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的对策

任何一个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应付和处理失业和通货膨胀，尤其是当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时，即出现滞胀局面时，政府就要干预。但不同学派对此分歧较多，提出的政策建议各异。

(一) 货币主义者的政策建议

货币主义也叫货币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它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被认为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被公认的货币学派的领袖。由于货币主义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滞胀完全是因为货币供给超过产出增长所致，因此，在滞胀治理上，根据上面的理论分析,货币主义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摒弃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进行需求管理的一个主要手段,货币主义对其采取了否定态度。在弗里德曼看来,以需求管理为宗旨的财政政策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扩张和收缩来实现其经济调节作用的。而扩张性的“过头反应”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仅仅是借助于人们暂时的预期失误而对降低失业率产生短期作用。在长期中,失业水平停留在自然率的水平上,因此,以实现和维护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财政政策,不但对减少失业无所裨益,反而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

(2)货币主义者虽然承认宏观运行的小幅度的波动,但是他们反对用“微调”的办法来熨平波动。其理由是: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有可能起着熨平波动的作用,然而,由于政策的时间滞后,也会产生推波助澜的影响,使得宏观经济的运行更不稳定。权衡得失,他们不赞成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微调,反对根据具体情况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弊大于利。

(3)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使货币供给量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增长的比例应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货币主义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使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GDP的自然的增长。这一政策常常被称为“单一的货币规则”。

总之,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两句话:力主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尽力避免国家干预。

(二) 现代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建议

现代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补充、修正和发展。它包括两大分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和新剑桥学派。

1.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政策建议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分支，它又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由于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在美国，因而这一经济学派又被称为美国凯恩斯学派。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把滞胀归结为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成本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同时，另外的一些原因又导致了失业：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技术革命使得生产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私有化和世界经济日趋开放等也使得竞争加剧，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经济中存在一种“延迟”现象，即即使最初的总需求不足已经消失，失业仍然存在。至于失业为何出现延迟现象，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给出了许多原因，例如资本存量低、劳动者技能滞后、已就业者排斥他人、厂商保留空余职位以利于调整等。

对于这种情况，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足以应付滞胀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认为，应付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基本对策是收入政策，即限制各个生产要素收入的增长率、限制物价上涨的政策，其矛头主要指向工会。具体措施包括：第一，硬性冻结，即禁止工资和物价上涨。第二，工会与企业自愿议定，共同遵守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措施。第三，以增税或减税作为惩罚或奖励以限制工资收入增长率的政策，该政策又称为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凡遵守规定的工资增长界限的企业和企业里的工人，可以得到减税的优待，以示奖励；反之，则对企业加重征税。由于企业不按规定给工人增加工资要受到惩罚，企业因此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应付结构性失业的基本对策是人力政策，即政府的再就业培训政策和政府的就业信息发布政策。政府筹资的再就业培训计划能够使工人更容易地从衰落行业转到新兴行业，而政府就业机构传播工作空缺信息则能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还认为，收入政策、人力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当配合使用，仅依赖其中某一项政策措施是收效不大的。这些政策配合使用的实质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进一步加强，以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

2.新剑桥学派的政策建议

新剑桥学派，又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派(没有“主流”两字，以区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大分支，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卡尔多、斯拉法等。这一经济学派强调制度和行为因素的重要性以及企业信心的作用。

新剑桥学派认为，由于“冒牌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称呼)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结果造成赤字累累、通货膨胀加剧。同时，对应于总需求的下降，厂商可能是调整产量而不是价格，因此，当出现失业时，通货膨胀仍居高不下。所以，滞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的后果。

从政策主张上讲，新剑桥学派反对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所奉行的赤字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工资与物价管制政策。他们建议削减庞大的政府开支，特别是军费支出，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扶植出口产业，据说这样有一石二鸟的作用：既可以减缓通货膨胀，又可以改善国际收支。同时，新剑桥学派也极力主张实行收入再分配，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具体的措施有：征收高额所得税、遗产税，给予低收入家庭以救济，发展公共服务部门以减少失业者和增加公众的福利等。

(三) 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建议

20世纪70年代，从货币主义学派派生出一个更为纯粹、更加极端的新学派，称为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又称合理预期学派。这一学派维护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着重分析理性预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对于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该学派对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主张否定得更为彻底，其理论实质是以更严格的形式重申正统的古典经济学。这一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卢卡斯和萨金特·巴罗等。

理性预期是指人们进入市场以前,已经充分了解以往的价格变动情况,进入市场以后,又以过去的信息对未来的价格变动做出预测,这样,他们的决策是有依据的,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策,也不易被市场中的假象所迷惑。据此,根据自然率假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不仅在长期内不存在交替关系,而且在短期内也不存在交替关系,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垂直的。例如，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上，如果失业率较高，公众按理性预期，事先估计到政府会采取通货膨胀政策，于是抢先一步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到工资合同中去，这样，在政府推行扩张性政策时，由于货币工资率与物价同步上涨，实际工资没有下降，厂商利润因此无法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利润增加这个诱因的厂商是不会扩大生产和增雇工人的，从而导致政府用提高通货膨胀率方法降低失业率的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难以奏效。由此得到结论，由于存在理性预期，政府的相机抉择的政策将是无效的。这就意味着，要想使政策有效，政府只能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来欺骗公众，但这只能收效于一时，公众会逐步修正预期，从而消除预期误差。

在理性预期理论中,货币被认为不可能对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产量或实际收入产生系统性影响,只是在公众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对价格的预期出现误差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众对未来价格的变动趋势判断不确切的情况下,货币才对产量或收入暂时发生影响,但一旦公众根据信息作了周密的思考,调整了预期,那么这种影响就会减弱或消失。因此，与作为其先驱的货币主义相比，在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上，理性预期学派走得更远：货币主义仅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一切宏观经济政策。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是稳定经济的唯一有效方式。该学派主张政府应该宣布一些一成不变的规则，如公开宣布长期不变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促使公众放弃预期政府政策倾向和进行防范的企图，使经济得以稳定增长。

拓展阅读8-5

货币主义和米尔顿·弗里德曼

货币主义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发明的，其基本思想早已存在。但是弗里德曼为这些思想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尊敬。在1987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席经济顾问的阿兰·瓦特兰这样描述弗里德曼的贡献：

50年代晚期，对于任何在此前20年进入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学院修习的人来说，任何企图复兴货币主义的努力都会显得鲁莽愚蠢，就像鞭打一匹已经腐烂的死马。由最杰出经济学家发起的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在1959年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流通的周转速度没有极限，人们对于货币数量的兴趣很小甚至完全没有。货币数量理论作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本体受到强烈嘲讽。然而，如同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任何理论都包含反复的赘言，但是理论的价值在于重新组织公理蕴藏的含义得出有趣的甚至惊人的结果。

弗里德曼将上述内容概括为“货币具有影响”。他的研究坚持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可能在短期内影响真实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但就长期而言，货币只会影响价格水平。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早期，在弗里德曼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进一步推动这些争论之前，许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同意“货币具有影响”的观点。到了60年代晚期以及整个70年代，货币主义成为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宣布他们将遵循货币主义哲学。

但是在80年代，随着货币周转速度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巨变彻底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特征，许多经济学家对货币主义的信心降低了。虽然多数人仍然相信货币仍然具有影响，他们却再也不能确认货币怎样发挥影响或者为什么具有影响。实际上，赞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的改变只会影响通胀，却不能影响真实经济的任何方面。

资料来源：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小品和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