁堂。清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其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在此以前，同仁堂只交进生药。序言中所说的“迄今御药房供奉各珍品，亦必由本堂拣选”，就是指慈禧当政后的事。在代制清宫服用的成药中，由于采用宫内秘方，因而更丰富了同仁堂的配本。现在清故宫档案中还藏有同仁堂的配本。
在采购药材方面，因为同仁堂资本雄厚，名望高，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在药市上占着垄断地位。过去全国最大的药市祁州（今安国市）药王庙，每年冬春两季开市的时候，都要等候同仁堂的人到后才开市。这是因为同仁堂出价大，买得多。例如大黄，同仁堂挑选其中最瓷实的买，带泡的就不要；虎骨、犀角等都要挑最好的才买，下脚货就不要。同仁堂每次都能买到最好的药材。有的贵重药材，如大山参、鹿茸等就专程到营口药市去采购。麝香由河南杜盛兴专门供应最上等的货色。蜜制药丸所用的蜜也有专门的蜜行供应。一段时期，上海成为贵重药材集散之地，只是因为乐达仁在上海替同仁堂采购，每次进货都在两三万元以上。总之，同仁堂在采购药材上，不怕价高，但求货好，因此，它生产的成药也就“货高价出头”了，这可以说是同仁堂的特点。正因为这一点，从咸丰、同治年间就有假冒同仁堂卖假药的，遭到官府的取缔，但后来仍不断有假冒同仁堂卖药的。他们都以低价可以买到同样的药为宣传，也有不少人愿意前往购买。殊不知同仁堂的药之所以出名，皆因在选料与剂量上，特别在选用贵重药品上不苟丝毫，这是别家不能与之相比的。
同仁堂在遵古炮制方面亦极其认真，并且不惜工本，正如五世祖乐梧冈在《同仁堂药目》序中所说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亦如四世祖乐尊育所说的：“古方无不效之理，所虑者修合未工，品味不正耳。”同仁堂在遵古炮制方面，严格按照祖训办理，不苟丝毫，在使用贵重药材上，以宁缺毋滥为原则。
同仁堂所生产的水制丸药和蜜制丸药，都依古法炮制。其中炮制手法烦琐，如蒸、炒、煅、烫、炙、浸、水飞、霜冻等达40多项。在制成成药后，一般都要存放一两年再出售。如虎骨酒要在缸内存储两年再出售，再造丸并密封好后存放一年才出售。这些药存放的时间越久，燥气去净，药味就越纯，药效也就越高。这是一般药铺不易做到的事，因为不但要增加设备，而且还要积压成本。至于所有贵重药品，如牛黄、当门子、犀角、羚羊角等，同仁堂必依古方放足分量，绝不掺假，这也是普通的药铺不易做到的事。
同仁堂历经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九朝及民国的兴替，至新中国成立后于1954年公私合营，近300年来都是由乐氏家族为主要铺东和经营者，并且始终掌握着同仁堂关键的制药技术。
北京同仁堂自创办以来，不仅名盛于当时，而且历数代而不衰，载誉达300年之久，可以说是药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清代“江南第一药铺”——杭州叶种德堂也为三北药商所创办
叶种德堂为鸣鹤人叶谱山于清代中期在当时的江南第一大城市杭州所创。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为杭州开设最早、规模最大并自制“丸散膏丹”，经营地道药材的一家国药老字号。在胡庆余堂尚未创建之前，叶种德堂向为江南国药业之翘楚，被誉为“江南第一药铺”，与北京同仁堂南北齐名。后来，与胡庆余堂、万承志堂、张同泰堂、泰山堂、方回春堂一起被称为杭城“六大家”。
杭州叶种德堂创建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比1874年创建的胡庆余堂早66年，用胡庆余堂国药号终身董事长冯根生的话说，就是杭州“先有叶种德堂，后有胡庆余堂”。
叶谱山素精医理，为朝廷御医，离职后在杭州开设叶种德堂国药号。药铺取苏东坡《种德亭》诗“名随市人隐，德与佳木长”意，以期宣扬乐行善事，不期名利风气。店后设工场，按古方、宫廷秘方及祖传验方，精制多种丸散膏丹及药酒，药效甚佳，求医捉药者甚多。道光以后，叶种德堂已成杭州国药业中翘楚，闻名南方各省市，是当时杭城最大的一家国药号。
叶种德堂前店后场，面临望仙桥直街，后通吉祥巷，右靠百岁坊巷，占地七亩多，规模可谓当时杭城商店之首。当时钱江渡船码头设在望江门外江边，凡对江来杭人士，均由此登陆进城，叶谱山在此开店，颇得地利之便。
叶种德堂开业以来，由于设备齐全，并拣选各省地道药材，广泛采用历代宫廷和民间家传验方，精心配制成药，营业业绩居江南药铺之首。
叶家宗族甚繁，始于叶天霖，叶天霖共生六子，即为六房，叶谱山为叶天霖第四子，为当时族中第四房房长。由于他既有官衔，又多财富，在族中著有声望，族中后人多称他为“四太公”。开设叶种德堂，投资亦以四房占最多数，三房五房投资较次，其余一二房均是小股。
叶谱山之后，由他的第二代叶筱兰继承经营。叶筱兰精心规划，力图扩充业务，陆续增设“丸、散、膏、丹”、成药专柜，并大量引进关鹿饲养，又在店后布置花圃，培养各种药用动植物，吸引顾客参观。当时关鹿属于珍贵动物，南方更是罕见，因此轰动远近，观鹿购药者络绎不绝，尤其在春秋香市旺季，更为兴盛。
太平天国时期，数以百计的难民涌入叶种德堂，叶氏经营者对难民相当礼遇，“送老弱者回里并各给路资二金”。太平天国将士赞扬叶种德堂“素售真药，非他处比”，可见叶种德堂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至光绪年间，由叶谱山第四代孙叶鸿年负责经营，这是叶种德堂最兴旺的时期。叶鸿年在店后院就居。由于当时叶种德堂仍为杭州国药老店中的翘楚，基础稳固，资力雄厚，叶鸿年便安然自得，不再在业务上求发展，但图好名求荣，广交官府，挥霍巨金。在他经管数年期间，先后被他花去数十万资金，以致店基空虚，周转失灵，面临无法支撑之境。宗族股东责难纷纭，叶鸿年被逼离店回乡。由股东决定，聘请沈吉庆为经理。此人精明干练，接手以后，兴利除弊，勉维残局。当时股东决定：叶鸿年平时不得再向店内支取现金，但在生活上可酌予照顾；每三年分红一次（原定每年年终结算盈利后，分红一次），届时在红利金额内可对他略予补贴。叶鸿年属于本族老四房，占股40%；三五两房各占10%；一二两房均属小股，合计不及10%，其余除酌留部分公积金外，经理以下各部门职工，均按职级名次分配。自沈吉庆任经理后，店务略趋稳定。民国初年，改由毛松林任经理。由于资金短缺，不能大量引购珍贵药品，即关东雄鹿亦多为同业胡庆余堂所抢购，无力竞争，虽属名牌老店，渐趋胡庆余堂之次。
抗日战争的爆发，对叶种德堂影响很大，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叶种德堂已经大大不如当年。1955年，叶种德堂实现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胡庆余堂国药号。
（四）北方一些著名国药号大多亦为三北乐氏所创设
除北京同仁堂之外，出自三北的同仁堂乐氏还在北方一带创办了其他一些著名的国药铺，如天津最大的国药号达仁堂、山东最有影响力的国药号济南宏济堂、河北最负盛名的国药号石家庄乐仁堂、天津著名的国药号宏仁堂、北京著名的国药号永仁堂等。
达仁堂在北方是仅次于同仁堂的主要药铺，也是天津规模最大的国药号。1912年，原由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后代乐达仁开设达仁堂于上海。但由于当时交通运输不便，加之南北方服药习惯不同，达仁堂在上海的营业不佳，乃于1914年在天津设店，业绩甚佳，乐达仁遂将总店及药厂由上海迁至天津。乐达仁开办达仁堂后，对原同仁堂的传统经营方式进行改进，把达仁堂办成一个自产自销、工商结合的企业。生产方面，以宁求善价、不售次货为宗旨，要求原料务必真实地道。为此，不惜以高价精选上等原材药料，生产家传秘方的各种丸、散、膏、丹、胶、露、药酒、汤剂、饮片。由于达仁堂有原同仁堂“乐家老铺”的声望，加上其以“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为药铺招牌，因此营业很好，生意兴旺，数年内便发展起来。乐达仁在天津建立起基础后，除上海外，又先后在汉口等地设立18个分店，营业额逐年增长，最多时总、分店营业额可高达七八十万银圆。乐达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达仁堂开办的20年间，先后在天津建起生产车间大楼1处、仓库大楼1处、鹿围4处，以及各地的分店和北京的3处鹿围。此外还开办达仁铁工厂、达仁女学校、达仁参号、广生达药庄。1935年，乐达仁病故，由其侄乐肇基、乐松生接任经理、副理。乐肇基、乐松生在任期间，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采用电动石磨、电动螺丝安装冷冻机、打深井建水塔，以为药用，开当时中药界风气之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总、分店所在地相继沦陷，营业无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达仁堂及时采取“囤积不倒把，借债不存钱”的措施，将营业收入除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尽量购买药材原料，尤其是购买犀角、牛黄、羚羊角之类的贵重药品。这些原料只供配制成药，不管市价如何高涨，绝不倒卖。达仁堂为了避免虚盈实亏的现象，又从银行大量贷款购货，从而保住了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物价稳定，达仁堂的生产及营业逐渐恢复正常。1953年，达仁堂在北京成立提炼药厂，通过对药物有效成分的提炼，改进丸散药的剂型，并生产中药片剂，在总、分店试销，反响很好。此外，达仁堂与华北供销合作总社建立批发关系，向供销总社批发丸、散成药，改变过去只零售不批发的做法，从而扩大了生产，增加了收入。1956年，达仁堂完成公私合营。
宏济堂为北京同仁堂少东家乐镜宇于1907年创建。乐镜宇自幼钻研医药，擅长对药的原料鉴别和炮制生产。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捐山东候补道来济，后受山东巡抚杨士骧委托举办官药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不惜巨资，如数缴还官银2000元，取得药局所有权，更名为“宏济堂”。因乐氏家族经营的几家药店药品基本相同，创始人乐镜宇大胆创新、另辟蹊径。1909年，他在济南西关东流水街开办宏济堂阿胶厂，将原来三昼夜熬制延长为九昼夜精炼，清除了阿胶原有的腥臭味，所产阿胶清香甜润，成了宏济堂的名品，年产阿胶达5000公斤。1915年，宏济堂阿胶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其产品在国内畅销（当时，各种中药店阿胶均由其供货，甚至同仁堂也不例外，可谓行业之冠）的同时，还远销日本以及南洋等国家和地区。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万应锭、犀黄丸等尤受好评。到1934年，宏济堂产品销量已是北京同仁堂的三分之二，成为乐家的重要财源。济南宏济堂也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齐名的著名国药号。
乐仁堂原名乐寿堂药店，始建于1923年。由同仁堂第十三代孙乐佑申开办，选址于北京西单北大街285号。乐寿堂药店借颐和园中乐寿堂之名以示其吉庆与气势。经营丸、散、膏、丹、汤剂、饮片等。乐仁堂采取“前店后厂”式的经营方式，所售药剂均为自己加工制作。经营方式上，乐佑申取同仁、达仁两家之长，而在经营管理、药材使用和雇用人工等方面又有独特的创举。乐仁堂经营生产的中成药品种有近百种，其独家生产经营的特效名药有：茵陈酒、催生兔脑丸、阳和解凝膏。乐仁堂还在南城建一处鹿园，喂养近千只梅花鹿，取鹿首制药。还自养乌鸡，专制乌鸡白凤丸，雇用技工种植各类鲜药材，如薄荷、枇杷树、佩兰、天冬、麦冬、石斛、三七、鲜荷叶等药材均来自自家药圃，自配药材。由于乐仁堂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加上其货真价实的经营信誉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生意红火，在京城乐家老药店中，仅次于同仁堂。与此同时，乐佑申还在天津开设了3家分店，意与达仁堂比高低。后来又在河北石家庄、保定，山西太原，河南开封开设了4家分店。另外还建了3个药厂。其鼎盛时期长达30年之久。乐仁堂在石家庄、太原等开设的分店，后也都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国药店。
（五）江南一些主要国药号亦大多为三北药商所创设
除垄断北方国药商业之外，江南一带主要国药号也大多为三北药商创设，著名药铺有上海徐重道、温州叶同仁堂、湖州慕韩斋、绍兴震元堂、台州方万盛以及上海宓天一、塘栖翁长春、南浔延年堂、绍兴光裕堂、台州岑震元、萧山姚大成、嵊县逢春堂、温岭方同仁、临海遂生源等等。
徐重道是上海规模最大的国药店，为姚北逍林人徐芝萱所创设。徐芝萱幼年入塾三年，后进国药店当学徒，略通医道。民国十年（1921）在上海帕克路（今黄河路）开设徐重道国药店。先后设17个分店，遍及市区。曾用“范围最大，分店最多，药品最好，价钿最巧”为口号，与胡庆余、蔡同德、童涵春、雷允上等四大国药号争衡。徐芝萱首创“代客煎药，送药上门”服务，深受病家欢迎。药号专门雇用30多名工人，穿着徐重道国药号标志服，背袋携箱骑车飞驰收方、送药，将煎好的汤药装入专用保暖瓶送到病家手中。在徐重道的总、分店中，都聘用了一两名著名中医师坐堂门诊，以此吸引病家就诊、抓药。他本人曾以“徐重道”医名亲自坐堂为病家看病，且不计诊金。他还联络各方名医，向病家发放配方优惠券，吸引顾客来店配方。并随药奉送“滤药器”“过药糖”，以此招徕顾客。为了扩大营业，徐聘请药剂师、化验师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配制润肺杏仁露、哈士蟆糖浆和糖衣润肠丸、胃痛片等中成药。还按时令季节分别用金银花制成夏令清凉饮料，用银耳、燕窝制成“银耳羹”“燕窝茶”冬令营养补品等供应市场。
叶同仁堂是温州及整个浙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药老字号，为鸣鹤人叶心培于清康熙九年（1670）在商贾之都温州创建，叶同仁堂售药兼医，生意兴旺，温州最有名的大新街有半条街是叶同仁药栈，名下房产多达100余处，资产达69万银圆之巨。叶同仁堂出品的药材行销福建、广东、江西、安徽、上海和本省的绝大部分地区。据《中国药业史》记载，叶同仁堂是中国最早的30家老药铺之一，是国内有影响力的国药品牌。叶同仁堂店铺里的对联“同天德生寿，仁义源流长”为著名书法家，国民党上将顾祝同在民国年间赐辞，“叶同仁纪功碑”为温州八大著名石碑之一。叶同仁堂的景臣全鹿丸和“同仁”胶，是叶同仁堂最具特色的产品，据《中国大药典》记载，当时的永嘉（温州）是中国驴皮胶产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东瓯叶同仁国药号是南方中药界第一大户，资金厚，存货足，深购远销，能撑得起三年驴皮胶的周转量，驴皮胶及诸胶产量最大，其煎制的驴皮胶“黑亮如漆，透如琥珀”，为保证功效和质地，须陈放三年后出售，被药业界誉为“同仁”胶。闽浙苏沪等地中医处方开驴皮胶只写“同仁”几钱，可见当时叶同仁堂制售的驴皮胶声名在外，闻名遐迩。
湖州慕韩斋为湖州以及整个浙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药号。慕韩斋位于湖州，原为叶氏产业，创建于清代中期，相传因敬慕汉代韩康卖药“讲究质量，口不二价”的精神，取名“慕韩斋”。清光绪四年（1878）慈北宓家埭人韩梅轩用12万元银洋接手，以采办地道药材，讲究质量，殷勤服务，信誉至上，成为著名药号。慕韩斋以精于饮片和专制丸散而驰名。后还在上海南市开设裕和源药材行，使之联成一气，规模倍增。慕韩斋是太湖南岸、苏浙皖边区最大的一家国药店。
绍兴震元堂是绍兴规模最大及浙东地区最著名的国药号。为清乾隆十七年（1752）鸣鹤杜家桥人杜景湘在绍兴所创。“震元”二字出自《周易》。相传杜景湘从摆药摊起家，因经营有方，信誉卓然，被誉为“店运昌隆三百载，誉满江南数一家”。震元堂在经营上的首要特色是货真价实，在绍兴有句口头禅：“震元堂的药勿吃过，死了口眼也勿闭。”震元堂的拳头产品是震元大补药、大补酒，远近驰名，在民国时期影响辐射至浙江其他地区、上海、江苏、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地。
台州方万盛是台州地区规模最大的国药号。慈北鸣鹤场人方庆禄为台州国药业之先驱，他于嘉庆十一年（1806）创建“方万盛”药号，历经六代，先后开设大小药栈（店）14家，分布于临海城关、章安、海门、葭沚、杜桥、涌泉、溪口以及温岭城关和黄岩、路桥等地，店员众多，资金雄厚，药材道地，声誉颇高。经营饮片有655种，自制丸、散、膏、丹、胶、药酒等达396种，产品远销苏、杭、沪等地，成为台州国药业之中心，也是江南较富盛名的著名国药号之一。
（六）三北一带还是近代国药经营人才的主要来源
近代国药业经营人才的主要来源在鸣鹤及其周边一带，据《慈溪县志》记载，鸣鹤居民十之八九外出经商，江浙一带均有鸣鹤人涉足，尤以国药业著名。在20世纪30年代初，鸣鹤场约1000户居民，却有80%外出经商，做老板、经理的有200户，外出做店员职工的约600户。由于家族传承和经营有方，鸣鹤国药业杰出人物不断涌现。在杭州，号称“六大国药铺”的经理都是鸣鹤人。他们分别是：胡庆余堂经理俞绣章、叶种德堂经理叶本生、方回春堂经理刘沛元、万承志堂经理支文良、张同泰堂经理俞熙堂、泰山堂经理董福生。而在上海许多大药店，鸣鹤人也成为主要负责人，如周乾生为蔡同德堂经理、袁荣生为苏存德堂经理、俞兰芳为王大吉堂经理、施琴堂为郁良心堂经理、姚鹤轩为董天颐堂经理等等。
除鸣鹤之外，掌起和观海卫一带也是国药人才和国药经营家族的主要来源。比如民国后期的北京同仁堂经理乐松生祖籍掌起山下乐家，杭州叶种德堂经理柴梅生、“上海四大药铺” 之一的蔡同德堂经理汤以尧为观海卫人，等等。
1.中国第一药铺经理乐松生
乐松生（1908—1968），镇海慈水镇（即今慈溪市掌起镇洪魏山下乐家）人，生于北京。同仁堂乐氏第十三代传人。1927年中学毕业后，到伯父乐达仁在天津所开达仁堂药店学业，后到北京其父所开同仁堂药店从业。1947年乐达仁去世，乐松生继承伯父遗志，兼顾平津两地堂务。1948年，接任同仁堂经理。1954年，同仁堂率先在全国实行了公私合营。1955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乐松生，对他率先实行合营和合营后的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1956年，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递交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
乐松生是同仁堂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天津兴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还被选为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等。
2.“江南药王”胡庆余堂经理俞绣章
俞绣章是胡庆余堂发展历史上仅次于创始人胡雪岩外的重要人物。胡庆余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由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始筹建，并于光绪四年（1878）在杭州落成并正式营业的药堂。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是继叶种德堂之后的江南第一药铺，与北京同仁堂并称为“南北两家国药老店”。
俞绣章（1882—1964），慈溪鸣鹤场人。1925年任杭州万承志堂药店经理，1930年被聘请为胡庆余堂协理。1934年胡庆余堂原经理杨春日来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而不得不辞职，俞绣章被股东会提为总经理。他在胡庆余堂担任经理期间，继承了创始人胡雪岩“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戒欺”等经营方针，在保持胡庆余堂名牌传统特色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胡庆余堂发展史上的中兴人物。俞绣章也由此被誉为“江南药王”。
据说在担任胡庆余堂经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杭州吴山药王庙每年的药王菩萨生日那天，上第一炷香的肯定是俞绣章，据方回春堂82岁的国家级中药师徐锡山老师傅回忆说：“俞绣章不上，没人敢抢先。”足见“江南药王”俞绣章的威望。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9月，俞绣章带领胡庆余堂成为全市商业中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企业。鉴于他的突出贡献，时年75岁的俞绣章被政府任命为国营中药公司经理、胡庆余堂副经理及杭州市商业局副局长，还先后担任过省政协常委、省人大代表、市工商联副主任等职。
3.“上海国药四大家”蔡同德堂经理汤以尧
汤以尧是慈溪观海卫人，为中国著名药店——上海蔡同德堂的股东和主要负责人，对蔡同德堂的发展成名有重要贡献，是蔡同德堂发展史上仅次于创办人蔡嵋青的第二号人物。
上海蔡同德堂药号创始于清光绪八年（1882），是由宁波布商蔡嵋青从汉口迁来上海，为上海开业较早、规模较大的中华中药老字号商店。与胡庆余、童涵春、雷允上合称“上海国药四大家”。蔡同德堂第一任经理郑信山，为提高知名度，特聘儒医编纂并刻有木版《蔡同德堂丸散膏丹全集》，后却因发生了一件撮错药闹出人命而遭到巨额索偿大事，使药店面临严峻考验。为了重振药店的威望，蔡嵋青聘请在严州任九德堂药店经理的汤以尧出任蔡同德堂经理。
汤以尧在任蔡同德堂经理期间，对蔡同德堂的扩张和发展起了主要作用，比如他发现蔡同德堂出售的纯黑驴皮胶都是当年现制的新货，因驴皮胶必须用隔年的，最好放置三年以拔去火气，当年的新胶绝对不能当作陈胶出售，故不惜巨资在杭州湖滨购地五亩建造胶场，完备了煎胶全过程设备，并可积余大量的胶，做到胶类当年不出门。又如为保证蔡同德堂的虎骨木瓜酒的质量，汤以尧在1920年出巨资在上海霍山路1087号购地自建酒厂，自进优质高粱、栗子酿造白酒，等等。
汤以尧还提出管理药店的五项原则，即用药必真、撮药必检、管药必勤、药物必洁、待人必诚，故在汤以尧任职期间是蔡同德堂的鼎盛阶段，涌现出一大批名牌产品，如纯黑驴皮胶、龟板胶和鹿角胶、虎骨胶、虎骨木瓜酒、洞天长春胶、癫狂龙虎丸等。特别是1932年“鹿鹤寿星”商标注册成功，使蔡同德堂成为中外皆知的名店，汤以尧也因此成为上海国药业的领军人物。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汤以尧离开蔡同德堂自创药店。他在上海创办汤春生药店，在杭州投资入股叶种德堂，并盘入老字号汤养元药店。由于汤以尧一生服务于国药业，故鸣鹤及观海卫人从事药业行业的人特别多，有许多都是汤家推荐出去的。
二、航运业
三北达蓬山是秦代徐福成功东渡的启航地，早在先秦时期，这里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已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徐福东渡是最具标志性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跨海远航，表明浙东三北一带是中国乃至世界航运业的主要发祥地。
及至汉代，由于世界第一炉瓷器、被誉为母亲瓷的越窑青瓷率先在上林湖及其周边一带烧制成功，在东汉中期至南宋初期长达千年的时间内，三北一带始终是中国瓷业的领导中心和主要生产基地。唐代起，由于特供皇家宫廷的绝密瓷器——秘色瓷的炼烧，这一带更被誉为唐宋瓷都。三北瓷业中心的地位也使这里成为繁华的交易集散地，吸引大量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市场需求者，终使三北滨海各埠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海上陶瓷之路”的兴盛也为浙东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三北地区是近代沙船业的重要发源地
中国近代航运业始于沙船业。沙船是近海运输海船中的一种优秀船型，也叫作“防沙平底船”，是中国“四大古船”之一，早在唐宋时期，它就已经成型，成为我国南北方海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因其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上航行，所以被命名为沙船。浙东三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沙船业的发源地之一。
早在唐宋时期，宁波因位于南北海运的中心位置而成为全国南北货物的集散和中转中心。三北地区更是宁波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三北一带以渔盐之利和棉花、大米、蚕豆等“三白”优势成为东南沿海内外贸易的主要集散地，明代倭寇之盛，主要也是以海牟利（因为海禁而铤而走险）之举。时民间私下与海外贸易者日甚，故使嘉靖年间宁波双屿岛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三北人也以地利之便参与海运贸易，主要代表就是巨商柴德美。柴德美是当时海上巨寇王直的重要合作者，史料载：“嘉靖三十年（1551），海道衙府委托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要求王直出力攻击（驻定海横港）海盗陈思盼。王直与海商柴德美合力攻击，擒陈四等160人，解送丁海道。”[2]柴德美积年通番，手下有数十条船，数百名武装家丁，长年从事海外运输和商品货易，是当时闻名的海运商人，他是三北（宁波慈溪县）柴家人，是宁波帮航运业的始祖级人物。
清代随着海禁的放开，康熙年间在全国分设海关及分关、分口，三北古窑港出口古窑关口以航运业相对领先和发达的优势，一举成为与曹娥港出口沥海关口、宁波港出口镇海关口齐名的杭州湾南岸三大关口之一。当时在分口之下还有旁口，三北的邱洋港即属于镇海分口下的一处旁口。三北两大关口的设立为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些浙东沿海最早经营发迹的大家族大多起自沙船业，并以运输经营南北货起家，知名的有镇海桕墅方氏家族、小港李氏家族等。三北地区也不例外，以从事沙船业起家而成为巨富的，有宗汉潮塘张氏家族、横河乌山胡氏家族、龙山东门外王氏家族等，从各支的家谱和家族回忆资料看，三个家族都在清代中期乾隆至嘉道年间已组织船队纵横南北海域，成为三北及宁波帮航运业的领军家族。
潮塘张氏家族自乾隆初期便开始从事海运业，据《追踪慈溪潮塘张氏家族》一书载：“丹儒公生于1726年，名
，字丹儒，国学生，工作认真负责，能够接受新事物，有创新精神，对传统的农民生活觉得单调、没有出路，而选择经商。做海运，商品流通，并在福建厦门与外国人直接贸易。据传，还在福建购置大片山林，建造庄屋，又在宁波开店。而正在大发展兴旺之时，因病归天，享寿仅49岁。”张氏家族自张丹儒创办“富顺”沙船号（又称张富顺）起家后五世而昌，向为余姚望族，至新中国成立前第五世时，仅张谷香一家就有土地达15000多亩，是载入新编《宁波市志》的三大地主之一[3]，与全国著名大地主刘文彩土地数量相当，其产业遍布杭州、宁波、福州、余姚等城乡，列姚北四大家族之首。
乌山胡氏胡诚，又名胡在恒，以海运起家而成为道光年间的姚北首富，沙船及商贸号为“建兴”。据《慈溪·乌山胡氏裔源史痕》一书载：“胡诚商号建兴，民间即称其为胡建兴。其发迹故事民间传闻颇多，据传其有一次赴闽北做木材生意，就餐时碰到一位长须老人，遂请他食面一碗，其实是想看他如何吃面。不料此人实为东海巨盗，为感赠面之情，给了胡建兴一张名片，此后胡诚生意越来越发，盖只要出示此名片，海盗无人敢劫其船。遂获巨利。”民国《余姚乌山胡氏家谱》载其“绝意进取。躬理家政，纲举目张，发家致富。然后，乡邻告贷，指囷相赠，未尝有德色。邑人识与不识，皆重之。中年以后，为善益力。粤匪乱住，军需浩繁，他数助饷。又尝捐助祀产，或数百亩或数十亩，建‘礼恭堂’‘毓儒堂’以祀其先。族人嫁娶、丧葬及生子女，皆随时资助。岁终，自八世祖以下子姓，计口给钱，贫甚者倍之。当地虽有饥馑，无卒岁忧”。他还一人独资创立了“培文”“崇文”“灿文”“郁文”四义塾，开宁波近代义学之首。家谱载：“（胡诚）先后创立培文、崇文、灿文、郁文四塾及君子文会，生童并课，视甲、乙之等上下。其膏火岁二十次，费二千金。岁终一课，奖给尤多。时有‘头名买田未名过年’之谣。”[4]
以沙船业起家的乌山胡氏与同经营沙船业的小港李家关系深厚，清同治七年（1868）两家曾在姚北棉业重镇浒山合开当铺——“谦泰当”，慈溪政协文史资料有载：“浒山谦泰当开设于清同治七年（1868），为小港李家与乌山胡建兴集资合股的。共投资银圆十二万元（基金六万元，流动金六万元），为姚北有名的大典当。位于浒山城东桥后，即今浒山中学校址。”[5]
东门外王氏家族也以海运起家，由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所编的《快船江风情》一书载：“回澜东桥南，旧时多大屋，除四房大夫第外，还有大房大夫第、上新屋、花门、八字墙门等。”现保存完好的，有王家大夫第和八字墙门。王家大夫第，亦称“王大旺”。“王大旺”是东门外王家所创办的沙船号及南北货号，有18只三道帆大船，民谣道：“山北王大旺，山南桕墅方，拉屎撒尿用小唱（钞）。”可想而知，王氏家族当时富甲一方。大夫第分内外院。外院大门朝东，南侧平房2间。北侧二层楼8间，西南角楼房3间，西侧平屋9间，有前后明堂，菜园1座。内院大门朝南，楼房7间二弄，前后明堂，后明堂朝南7间平房，西侧粮仓3间。西围墙外50米有一水池。外有栈房，大门朝南，朝南5间楼房，有前后明堂，楼房后面5间平房，东侧5间平房，北侧菜园，有2间平房，都是石板明堂。此院于清中期所建，占地4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6]
东门外王氏家族除了建有大规模的豪宅外，还为宗族修建了前后三进气势恢宏的大宗祠，宗祠堂名思敬堂，抗战时期共产党曾在这里办过思敬学校，是三北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现被列为文保单位。在思敬堂内尚存有清光绪八年（1882）的两块古碑，碑上记录了王氏家族王景高因经商发迹，于清道光二年（1822）起在宅旁通衢大路上创设茶亭免费供茶之事，经60年未歇，故镇海县正堂江给示勒石。另碑上所载王景高生有五子，长畘、次畋、三畬、四
、五㽪。由此估计王景高为王大旺创始人。
从以上资料可知，王氏家族是在清道光初年上海未开埠之前已经营沙船业，这与距离十余里的桕墅方家族几乎为同一时期，而据上海《南市区志》载：“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汇聚沙船约3500艘……沙船拥有者多为上海及近地富商。”东门外王氏家族发迹后在家建造大宅，有豪宅四五幢，规模与号称山南最大家族的镇海桕墅方氏家族可比肩。
至清末民初，王大旺后人王康伯以经营南北货和烟纸业（王承兴纸号）成为宁波帮知名人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永远会董之一。[7]
（二）三北郑良裕是近代宁波帮轮船业的先驱及主要领军人物
近代全国航运的中心是上海，正如《上海长江航运志》序所言：“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解除海禁，长江航运与南北洋海运在上海接轨，上海逐渐成为国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
三北走上近代航运轮船业中心位置领军人物的为龙山西门外人郑良裕。
西门外郑氏家族是航海世家，早在元代之际，家族已以渔盐业为谋生主业，并创建了三北地区较早的航业会所天妃宫（今尚存，位于慈溪市西门外老街），清代雍正年间，以西门外郑氏家族为主的镇北帮已在甬城双街创建渔船业北筒公所，为各涨网公所之总机关。[8]清嘉道年间，西门外郑志贤（1779—1849），号存义，先后到岱山贩鱼盐，到内地贩米谷，“家渐起，既而诸兄弟亦工于心计，相佐益盛，历数年积金巨万”[9]。
而郑良裕则为中国近代轮船业的先驱和重要人物。据《镇北龙山郑氏宗谱》载：“忠铻，福龄公长子，原名良裕，字继昌，布政司理问衔，例授儒林郞，生同治五年（1866）丙寅，从小随父迁居上海，生孝橖、孝荣、孝林、孝桢四子。”
郑良裕17岁时，在沪创办轧花厂，不久又创通裕铁厂，制造内河小火轮。1900年改名公茂船厂，光绪二十七年（1901）独资建立通裕航业公司，要比虞洽卿等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办的宁绍商轮公司早七年。
如算上1897年通裕在杭州设立通裕轮船局的短暂经历（据长江航务管理局资料：1897年，杭州相继设立了高源裕、芝太富、通裕3家华商轮船局，但都只存在了一二年，便宣布倒闭），更比宁绍商轮公司创办早10余年。
通裕航业公司曾是近代民族航运的重要企业，是国内民营航运公司的佼佼者，与张謇所创的大达航业集团、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航业集团以及朱葆三航运集团齐名。
据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所编《长江航运百年探索》一书载：“（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批实力较强的大中型内河民营轮运企业或企业集团。这些企业或企业集团资金较雄厚，拥有船舶较多，船只吨位较大，所经营的航线较长，发展也较为迅速。在这批企业或企业集团中，除最早崭露头角的大达航业集团和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三北航业集团外，还有颇具实力的朱葆三航运集团、通裕集团、协记航运公司以及泰昌轮船公司等。”
另有记载：“通裕集团的前身为公茂轮船公司，系公茂机器造船厂老板郑良裕于1901年在上海创办。到1909年，这家公司已有小轮9只，辟有上海至苏州、常熟、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等航线。同年，郑良裕再投资7万元，购买‘宝华’轮1只（545吨），在宁波设立宝华轮船局，次年又购进‘平安’号轮船1只（455吨），在上海成立平安轮船局。1913年，公茂轮船公司改称通裕商号。1914年接受平安轮船局的‘平安’轮。1914年至1915年有小轮12只，149总吨，辟有上海至苏州、常熟、海宁及苏州至溧阳等航线。1916年，宝华轮船局从宁波迁往上海。至此，由郑家独资创办的通裕集团遂告形成。其拥有大轮7只，计6348总吨；小轮16只，计204总吨。长江航线在其营运活动中居重要地位。1916年，通裕派‘宝华’轮航行宁波—宜昌之间的江海航线。不久，又添‘新平安’等轮，开航上海—长沙航线。到1921年，又增小轮3只，总吨位为172吨，在苏南水域，其实力仅次于内河招商局与戴生昌轮船局。”[10]
在《上海长江航运志》第四章“中国航运企业”第五节“私营江海兼营轮船运输企业”名录中（共选录26家主要企业），其中郑良裕一人独创企业3家，分别是公茂轮船局、平安轮公司和通裕航业集团，并且是其中最早创立的民族独资航运企业。
公茂轮船局和通裕航业集团同时创办，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公茂轮船局置有平安、新平安、宝华、新宝华、大华、平阳、康泰等轮船，经营内河、长江、沿海航线。1912年，公茂船厂迁址浦东。1919年后，曾建造2000吨级远洋轮多艘，为当时我国最大的民营船厂之一。
通裕航业集团先后购置裕新、春申、平江、汇利、万利、临安、裕泰等轮船19艘，总吨位为4410吨。
由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册）·第七章交通邮电·第一节航运”篇中，也载有郑良裕所创的通裕航业集团：“在国内航线上，相继出现了由浙江虞洽卿创办的包括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组成的三北航业集团（注：三北轮埠公司创设于1914年）；大连张本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设的政记轮船公司；上海郑良裕等于光绪三十二年形成的通裕集团（注：实应1901年所创）；营口李彦园创设于宣统元年（1909），发展于1919年的肇兴轮船公司；天津盛昆山创设于宣统三年（1911）的直东轮船公司和郑效三等创设于1917年的北方航业公司；福州陆炎全等创设于宣统三年的泉安轮船公司；黑龙江流域有新旧交通系官僚与当地绅商投资创设于1918年的戊通轮船股份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轮船企业。它们一般拥有几只乃至数十只轮船，总吨位由数千到数万吨，形成在国内江海颇具实力的航运力量。”[11]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得出，郑良裕的轮运集团是近代所创第一家大规模的民营航运集团，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郑良裕轮运集团纵横内河、长江、沿海航线长达50余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轮运船只被民国政府征用、日军掳扣过，至上海解放后停业。
郑良裕为宁波帮轮船业的先驱及主要领军人物，郑良裕家族的发迹对同属龙山人的老乡虞洽卿后来成为全国航运业领袖人物有一定的影响。
（三）三北航业集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
据《上海长江航运志》载：“20世纪初叶，各地航业大盛，不惟内港洞辟，即边陲腹地亦渐次扩充，商轮公司几于各省林立。长江下游是民族航运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从1903年开始，在上海、杭州、湖州、苏州、常州及南通等地区，一大批民营航运企业争相创设，一时呈现出颇为繁荣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当推三北航业集团。”
其实在三北航业集团设立之前，还有虞洽卿创办宁绍商轮公司的一段经历。
宁绍商轮公司的设立是宁波帮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民营航运业走向了与外资航运业、官办航运业公开竞争以及相互抗衡的新时代。
宁绍商轮公司设立于1908年，创办人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浙江镇海人（即三北龙山人）。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从1892年起，先后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1905年由袁世凯引荐任江苏候补道，赏戴二品红顶。他出生宁波，经商上海，经常往来于沪甬间，而当时的沪甬航线，主要由外商轮船公司和招商局联合行驶于上海至宁波的航线，其船票价格一涨再涨。虞洽卿代表宁波民众与两公司反复交涉，要求将统舱票价长久限制在5角之内，遭到两公司拒绝。虞洽卿遂与甬商陈薰、严义彬、方舜年等发起组织宁绍商轮公司，自营沪甬线轮运业务。
经两江总督批准，1908年7月，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并设分公司于宁波，公司额定资本为上海通用银圆100万元，分作20万股，每股5元。在宁波、绍兴绅商等支持下，招股进展顺利，1909年5月初在汉口即招得15350股，计76750元。至9月24日，股额已实收25万银圆，占额定总资产的四分之一，遂于10月21日召开股东会，举虞洽卿为总经理，严义彬、方舜年为协理，陈薰为总董，其余董监事15人也大都为宁波、绍兴富商。至此，公司股金已实收75万银圆。100万银圆后陆续招足，因股数琐碎，故户名计有1万余户。在辛亥革命前，上海港共有3家中国规模较大的民族轮船公司，宁绍商轮股份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也是当时华商轮船公司中资本最多的一家。
宁绍商轮公司成立后即向福建船政局购买大号轮船一艘，定名为“宁绍”，经营上海至宁波的船运业务。开创之初，该公司受到外商轮船公司及官商轮船公司的低价挤压，无利可图，险遭倒闭，宁绍公司以沪甬绅商为后盾，由徐乾麟、孙梅堂等发起组织航业维持会，募集现款10余万元，补助宁绍公司经营，该会还发出号召：往返沪甬的宁波人，客货均应搭乘宁绍轮船。于是宁波等地商客争相乘坐宁绍轮船，并相互约定，货物都由宁绍公司装运。宁绍公司还向宁波各行业协会赠送船票，仅向沪南豆米业就送船票1000张。宁绍公司以每年亏损5万元的代价，顶住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几年后开始逐年赢利并发展壮大。
宁绍商轮公司还经营长江航线，1909年开业后不久，宁绍公司便代理鸿安公司的“德兴”“长安”两轮来往长江各埠，并在上海、汉口及镇江、芜湖、九江等埠建起趸船栈房，1911年，虞洽卿发表《致汉上诸同乡书》，规定宁波、绍兴两地由汉口返沪者，酌定一适中之价，对其中特别困难者，免收船票，并派了一名招待员赴汉口照料。
随着航运业务日益兴隆，宁绍商轮公司又以35万两向瑞镕船厂订造新轮一艘，于1914年交付使用，取名“新宁绍”。“新宁绍”投入运行后负责上海—宁波的航线，与“甬兴”轮隔日对开，公司营业日渐发达，遂将资本增至150万元，以扬子江各埠扩充活动范围，建造新的码头、仓库、趸船。宁绍商轮公司在长江航线每年约盈利10万元。
由于经营宁绍商轮公司的成功，虞洽卿从股份制的宁绍商轮公司退出，开始独资创建三北轮埠公司。
三北轮埠公司的创建与虞洽卿为振兴家乡经济有关。三北盛产棉花、蚕豆，年外销20余万担，由于本埠闭塞，大都需数次转运及翻山越岭经宁波中转外销，对经济开发极为不利，1913年初，虞洽卿在家乡龙山开设轮埠，沿海滩建筑码头，以泊轮船，铺设轻便铁路和修建公路，以利陆路运输；同时设置电报，城乡通信条件也得以改善；又开办学校、教养院，建设公园等，共耗资200余万。1914年，三北码头等工程竣工。是年，三北轮埠公司正式成立，设总公司于上海，又在龙山镇、镇海、宁波分别设分公司。
据《上海长江航运志》[12]载：
（三北轮埠公司）最初资本仅20万元，购置“镇北”轮（90吨），行驶甬江，与沪甬轮船相衔接，后又购买“慈北”“姚北”，各百吨左右，往来穿山、舟山、沈家门等处，时人称“镇北”“慈北”“姚北”3轮为“小三北”。虞洽卿先后投资数十万元，进一步扩大三北公司规模。1915年宁绍公司的“甬兴”轮在崇明岛附近搁浅，经救援脱险，公司董事议以6万两将该轮出售，结果由虞洽卿本人将其承购。未几，虞便大获利益，遂与众股东发生冲突。虞洽卿于是退出宁绍，变卖其早年在上海收购的大量房地产，转而自营航业。三北公司1916年购买荷属巴达维亚一家轮船公司2000余吨级的“彭立珊”号轮船，改名“升孚”，开辟上海至宁波航线。1917年将航线扩至崇明、海门、通州、泰州、扬州，镇江等埠，拥有轮船10艘。1918年添招股本80万元，资本总额达100万元，新购3艘各1500余吨的小轮。是年4月，其内河航线已由镇江延至南京、芜湖、九江，从夏秋两季起，上海—汉口已全线贯通。1919年3月，又开辟上海—长沙航线，途经镇、宁、芜、浔、汉、岳（州）各埠。
三北轮埠公司是一家同时经营轮运与港埠的企业。1916年，“三北”在上海设立鸿升公司，资本30万元，主要经营码头与堆栈业务，这对三北轮埠公司航运业务的开展无疑十分有益。
三北轮埠公司是在同外资航业的抗衡竞争中逐步发展的。1919年10月之后，英商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联合招商局，一致采取针对三北轮埠公司的压价行动，“急将南北吨价减收三分之二，有意倾轧”，一度使三北轮埠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濒于破产”。三北轮埠公司被迫采取对策，请求政府“救济”，获得批准，享有北洋政府给予的六厘保息贷款的优待，并得到每年10万元的津贴，同时招收新股100万元，将资本总额增至200万元，终于渡过了难关。是年即添置“升平”等轮。到1921年，三北轮埠公司已拥有大小轮船12只，计11134总吨，加上向外租赁的船只，计有轮船21只，约2万余总吨，“至此，三北轮埠公司遂为外人所注目”。
三北轮埠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实力最强的华商民营资本的航运企业。长江航线是三北轮埠公司经营的重要航线，1923年三北购进“伏龙”“凤浦”两轮，1925年再添“泰山”“鸣鹤”两轮，先后加入沪汉航线。此时，三北轮埠公司在这条航线的定期班轮共有5只，各约2000吨。三北轮埠公司又调派“长安”“德兴”轮行驶汉宜线，从而使这家公司在长江干线的总运力达到1.2万余吨，成为一支与外资航业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三北轮埠公司为壮大自身实力，1923年收购了湖南中华汽船公司。中华汽船公司成立于1914年，系湖南省当局与湘绅合资经营，先后购买“华盛”“华泰”等轮，经营湖南内河与长江航线。后因经营不善及“华泰”失事等原因，中华汽船公司1918年拟加入三北轮埠公司股份，因受到湖南省政府和公司多数股东反对而未果。1923年，三北轮埠公司最终收购了中华汽船公司，其轮船1艘和码头均归三北所有。
三北航业集团的另一重要成员为鸿安商轮公司。这原是一家打着英商旗号的华资航运企业，因其营业每况愈下，至1904年航行长江的只有“长安”“德兴”“益利”“宝华”四轮，总吨位4484吨（注册吨位2999吨）。是年冬虽被迫改组，但仍无法扭转衰败趋势，终于在1908年停业，后经虞洽卿联合招商局、怡和、太古的买办及其他有关人士将其承买，才得以继续营业，但此时仅剩下“长安”“德兴”两轮，总吨位仅为3035吨（注册吨位1726吨）。1918年12月，虞洽卿筹资百万元将鸿安商轮公司中的英商股份悉数购买，改组为完全华股的航运企业，1919年7月经交通部批准注册，股本45万元，共3000股，每股150元。鸿安公司原在长江行驶的“长安”“德兴”两轮及其设在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等处的码头、趸船、仓库、栈房等全部改由三北轮埠公司经营。随之添置“武林”“之江”“华盛”等轮，连同原有的“长安”“德兴”两轮，到1925年，鸿安公司共拥有轮船5艘，计5604吨，设总公司于上海，设分公司于长江各埠，所经营的航线上逮重庆，下迄上海，沿途包括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岳州、沙市、宜昌、万县、涪州等埠。
宁兴轮船公司系由虞洽卿之子虞顺恩出面于1917年11月创办，资本20万元，仅有“宁兴”号轮船1艘，计3439吨，总店设于上海。
上述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以及鸿升码头堆栈公司都系虞洽卿或其家族独资经营，几家公司均在上海广东路93号办公，其业务管理、船舶调度、栈房码头出租，概由三北轮埠公司全权负责，统一于三北轮埠公司名下，组成颇具规模的三北航业集团。1922年又盘顶肇成机器厂，改称三北轮埠修造船厂，其航运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到1926年，三北航业集团已拥有大轮20艘，计25289总吨，除辟有长江航线外，各海轮夏秋两季由长江出海至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冬春两季则改航福建、广东、香港及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和南洋诸岛。在三北航业集团中，三北轮埠公司江海并重，以海为主，而鸿安公司则专注于长江航线的运输，两家公司各有优势，相互协调补充，成为长江民营航业中一支雄踞一方的主干力量。到“抗战前夕，三北轮埠公司有船30余艘，总吨位9.1万余吨，为民营冠”。
当代编撰的《中国通史》《上海通志》等出版物对虞洽卿所创办的三北航业集团地位予以了充分肯定，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中多次提及：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统计测算，1914年有船1118只，40944吨；1920年1477只，110447吨。从1914—1920年增加船359只，吨位69503吨，即船只增长32%，吨位增长170%。这期间发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中较具规模的有：（1）虞洽卿于1909年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1918年虞洽卿又买进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宁绍、三北、鸿安的资本总额达400万元。虞洽卿除任荷兰银行买办，开办银行和交易所外，也成为航业巨子。
又载：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1936年已增资到250万元，有轮船19只，约3.25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1936年也增资到100万元，有轮船3只，约6400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1936年增资到200万元，有轮船8只，约8400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65只，9万余吨。
由于招商局属于官办集团，因此，三北航业集团1918年就已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并在一定时期保持这一优势。
（四）三北虞洽卿为中国近代航运业的领袖人物
正如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秘书长、考试院副院长及代理院长等职的国民党元老钮永建在虞洽卿七十大寿贺词上所言：“洽老（即虞洽卿）在上海有五十五年之奋斗，创造实业，都与地方有关，最有关系为洽老创办三北公司，中国海岸线占7省之多，对于航海事业，本应提倡，洽老以人民之资格，发展航业，得有如斯成绩，实属难能可贵，将来航海事业，得有成就，实应归功于洽老。”[13]
钮永建所言极是，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发展，确实离不开虞洽卿的努力，“将来航海事业，得有成就，实应归功于洽老（虞洽卿）”。因此虞洽卿也被众望所归地誉称为“近代中国航运界的巨擘”。
虞洽卿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三北旅沪同乡会会长等职，是上海工商界及全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更是宁波帮、三北商帮的领袖人物。他还创办并长期担任上海航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职务，为上海以及全国航运界的领袖人物。
在民国初期，中国的航运业主要为外资所垄断，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传统的沙船业向现代轮船业转型时期，虞洽卿作为国内民营轮船航运业发展的推动者，在面对外资轮船业的严重挤压和全面打击下，毫不退缩，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带领民族航运业突围并发展壮大。
1925年，他发起筹建上海市航业公会，并当选为首届上海市航业公会理事长，1931年，上海市航业公会成立，虞洽卿当选为上海市航业公会主席，同年，上海市航业公会改称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虞洽卿再次当选为理事长。同年，虞洽卿成立上海船政局，名属交通部，实归虞洽卿管辖。1935年，中国航业合作社成立，虞洽卿与刘鸿生、杨管北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同年，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再次改称为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虞洽卿继续当选为主席。
虞洽卿在担任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领导期间，为整个民营航业界做了大量工作，他利用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多次电呈南京当局，要求政府体恤商艰，积极扶助本国航业之发展。1935年，他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民营航业开放航线限制； 减轻民营航业负担，享受与国营航业同等待遇； 准许民营航业办理水陆联运； 发行1000万元航业公债等。虞洽卿还曾提出关于挽救航业的提案。
除不断向国民政府要求改善民营航运业的发展环境外，虞洽卿还经常为促进华商航运公司的合作努力，比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虞洽卿与陈伯刚等航运巨子为抵御外族侵占航权，发起组成了国轮联合大同盟，进一步促进了各华商航运公司的大团结。他还经常担任同业间的矛盾调解工作，使得同业竞争合理和谐。
（五）三北人叶绪耕创办的天津航业公司为北方主要航运企业
天津航业公司为三北观海卫人叶绪耕等于1929年创办，《上海长江航运志》第四章“中国航运企业”中有载：
天津航业公司，由金城银行和天津永利制碱厂、久大精盐公司等单位集资银圆25万元，于民国十八年（1929）9月1日在天津创办。由金城银行顾问叶绪畊任总经理、王更三任经理。先后购置拖轮4艘和驳船7艘，并在天津购置码头2座、货栈2处、仓库1个。经营天津塘沽间驳运和代理华洋海轮业务。民国二十六年（1937）3月增资，购入海轮2艘，行驶天津至长江下游口岸。同年7月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拖驳先后被国民政府和日军征用，有的被炸沉没。抗日胜利后，2艘拖轮和5艘驳船陆续收回，交给上海分公司经营。民国三十五年（1946）11月、民国三十七年（1948）4月天津航业公司同宁福轮船行合资购入拖轮和铁驳各1艘，交由天津航业公司经营。民国三十六年（1947），天津航业公司将天行拖轮和3艘驳船售给中兴轮船公司。同时购入新英平海轮1艘。新英平轮首航，就在山东海面触礁沉没。同年11月，用新英平轮的保险赔款同中国航运公司合资，又购入天翔海轮，交中国航运公司经营。上海解放前夕，天翔轮留在海外，被中国航运公司出售，船款未还。解放后，在天津的天津航业公司参加天津仓库业的公私合营。1953年10月，天津航业公司上海分公司参加公私合营。
叶绪耕，1884年出生于慈北观海卫，自幼受甲午战败后爱国思潮的影响，立志赴日深造，欲以实业救国。后考取官费留学，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采矿冶金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淳安剑门锑矿等几个条件艰苦的矿场任职，后应民国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何燮侯邀请，组建九成炼矿公司。1919年后任汉冶萍公司驻日本事务所所长，1926年后任金城银行（“北四行”之一）顾问，1929年发起创办天津航业公司，并主持公司运行与经营，使天津航业公司成为北方最有实力的轮船驳运公司之一。1934年后，天津航业公司平均每年代理大船达20艘以上，进口货物每年超过7万余吨。并建有自己的码头、货栈和冷库，其中首建冷库可谓在同业中独树一帜。叶绪耕还自行设计、制造了我国首艘海运破冰船，拖力达1500余吨。
叶绪耕创办的天津航业公司打破了外商垄断华北水上运输的旧例，开国人自船、自货、自运之先河，启华北地区收回航运主权之先声，也为我国发展远洋航业运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叶绪耕还培养了后来“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董浩云，董浩云曾任天津航业公司的船务部主任兼文书，是叶绪耕一手扶持起来的。
三、金融业
三北地区是我国近代金融业人才的发源之地。清代中晚期开始，随着上海的开埠，上海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而最早推动国内金融业发轫的，大多都是三北人。
（一）三北姚北帮是上海近代金融业的领军集团
在外资银行进入之前，国内金融业主要业务为北方的票号业和南方的钱庄业。南方钱庄业的核心在上海，据说是由宁绍商人发明创设的。
《中国钱庄概要》一书，开篇明言写道：“先有绍兴人某者开煤炭店，略有余资，兑换钱洋，并放款于邻近商店，逐渐推广，独树一帜，此绍兴派钱庄之所由来也，吾国南方各省之钱庄多系此派之血统。”
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论者谓上海之钱业，自筚路蓝缕，开辟草莱，迄于播种耕耘收获，无时无地莫不由宁绍两帮中人之努力为多。”
又据《宁波帮志·历史卷》所载：“上海钱庄业的产生和发展，与航运业有密切关系。以沙船、宁波船为主的航运业兴起后，相关的豆米业和北货业也相继兴起，款项之进出浩大，金融之调度频繁，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一般认为，上海钱庄业为绍兴商人所创，其人当时在上海南市开设炭栈，时常用炭栈中的多余闲置款项兑换银钱，并向邻近的店铺和北洋船帮放款，收取一定的利息，其业务逐渐推广，独树一帜，遂为上海钱庄业发起之鼻祖。”
实则钱庄的发明者，为位于宁绍相交一带的三北商人。据姚北一带的老年人回忆，旧时三北一带赴沪经商者很多，原慈北地区的经商者在上海大多开烟纸店或国药号，姚北一带的大多在上海开蜡烛店和煤炭行。民国初期上海滩规模最大的煤炭行义泰兴煤号就是姚北人杜家坤所开，被誉为“煤炭大王”。由于余姚旧属绍兴，故亦称为绍兴商人所创。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钱庄创设的具体内容大多语焉不详[14]，然而姚北帮为上海钱庄（金融）业领军集团的资料却清晰可考。
1.姚北帮为近代钱庄业的主要领军人物
（1）陈笙郊、谢纶辉为上海（国内）钱庄业的主要领袖人物
陈笙郊是近代钱庄业的主要创始人，清代著名钱业领袖，上海北市钱业会馆就是以他为主创建的。《宁波金融志》第一卷有载：“陈笙郊（生卒年月不详），名淦，又名圣郊，余姚人。清光绪二年（1876）在方氏所设上海延康钱庄任经理，后为咸康钱庄经理，并投资承裕钱庄，兼任经理。光绪十五年（1889）成立北市钱业公会和光绪十七年（1891）兴建北市钱业会馆的创始人，任总董。光绪二十三年（1897）通商银行成立时为首任经理。”[15]
陈笙郊为余姚县北部（今黄家埠一带）人，为上海九大钱庄家族之首的镇海桕墅方氏家族所开办钱庄的经理，《上海钱庄史料》一书在写到“九家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镇海方氏家族”时曾撰曰：“其中安裕、承裕、赓裕、复康，是（镇海方家）和金山黄公续及其后裔伯惠、仲长、季玉弟兄合伙经营的。上列钱庄中，担任延康经理的陈笙郊、寿康经理的屠云峰、承裕经理的谢纶辉，都是当时（上海）钱业的领袖。”[16]
继陈笙郊后担任上海钱业领袖的，是陈笙郊的同乡泗门人谢纶辉。谢纶辉是陈笙郊一手培养起来的，《上海钱庄史料》又载：“方家钱庄的股本通常每家为2万两，至多4万两，如安康、安裕。赓裕设立于1908年，资本为6万两，在当时钱庄中算是最大的了。存放范围一般仅为数十万两。承裕因系谢纶辉经理，声望较著，大构超过百万两。”[17]
由于当时镇海桕墅方氏家族为上海（国内）钱庄业最大的业主，因此经营方氏家族所开办的延康钱庄、承裕钱庄的陈笙郊和谢纶辉也当然成为业内老大。
（2）姚北王槐山为近代最早的银行家之一
近代国内最早及最著名的银行家当为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王槐山为姚北临山人。在上海三余钱庄当跑街时，因业务关系，与英商会德丰洋行大班麦克利相识。清同治二年（1863）麦克利为筹建上海汇丰银行回英国集资，行前向王槐山借贷，王从三余钱庄客户存款中借予白银2000两，讲明6个月后还本付息。但到期未能归还。钱庄年终结账，王挪用存款暴露，请辞回到原籍。两年后，麦克利在英国筹得巨资来沪创建汇丰银行，即请王槐山回沪，委任为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
自王槐山任买办起，外商银行通过买办向中国钱业开放，原先外资在华银行，只与外商和外国洋行往来，不同中国钱庄挂钩。由于王槐山任买办后，熟谙中国钱庄底细，经与洋行洽商，从1879年起，汇丰银行准许和上海钱业拆票。十几年后，银行获息甚多，王也由此成为著名银行家。汇丰银行通过王槐山这位中国最早的银行买办（之一），成为中西合璧式的银行，嗣后其他外资银行的先后建立，也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汇丰银行的经验，这对促进我国华商银行的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引导作用。
（3）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的总经理也为姚北帮人士
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奏准清廷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成立，通商银行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当时，中国无银行法令及成规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办理。设总董张振勋、刘学询、叶成忠、杨文骏、杨廷杲、施则敬、严信厚、朱佩珍、严滢等9人，由盛宣怀督同各总董议订章程22条，奏明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商款商办，为官方担保而不管事。并借重外才，征用客卿，聘任英人美德伦为洋大班，由于当时沪上钱业领袖为陈笙郊，故通商银行聘请陈笙郊担任华大班（即总经理），借以融通中外金融。中国通商银行开业后，实际工作都由陈笙郊主持，华人职员都由陈笙郊选拔任用等。
继陈笙郊担任中国通商银行华大班的是姚北泗门人谢纶辉，再后继任的，是谢纶辉之子谢光甫。谢光甫接任第三任华大班，名称亦改称为总经理。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开办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主要银行之一，由陈笙郊、谢纶辉、谢光甫等先后担任总经理，因此也可知姚北帮在近代中国银行界的地位。
2.姚北帮在近代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方面也多有创设
姚北帮最早创设的证券机构为中央信托公司。1920年7月1日镇北虞洽卿创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生意十分兴隆，随即由余姚人孙铁卿、冯仲卿等发起开办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也交易勃兴，于是，1921年由姚北帮人士宋汉章、胡熙生、谢伯殳、胡莼芗、严成德等为主的46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央信托公司。中央信托公司额定资本达1200万元，实收300万元，超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当时最具规模的证券机构。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为严成德，除专营信托业务外，还经营银行、保险储蓄、仓库保管等业务。由于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的联手投机，终于引发“民十信交风潮”，风潮过后，中央信托公司是不卷入旋涡而得以存续的两家信托公司之一。1936年元旦，改名为中一信托公司，由于信用卓著，营业更为发达，1927年资产已达811万元，1931年增至1106万元，为全国信托业翘楚。
根据《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银行》一书的记载，姚北帮发起和主要经营的银行机构有江南商业储蓄银行、中和商业储蓄银行、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光华商业储蓄银行等。
江南商业储蓄银行，简称江南银行，创立于1922年8月8日，由朱葆三、徐乾麟等发起创办，行址设于上海，地址为宁波路35号。成立时资本总额100万元，股份数目1万股，每股金额100元，实收资本25万元。1931年时收足股本50万元。江南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后，由宁波旅沪绅商朱葆三为董事长，徐乾麟（姚北人）为总理；董事王一亭、卢筱嘉、杜梅叔、夏季忻、徐乾麟、夏质均、徐源镛；监察人沈田莘、胡方锦；经理夏质均；协理徐源镛。1933年，该行董事为王一亭、徐乾麟、金廷荪、钱志翔、金能之、夏质均、郁震东、俞守正、韩云甫；监察人为沈田莘、胡国城；经理钱志翔，副经理夏质均。全行员工总数32人。
中和商业储蓄银行创立于1931年4月4日，由余姚旅沪富商谢韬甫（姚北人）等发起组织，7月3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上海南京路402号。资本总额定为50万元，一次收足。该行内部分营业、储蓄两部，储蓄部另拨资金5万元，会计与营业部完全划分，致力于储蓄业务。1935年6月向财政部注册立案。1943年6月增资至中储券200万元，同年11月增资至中储券300万元。抗战胜利后增资298.5万元，连同前资本合成法币3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元，实收法币300万元。该行于1935年设立苏州分行，1937年冬因时局影响裁撤。中和商业储蓄银行于1949年后停业。该行第一届董监事会为：董事长谢韬甫，常务董事冯仲卿、袁崧藩，董事宋汉章、秦润卿、徐补孙、盛筱珊、陈青峰、荣宗敬、郭竹樵、吴培初，监察人张清笙、李济生、程少甫，经理夏遐龄。全行员工为34人。
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由宋汉章、王宝仑、史久鳌、潘久芬、冯仲卿、程慕灏、经润石、袁钝初、叶琢堂、王绶珊、李叔明、俞佐庭、朱孔嘉、狄巽公、金润泉、马寅初等发起，于1933年6月24日创立，8月呈准财政部立案，10月25日开始营业。总行设于上海宁波路144号。创立时资本额实收为法币50万元。1936年2月26日股东大会议决，增加资本50万元，合计共为法币100万元，如数收足。1941年6月1日增资为中储券100万元。1942年11月奉财政部令资本总额增为中储券600万元，实收300万元。1944年5月24日汪伪财政部颁给银字第1556号营业执照。1946年6月增资至法币300万元，分3万股，每股100元。领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银字第252号营业执照。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首届董监事会为：董事长宋汉章，常务董事王宝仑、俞佐庭、朱孔嘉、冯仲卿，董事王绶珊、李叔明、丁连表、史久鳌，监察人马寅初、金润泉。全行员工为28人。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民国后期时的总经理是陈子受，为姚北浒山人。
光华商业储蓄银行于1933年由余姚旅沪绅商严成德、陈光照和上海福新烟草公司老板丁厚卿族人共同发起组织，同年12月3日成立。1934年4月呈准财政部注册后，同年5月1日开业。总行设于上海为宁波路22号。创立时资本额为法币50万元，如数收足。1942年增资至法币450万元。因币制改革，1943年继又增资至中储券1000万元，并改名为“光华银行”。1944年5月21日汪伪财政部颁给银字第1486号执照。1946年恢复原来行名。抗战胜利后，调整资本为法币1500万元，分15万股，每股100元。领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发的银字第177号营业执照。光华商业储蓄银行于1949年后停业。该行自成立至停业，董事长自始至终为姚北人严成德担任。全行员工总数40人。
（二）姚北宋汉章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的领袖人物
在著名金融研究学者、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兵所著的《话说近代中国银行》一书中，开篇就是《中国近代银行的缩影——中国银行》，篇中第一句称“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银行非中国银行莫属”。
由此可知，中国银行在近代中国金融银行界的翘楚地位，而中国银行的主要经营管理则长期为宋汉章所把持。
据《宁波金融志》载：
宋汉章（1872—1968），名鲁，余姚人。肄业于上海中西书院，后任职上海电报局。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进通商银行，光绪三十二年为北京储蓄银行经理，后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民国元年（1912）在上海筹办中国银行，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此后一直为该行常董、总经理、董事长等最高负责人之一。[18]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政权北移，在北京又成立中国银行总行，原已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银行便改称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简称“沪行”，宋汉章一直担任该行主要负责人。
宋汉章是位于余姚县城西北的浒塘朗霞人，其先祖原居姚北孝义乡，三世孙宗显，自孝义迁至烛溪浒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作为民国政府在全国商业中心上海最大的官办银行，在当时金融界处于主要领导地位，宋汉章亦成为业界领袖。
宋汉章在任沪行经理期间，做得最有影响的一件大事就是“坚拒袁世凯封存银圆停兑令”，1915年12月，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后又妄图调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储备金，以供外购军火准备内战，金融市场动荡，掀起兑换狂潮。北洋政府急令中、交两行强制停止兑现，封存银圆。宋汉章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坚拒北洋政府停兑令，乃发动股东组织联合会，在钱庄业和各业支持下不受乱命，对所发中国银行钞券继续兑现，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获舆论赞扬。
由于宋汉章在上海金融界及工商业方面的巨大影响力，1916年，上海各界推选宋汉章为上海总商会会长。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宋汉章当选为首届会长。
20世纪初，上海外汇市场均由外国银行把持，每年国家要损失巨额外汇。为争取权益，宋汉章积极开拓外汇市场。1919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始经营外汇业务，并与欧美列强银行签订代理合同，并在纽约、大阪等地成立分支机构。为培养本国外汇人才，宋汉章特主持沪行派人员到国外学习。1928年10月，中国银行被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外汇银行，分支机构遍及欧洲、整个美洲及东南亚各地，打破了外资银行的垄断。由于宋汉章在任沪行行长期间的重大贡献，是年，中国银行改组，宋汉章就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35年升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1948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成为国内金融界核心领袖人物。
宋汉章在金融上的主要贡献，张公权曾经概括为五个方面（据《宁波帮志·历史卷》）：一是建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之基础，辅助中国银行全体之发展，促进上海银行业之滋长。二是树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纸币之信用，使国人乐于使用纸币，增加纸币流通。同时抵制外商银行发行之纸币，间接帮助中国货币之统一。三是协助上海中国商业银行与钱庄解决金融上之困难，并助长其发展。四是创办国外汇兑，积储外汇资金，奠定日后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之基础。五是扩充工业农业放款，辅助国家经济建设，抗战期间，在后方协助政府安定金融，增加生产。[19]
宋汉章还是中国保险业的开创者之一。1928年，宋汉章有感洋商垄断中国保险业，提议并创设中国保险公司，1929年，为保障中国银行自身财产及贷放给工商企业资金的安全，同时也向社会开展业务，中国银行决定设立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11月，中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外滩仁记路正式开业。宋汉章担任公司中国保险公司首任董事长。中国保险公司创设资本500万元，先收半数，中国银行占全部股份的90%。开办时注册资本200万银圆，已是当时银行投资开设的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有一般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1933年秋又增加了人寿保险业务。成立初期，由于以经营火险为主，与其他公司竞争激烈，公司基本上无利可图。宋汉章接受员工的建议，开办了许多险种。在一般保险业务方面，率先开办了纱险、茧子险、奶牛险、电梯险、柜窗玻璃险、船壳险、水上运输险等险种。1933年，拨出50万元作为人寿保险部的基金；1937年，人寿保险部改组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品种有终身人寿保险、储蓄保险、人身意外保险、劳工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等。中国保险公司在宋汉章的苦心经营下，业务迅速拓展。宋汉章以中行的分支机构为依托，在各地中行内附设外埠经理处，派熟悉业务者担任保险业务主任，常驻分、支银行，到1934年底，中国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的外埠经理处、代理处多达85处；并在香港、新加坡、西贡、马尼拉、暹罗、吉隆坡、伦敦、仰光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或经理处、代理处，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保险企业。1935年8月，中国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等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保险学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险同业团体，出席大会的代表30余人，公推宋汉章为中国保险学会首任会长。宋汉章也由此而成为中国保险业界的领袖。
中国保险学会的个人会员由成立初期的40余人，增加到1937年的100余人。团体会员有10余家。1936年9月，出版了《保险季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蔡元培为季刊题写刊名，宋汉章撰写了创刊词。中国保险学会在抗战前夕两年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在小学教科书编入保险教材，并函告中英庚款会，清华大学派遣国外保险留学生。二是与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联名致函各大书局在小学教科书加入保险一课、各大专院校请设保险学课程，组织保险学术演讲。
宋汉章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金融家，还兼任至中银行董事长以及国民政府公债委员会、银行币制委员会委员，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是近代中国金融界领袖，被誉为“金融翘楚”。
（三）镇北虞洽卿为近代著名的金融业巨子
当代一些学者在评价虞洽卿时，都称虞洽卿是近代中国“江浙财阀”与“宁波帮”的核心人物和主要代表人物。认为他在近代中国工商业、航运业、金融业、贸易业等领域的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
虞洽卿一生最大的事业是航运业，然而他早期的重要成就方面在于金融业。虞洽卿发起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华资商业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中国最早的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其他金融机构等。
1.虞洽卿是近代著名商业银行四明银行的主要发起创办人
四明银行是近代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曾从清政府取得银行券发行权。经营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仓库等业务，房地产投资较多，总行设在上海。
四明银行全称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是在沪宁波籍工商业者出于融通资金的需要，由旅沪宁波商帮领袖虞洽卿、袁鎏、周晋镳、陈薰等人于1906年起酝酿筹办、1908年正式成立的一所中国商办新式银行，规定资本150万两白银，先收一半，以周晋镳为总董，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四明银行是中国人自己较早创办的一所银行，也是仅次于浙江兴业银行的中国第二家民营商业银行。
四明银行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宁波路江西路口，初期即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汉口、宁波、温州等地。1910年“橡胶风潮”后，四明银行大量投资房地产，获利甚多。四明银行在上海金融界具有一定地位，辛亥革命期间在董事虞洽卿影响下，积极为义军提供经费。当时义军所发军饷，大半由信成银行和四明银行所出，1916年由于各项措施得力，四明银行逐渐发展为上海金融界名列前茅的银行之一，营业种类进一步扩大，包括买卖有价证券及生金银等，1918年成为上海银行公会12家发起人之一。1919年四明增设汉口分行，行长为三北鸣鹤场人叶启章。
1921年，总行迁入上海北京路240号三层大厦，与东北角230号的浙江兴业银行相对峙。1935年挤兑风潮后，改组为“官商合办”，1937年2月财政部指派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三北东山头人）兼四明银行董事长，孙鹤皋、徐继庄、吴震修、孙竹屿、李听根为“官股”董事，从此四明银行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银行同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
四明银行的主要发起人是虞洽卿。虞洽卿对于银行业的偏好，与他的职业生涯有关。虞洽卿十多岁时就到上海谋生，当过学徒、跑街和洋行买办，1902年，虞洽卿成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转任荷兰银行买办。在旧上海，买办分为三类：银行买办、洋行买办与一般买办，其中外商银行买办地位和收入均最高。1903年，虞洽卿独资创办通惠银号。1906年，虞洽卿曾随五大臣考察日本，对日本民资银行业推动并扶持民族经济发展感悟良多，回国后便策划、发起了四明银行创办和成立事宜。
据《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下册）载：
1903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改任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买办。1906年，他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象深刻。1907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1908年，虞洽卿等旅沪宁波人发起开办“上海四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兼办储蓄、发行钞票。先后在宁波、温州、汉口、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及上海、香港等处设分支行或办事处。股本总额150万两，1921年增为“国币”225万元，后增为“国币”400万元。发行的钞票，据1924年统计是1831万元。虞洽卿为四明银行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虞洽卿作为四明银行的首创者和投资者，与四明银行的发展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四明银行发生过几次挤兑风潮，险遭倒闭，每一次都是在虞洽卿的极力支持下化险为夷。有一次据说由虞洽卿亲自押运几箱银圆到行，应付兑现，另以石子装运百余箱尾随其后，以示现金充裕，终于渡过难关。当然四明银行也是虞洽卿发展实业稳定而可靠的资金来源。三北航运集团大多数船只的买进，都是由四明银行支持，也才使虞洽卿的航运事业得以日益发展壮大。
2．虞洽卿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发起创办者
发起组建四明银行、创办中国最大的商办航运企业三北轮埠公司后，虞洽卿又与孙中山等人一起发起筹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16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联合虞洽卿等人呈请农商部，要求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但北京政府却以证券、物品不能同时交易为借口，拒绝批准。后经虞洽卿多次赴京多方努力，北京政府才最终允许国人自办证券交易所。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被批准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虞洽卿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主要负责人，任理事长。
《宁波帮大辞典》也载有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之条目：“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闻兰亭等人在上海创办，又称华商物品证券交易所，虞洽卿任理事长，盛丕华、赵林士等人任常务理事，为上海第一家华商交易所。地址德士古大楼原址（今延安东路四川路口）。实收资本500万元。设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油、皮毛等7部，兼作定期、约期、现期买卖。交易方式分投标买卖、竞争买卖与接续买卖。证券交易以公债为主。1921年‘信交风潮’时得以幸存，后时停时续。1929年花纱部并入华商纱布交易所，1933年证券部合并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该所宣告解体。”[20]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实收资本500万元，其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成功创办，也使虞洽卿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不仅使他成为全国证券金融业的领军人物，也使他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的会长，成为全国工商界领袖。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也为虞洽卿与南方革命集团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不仅是孙中山，后来成为国民党主要领导及核心领导层的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都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开办而与他相交，这为虞洽卿以后长期成为工商界领袖均有不可估量的关系。
虞洽卿当选全国工商协会会长后，在敦促和协助政府实施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方面有积极贡献，由此可见其在工商界、航运界和金融界的领袖地位。
《中国通史》[21]对这方面内容都有载：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0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1920年4月，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确定了敦促和协助政府实施改良税则、保护专利、奖励发明、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措施为该会的活动方针。
3.虞洽卿所创办的其他主要金融机构
虞洽卿作为近代金融业巨子，《宁波金融志》也对他立有传，书中提及了其在金融业方面的贡献：“除创设通惠银号外，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同创设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先后任董事、常董、协理、总经理、监察人等职，并兼任中央银行监事，中华懋业银行和德商万国储蓄会股东……”
而根据《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银行》等资料的记载，虞洽卿主要创办的金融机构则有通惠银号、通惠商业银行、劝业银行、中贸商业银行、中国渔业银行等。
通惠银号是虞洽卿独资创办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时间是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当时虞洽卿还在荷兰银行担任买办，这家银行是为投资地产业和商贸业而在上海创设的，注册资本不详，以他当时在荷兰银行任上的收入，资本应在二三十万元左右。虞洽卿还曾利用荷兰银行名义，分发远期本票换取现金，辛亥革命时期，沪军响应起义，虞洽卿即捐巨金馈赠于陈其美，并通过通惠银号筹措资金。通惠银号在北京、苏州、扬州、镇江以及在虞洽卿家乡龙山等地设立有分号，经都督府特许发行纸币，暂代地方官票行用。通惠银号地区票券是非常时期的经济产物，存世极少。1921年，通惠银号因经营不善停业。
通惠商业银行系原有的通惠银号改组而成，投资人为虞洽卿、盛冠中。银行创办于1917年11月，系商业银行性质，注册资本100万元，分1000股，每股1000元，先收四分之一，上海为总行。并设分行于北京及其他各地商埠。通惠商业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全名为通惠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惠商业银行存立年限30年，股票概用记名式，股东以中国人为限。该行按照股本总额，先收四分之一之股金，即25万元。经财政部验款注册，开始营业，其未交足之股本，应视营业之状况，分别续收。主要营业科目为往来存款、定期存款、贴现放款、抵押放款、跟单押汇、有价证券之买卖以及生金银之买卖等。
劝业银行于1920年3月由宁波籍人士虞洽卿、靳鸣皋、李云书、李思浩等人发起筹建，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总行设在西河沿4号。劝业银行董事长为潘复，董事虞洽卿、沈仕荣、荣宗敬、靳云鹏，监察人李钦、王世澄、屠用锡，行长张寿镛、副行长吴师善，监理官张瓒。沪行经理石运干，副经理穆景庭、陈廷锡、陈淮钟（镇海），营业主任穆济宸。全行员工总数197人。创立时资本500万元，股份数目5万股，每股金额100元。1921年收足239万余元，其中财政部拨款100万元。1920年12月6日开设上海分行，行址在北京路16号。该行还设有北京分行，在天津法租界设立天津分行。1921年在宁波战船街设立宁波分行，1929年因受时局影响，上海、天津、北京等分行先后发生挤兑风波，只得宣告停业。1930年4月20日，上海分行曾改组复业，行址仍设于北京路，以叶希明为经理、叶庆茂为副经理。然至1931年，突然又告停业整理，再无复业。
中贸银行亦称中贸商业银行，1941年秋由虞洽卿、虞顺懋、李济生、陆允升等发起，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业务，兼营储蓄信托业务，同年10月由财政部颁给银字380号执照，11月3日正式开业，最初资本法币300万元，1947年4月增资为法币1000万元，年底增资为1亿元。该行位于上海市广东路93号，董事长为虞顺懋（虞洽卿之子，时任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常务董事韦志远、赵彝卿、江一平、伍德邻，董事有陆允升、李济生、汪少鹤、张景吕、徐士浩、朱协卿，总经理陆允升，经理朱协卿，全行员工52人。至1947年8月15日止，存款总额为法币12.43亿元。历年盈余为：1942年伪中储券65.82万，1943年伪中储券61.35万，1944年伪中储券252.21万，1945年法币451.87万。
中国渔业银行是由上海渔业界发起组织、以调剂渔业金融为目的而创设的，于1942年3月在上海成立，据《宁波帮大辞典》载，以虞洽卿为中国渔业银行董事长。中国渔业银行资本旧币120万元，嗣因币制改革，经补足改为中储券120万元，1943年9月25日增资480万元，1944年4月5日又增资1400万元，共计资本总额2000万元。该行内部组织在总管理处未成立前，暂采总行制，各分支行处均直辖于总行。
（四）慈北人沈苞舫是我国证券交易事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沈苞舫（约1886—1966），慈北沈师桥人，著名工商人士，曾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佥事、北京证券交易所理事长等职，是我国证券交易事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沈钟瑾撰有沈苞舫事迹：
苞舫先生，字晋三，又名启芳、起舫。大夫第大二房人，师桥沈氏第二十五世。早年留日，毕业于明治大学工商系。回国后定居北京。曾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佥事，后任北京证券交易所理事长。迄抗战军兴，始退居田园，信佛，是一居士。约在“文革”初逝世。遗有《妨帽窝诗集》。哲嗣三人：长兆龙，曾任山西盐务局长，南来后曾任四明银行南京路分行副经理，与洪桢良为儿女亲家。次兆熊，北京证券交易所总务科长，及北京电信局总务科长。幼兆驹，陇海铁路副局长津浦铁路副局长（沈兆驹又名沈文泗，至今在徐州云龙山北麓，还有一座全部用钢铁铆焊的塔，当地人们称之为 “铁亭子”，亭子中间是三角形的抗战时期津浦铁路殉难员工纪念碑。碑名由时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的陈舜畊题写，碑文由副局长沈文泗撰写，碑身上镌刻着186名殉难员工的姓名）。
“沈师桥人”博客还有补充记载：
沈启芳，字晋山，号苞舫。师桥伦四房大夫第大二房长子，师桥二十五世子孙。沈启芳早年留日，在明治大学工商系毕业，回国后定居北京，曾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一说是实业部）佥事。曾随主管赴美创办万国博览会（1915年），主持会务，嗣后任职北京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抗日战争开始后退休在家，大约在“文革”初期逝世，享年八十岁左右。沈德元之子沈东生，自言与启芳先生极熟。1946年赴京旅游，即住其家。闻先生为一居士，遗有《妨帽窝诗集》诗集，共有六十首。彼此曾共唱和。沈启芳先生有一诗曰：“一生蜗迹寄推敲，所学未虚心力抛。不意孟郊意赏识，忘年交是忘形交。”
沈苞舫在明治大学工商系留学毕业回国后，进入北洋政府工商部任职，逐升至佥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官署中的中级官员）。并于1915年前，参加筹建由美国主办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这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而举办的一次盛大的庆典活动。会址设在美国旧金山市，博览会从1915年2月20日开展，到12月4日闭幕，展期长达9个半月。美国政府于1913年5月2日承认北京袁世凯政府，当时的美国政府比较重视中美关系，1914年3月派劝导员爱旦穆到中国，游说中国派代表团参展，4月4日爱旦穆得到袁世凯召见。北京政府同意参展，立即成立农商部全权办理此事，并专门成立了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沈苞舫是当时负责此事的主要官员之一。接到命令后，沈苞舫马上开始制定章程，征集物品。章程规定“凡各处办理出品人员征集出品赴美能得到大奖章3种以上，由本局呈报农商部转呈大总统分别核给各等勋章；能得金牌10种以上或银牌20种以上、铜牌40种以上、奖状50种以上者，由本局呈请农商部分别给各项褒奖以示奖励”“凡办理出品人员赴美赛如能改良国际商品、倡导海外贸易确有成绩著述者，由本局查实，呈请农商部转呈大总统核奖各等勋章”。1914年6月16日，农商部特地派员分三路前往各省审查，由于措施得力，共有19个省征集参赛品10多万件，除主办国美国外，30个参赛国中，以中国和日本的参赛展品最多，因此都得到5万平方英尺（相当于4600平方米）的场地。中国展品分为9个陈列馆展出。最后，中国展品获得各种大奖74项，金牌、银牌、铜牌、名誉奖章、奖状等共1200余枚，在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此次参展上，中国特产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工艺精湛、价格低廉，引起轰动，以至于外国人评价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更有人称为“东方大梦初醒、前途无量之国”。本次博览会后，中国出口大幅度增加。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因此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沈苞舫功不可没。回国后，他还主要参与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
1914年12月29日，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证券交易所法》，迈开了近代中国证券交易的发展步伐。1916年，孙中山先生首先发出创设上海交易所的倡议，但未果，1918年3月，在沈苞舫等人的筹备下，由北洋政府当局与金融界的商定，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推定王小宋为理事长，沈苞舫、张蓉生为常务理事，经农商两部立案，于6月5日开业。设号头（即经纪人）60名。买卖分为现期交易、定期交易和约期交易3种。
北京证券交易所是我国国人自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后由常务理事沈苞舫继任理事长，主要经营债券、股票，同时兼做外币生意。1939年6月，该所因战事影响而宣告停业。
（五）慈北吴启鼎、洪桢良、宓廷芳等亦为著名金融家
吴启鼎，三北东山头人，宁波帮旅日领袖吴锦堂之侄，号芑汀，美国亚赫亚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回国后参加北伐，历任财政部缉私处秘书兼运输局局长、闽海关监督、江苏沙田局局长、浙江印花烟酒税局局长、税务署署长等职，是近代著名的银行金融家。《宁波金融志》第一卷载其“投资于沪甬工商业和金融业。曾任上海大来、中国企业银行和宁波浙东商业银行董事，上海中汇银行常务董事，江浙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常董、董事长，上海四行储蓄会主任。”[22]
《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银行》上有关江浙商业储蓄银行的资料：江浙商业储蓄银行于1932年6月22日由甬商吴启鼎等发起组织，10月正式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天津路2号。专营存放款、储蓄及证券业务。成立时，额定资本为300万元，自开业至与中汇银行合并前夕，实收为150万元。1936年11月2日，该行与中汇银行合并营业，所有资产负债全部合并于“中汇”，统称中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多亚路143号处为总行，天津路2号处则改为中汇银行分行。江浙商业储蓄银行发起人和投资人，主要为宁波籍旅沪人士。该行董监事会为：董事长吴启鼎，常务董事祝伊才、刘吉生、周文瑞，董事陈健庵、盛频臣、张啸林、杜月笙、朱孔阳、金廷荪、徐伯熊，监察陶润之、沈养园、徐梦梨，总经理周文瑞。全行员工总数53人。
《宁波帮大辞典》对吴启鼎金融方面的履历更为详细，载曰：
吴启鼎，三北东山头人，宁波帮旅日领袖吴锦堂之侄……历任江浙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中国企业银行董事等职。1934年5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股东。1936年四明银行改为官商合办，奉财政部命任董事长，抗战爆发后又兼任总经理。不久去香港，但遥领上海总行的人事业务大权。1940年去重庆，在内地设立四明银行分支处，并用电信指挥香港业务。抗战胜利后，赴上海接收总行，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四明保险公司总经理、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会理事、上海市第一届参议员。[23]
四明银行为三北虞洽卿等所创设，1936年加入官股后，成为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齐名的中国著名银行。三北人吴启鼎从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任上调职四明银行任董事长，成为沪上著名银行家及金融领袖之一。吴启鼎经营控制四明银行长达10多年，对金融业和宁波帮的发展有诸多贡献。
洪桢良是三北洪魏人，民国时期著名的金融银行家和工商企业家，是三北旅日巨商吴锦堂的外甥。洪桢良以工商业起家，在民国中期曾先后创设浙江储蓄银行、瑞华商业储蓄银行、永康银行、上海棉布商业银行等，还兼任中华实业银行常务董事、上海民丰银行监察长、中国商业银行董事、伟业商业储蓄银行常务董事等众多银行职务。
浙江商业储蓄银行原名浙江储蓄银行，创设于1921年7月，由时任杭州商会会长王芗泉发起。行址原在杭州荐桥新屋23号，后迁清泰街446号自置之行屋。该行系沪杭甬商集资经营，董事长王芗泉，经理韩志学，资本额50万元，是一家专营储蓄业务的银行。1930年改名为浙江商业储蓄银行。因当时储蓄业务清淡，开始兼营全面银行业务，储蓄专设一部。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陷后曾一度停业。1945年l1月4日在杭复业，并增资改组，此后由宁波籍人士投资和管理为主。改组后的浙江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总额增加为法币2亿元，推选洪惟清为董事长，洪桢良为总经理，吴文华为经理。董监事会中宁波籍人士有：常务董事洪桢良，董事吴文华、洪聘良、陈承纶，监察人沈星德。有员工60人。浙江储蓄银行实际创立人与掌控人为洪桢良，该行主要业务是江浙沪一带烟草业资金的存贷，总部实际上一直是在上海的，并在杭州、汉口设有分行。
瑞华商业储蓄银行于1942年由宁波旅沪人士洪桢良等发起，实收资本为中储券200万元，同年11月13日汪伪财政部颁给钱字第125号营业执照。1943年2月19日成立，总行设于上海南黄浦路1号。1943年9月17日增资400万元，合计实收中储券600万元，分为12万股，每股50元。抗战胜利后停业。该行董事长为洪桢良，总经理为周康衢。甬籍常务董事董浩云，董事戴行骅等。全行员工总数53人。业务范围为存款、放款、储蓄及办理商业银行一切业务。
永康银行于1942年11月1日由宁波旅沪实业家丁山桂、洪桢良、徐瑞章等发起成立。1943年2月9日汪伪财政部颁给钱字第283号营业执照，于3月8日正式开业。总行所在地上海宁波路440号。该行最初资本为中储券200万元。1943年11月改定资本总额为中储券600万元，分为10万股，每股60元，实收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停业。该行董事长和总经理自始至终均为宁波籍人士担任。1944年底该行董监事会为：董事长洪桢良，常务董事徐瑞章、丁山桂、严水鑫、吕达夫，董事洪聘良、王继纯、庄生伦、何梦熊、庄生明、胡焕文、陈光照、沈贤成、蒋吉人、戴严聂、严培宏、章祖荫，监察黄荣庆、罗瑟希、严寿峰、倪渠峰、严志鑫，总经理吕达夫，经理严培宏、副经理罗影静、何稚声。全行员工总数60人。业务范围为存款、放款、储蓄、汇兑及办理商业银行一切业务。
上海棉布商业银行于1942年12月由洪桢良、乌崖琴、乌林森、于寿椿、柏永康等发起，集合沪上棉布界之资力创办而成。1943年6月25日汪伪财政部颁给钱字第623号营业执照，7月12日开业。总行设于上海广东路163号。资本额定为中储券300万元，先收足50万元。1943年8月6日召开股东会议，增资至中储券600万元，分为6万股，每股100元，实收600万元。抗战胜利后停业。该行董事长、总经理自始至终由宁波人担任。1944年底，董监事会为：董事长洪桢良（慈溪），常务董事乌崖琴、王忻堂、于寿椿、虞松青，董事乌林森、王皋孙、时逢春、陈仲猷、张子瑜、李岫云，监察王承烈、邵景惠、王家荪，总经理丁尔昌，副总经理乌林森，副经理黄鸿祥、李圣棻，襄理乌汉升、马继培，主任吴圣耕、冯有功、顾安甫。全行员工总数32人。业务范围为汇兑、储蓄、信托等。
宓廷芳是三北宓家埭人，为民国时期杭州钱业领袖，著名银行金融家，曾长期担任杭州总商会副会长。《宁波金融志》有载：“宓廷芳（生卒年月不详），慈溪人。曾任杭州惟康钱庄经理，杭州惠迪银行常董，杭州钱业同业公会首届主席，在杭州投资设立的还有瑞康、同康等钱庄。”[24]
宓廷芳曾参与发起筹组杭州惠迪银行，并是主要创设人之一，《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银行》有载：“杭州惠迪银行，于1918年由王竹斋、宓廷芳发起筹组，1921年10月正式开业，行址在杭州清河坊信余里，分别在北京西河沿、上海北京路、天津法租界、宁波江厦街设有分行。资本总额为20万元，股份数目2000股，每股为100元，实收1226股，计12．26万元。该行系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办理各种存放款、汇兑贴现及有价证券买卖，注册年限20年，全行员工28人。1936年，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董事会原打算增股加资，解决资金周转困难，但计划未能实现，加之该行被商店倒去账款甚巨，导致存户提存资金周转困难，遂于1936年停业。”[25]
由慈北人创办的银行还有沈星德等发起创办的中国烟业银行。沈星德是三北沈师桥人，是上海最著名的烟草商人。中国烟业银行于1941年10月4日由沈星德、丁厚卿、沈维挺、金采生、洪桢良等发起成立，1942年3月7日开业。总行设于上海江西路452号。额定资本中储券200万元，1943年8月间遵部颁修正法令，增资800万元，连同原有资本共1000万元，实收1000万元，分为10万股，每股l00元。1944年8月14日汪伪财政部颁给钱字第1920号营业执照。因在上海沦陷时期设立，未向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立案，抗战胜利后，照章停业。董监事会为：董事长金采生，常务董事洪桢良、胡锡安、沈维挺、谈星波，董事丁厚卿、程叔度、包赓笙、陈承纶、郑筱舟、洪聘良、沈贤成、夏味变、徐日廑、戎承灏，监察沈星德、陈守恂、俞蔼裕、陈炳云、王秋景，总经理兼经理洪桢良、副总经理兼营业主任陈鋆堂。全行员工总数102人。后长期由沈星德任董事长。
【注释】
[1]安冠英、韩淑芳、潘惜晨《中华百年老药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
[2]何锋《明代海上力量建设中的官民互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另两家为周巷青龙桥劳家和象山肖家。
[4]方东《慈溪·乌山胡氏裔源史痕》，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5]慈溪市政协文史委《慈溪文史资料第四辑·工商经济资料》，1990年版，第76页。
[6]方东《快船江风情》，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
[7]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8]张守广《宁波帮志·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9]《镇北龙山郑氏宗谱》卷首“存义府君行述”，《宁波帮志·历史卷》，第72—73页。
[10]黄强，唐冠军《长江航运百年探索》，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11]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上海长江航运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长江航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3]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申报〉宁波旅沪同乡社团史料》，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610页。
[14]现境慈溪人创办的钱庄略有：施公山叶元贲在杭州创设有仑源钱庄，是杭州主要钱庄之一；宓家埭韩梅轩在湖州创办信成钱庄，其子韩寿丞在杭州创办惟康钱庄，该钱庄经理宓廷芳为杭州首任钱业同业公会主席；鸣鹤场银号弄主人沈氏据说是北京“四恒”银号股东；淹浦虞承先在宁波创办有元成钱庄，师桥沈星德是主要股东；观城朱葆卿为上海主要钱庄福源钱庄襄理、代经理；潮塘张家曾投资创办余姚衡济、丰和、慎余钱庄，等等。
[15]宁波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1页。
[1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1页。
[1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1页。
[18]宁波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2页。
[19]张守广《宁波帮志·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194页。
[20]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1]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5页。
[22]宁波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1页。
[23]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24]宁波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宁波金融志（第一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1页。
[25]宁波政协文史委《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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