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增长模型的经济增长要素

(一) 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最早流行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E.Harrod)与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D.Domar)分别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通常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

1．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假定

第一，假定生产要素是按照固定比例组合的，即技术系数是固定的。

第二，假定资本产出比率(capital-output ratio)是固定不变的。

资本产出比率是资本存量与产出之比。用K代表资本存量，Y代表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即产出，则有：

资本产出比率

资本增量与产出增量之比称为加速系数(accelerator)。资本增量就是净投资。用I代表净投资，则有：

加速系数

资本产出比率的倒数称为资本生产率。由于资本产出比率是固定不变的，因而资本产出比率的数值与加速系数的数值相同，资本生产率也可以被视为是加速系数的倒数。

2．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

在哈罗德模型中，以G表示收入(或产量)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以k表示投资与产量增量之比，即加速系数；以s表示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以I表示净投资；以S表示储蓄。

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Gk=s

由于

所以

在多马模型中，以σ表示加速系数的倒数，即资本生产率)，其余符号同哈罗德模型。

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G=sσ

即

由于多马和哈罗德所谈的基本上是一回事，因此，经济学家用这样的公式来表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3．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含义

第一，哈罗德—多马模型从凯恩斯的S=I这一公式出发，认为若要使经济均衡增长下去，那么，一个国家每一时刻的储蓄应当全部转化为投资。

第二，由于储蓄比例与资本生产率共同决定经济增长率，因而既可以在资本生产率为既定的条件下，用改变储蓄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办法来改变经济增长率，也可以在储蓄比例不变的前提下，用改变资本生产率的办法来使经济增长率发生变动。

例如，在公式中，如果σ=0.25(或k=4)，s=20%，则经济增长率G=5%。

假定现在准备把年经济增长率由5%提高到8%。那么，可以在资本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应将储蓄比例由20%提高到32%；或者在储蓄比率不变的情况下，应将资本生产率由0.25提高到0.4，或者采取部分提高储蓄比例，部分提高资本生产率的办法。

第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凯恩斯采取短期分析方法，从有效需求不足出发，只注意投资在增加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投资在总供给方面的作用。由于投资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所以投资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可以增加总需求，另一方面具有生产能力效应，可以增加总供给。

4． 均衡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

均衡增长率，也称为合意的(或译为满意的、有保证的)增长率(warranted rate of growth)。

按照哈罗德的看法，均衡增长率之所以是有保证的增长率，因为在这种增长率条件下，总需求和总供给是相等的。

假定消费倾向=0.8，资本生产率σ=0.25，年增长率G=5%，第一期产量或收入为100。则可以列出表9-1。该表表明，投资与储蓄，以及投资增量始终是相等的。投资与储蓄都按每年5%的速度增长，因而5%就是均衡增长率。

表9-1　均衡增长率示例

但均衡增长率并不一定等于实际增长率。

设均衡增长率为Gw，实际增长率为Gt。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或总需求与总供给不一定相等，Gw与Gt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如果Gt>Gw，那么社会的总需求将超过扩大了的生产能力。为了弥补生产能力的不足，下一年的投资必定超过储蓄。一旦出现了实际增长率的偏高，将对以后各年的收入变动产生连锁反应，即投资越来越大于储蓄，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的差距也必然越来越大。

如果Gt<Gw，那么扩大了的生产能力就不能充分利用，就会开工不足，于是，投资与收入也将下降，这将对以后各年的收入变动产生连锁反应。所以，一旦实际增长率降低到均衡增长率以下而出现了最初差距后，那么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以后必然越来越大。

因此，均衡增长途径被说成是“刀锋上的增长”，意思是说，均衡增长过程不易保持，只要实际增长率开始稍稍偏离了均衡增长率，两者的差距以后将越来越大。

从政策含义上说，这表明：要维持长期的均衡增长，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保持一致。

5． 自然增长率与人均增长率

哈罗德进而考察了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

自然增长率是考虑到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因此，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变动和技术变动条件下社会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

设Gn代表自然增长率。哈罗德认为，自然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之间会出现三种情况：

(1)Gw>Gn，这时由于劳动者不足而使经济呈长期停滞趋势。

(2)Gw<Gn，这时会因为劳动者过多而造成工资低廉，因而可能出现“长期兴奋”状态。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能做到既没有通货膨胀又没有失业。

(3)因此，只有Gw=Gn才是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

把均衡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三者结合在一起考察，从长期看，应当是：

Gw=Gt=Gn

但是，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意哈罗德的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一方面，劳动者不足只会产生“短期停滞”，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是必然的趋势，技术创新将节省劳动者，使劳动者显得过多，工资相对低廉，从而会造成“长期兴奋”；另一方面，劳动者过剩，也只会产生“短期兴奋”，从短期来看，由于大量失业的存在，会导致供给大于需求，从而会造成“短期停滞”。

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于Gw与Gn不相等的后果有不同的看法，但Gw=Gn仍被看成是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还可以得出按人口平均的经济增长率。

以g表示人均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比例，n表示人口增长率，σ表示资本生产率，则有

g=σ·s-n

假定政府的目标是将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保持在某一水平上，那么，人口增长率越高，对储蓄率和资本生产率的要求也就越高。由此可见，在既定的储蓄比例前提下，降低人口增长率和提高资本生产率，对于提高按人口平均的增长率是何等重要。

(二)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只有Gt=Gw=Gn时，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这种增长的可能性很小。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结论与现实情况不符。二战以后西方各国经济虽有波动，但并没有出现哈罗德所说的大起大落。为说明这一情况，一些学者将凯恩斯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1956年美国索洛在一篇论文中把哈罗德—多马模型所规定的一条极为狭窄的增长途径形象化为 “刃锋”式的均衡增长。如上所述，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生产技术固定不变，即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是固定不变的，而充分就业增长要求Gn=Gw=Gt=s/k，鉴于s取决于个人和公司的储蓄倾向以及政府的财政政策，k取决于技术状况，Gn取决于人口的社会因素，所以要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是侥幸的巧合。

同哈罗德不同，索洛认为，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生产中资本—劳动的组合比例，充分就业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长期均衡增长率就是由劳动力增长率与技术进步决定的哈罗德所说的自然增长率Gn。此外，英国的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也提出与索洛的论点基本一致的增长模型，由于这种模型强调了“凯恩斯革命”以前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充分就业的必然趋势，所以称之为新古典增长模型。

1．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定

新古典增长模型有如下几个假定：①社会储蓄函数为S=sY，s为储蓄率。②劳动力按照一个不变的比率n增长。③技术水平不变。④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⑤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劳动和资本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而充分地相互替代。

根据以上假定，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人均形式：

y=f(k)

式中，y为人均产量，k为人均资本量，y=f(k)表示，人均产量取决于人均资本量，人均资本量的增加会使人均产量增加，但是，由于报酬递减规律，人均资本量会以递减的速度增长。图9-1是生产函数的图示。

图9-1　人均生产函数曲线

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主要区别，反映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下列两个假定上。这两个假定是：第一，假定有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但这两个生产要素是能够互相替换的，资本和劳动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组合。而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是按固定比例组合的。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这一假定，既然资本和劳动可以按不同的比例进行组合，一定量的资本可以吸收不同数量的劳动，那么资本产出比率也是非固定的，或者说，资本产出比率的倒数资本生产率是可变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和劳动的固定比例出发，总是假定资本产出比率为既定，而在既定的资本产出比率条件下，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率。

第二，假定在任何时候，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则不包含这样一个假定。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怎样得出这种假定的呢?要知道，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解释，既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是可变的，而一切经济活动又都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一切被投入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生产要素闲置的问题。

正因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于是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有意义的实际增长率与均衡增长率之间的背离状态，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实际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

2．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公式与含义

基本方程为：

sf(k)=Δk+(n+δ)k

δ即折旧率，假定每年资本存量都有部分磨损，因此每年折旧的数量是δk。同时假定人口和劳动力以一个固定增长率n增长。该方程表示，一个社会由人均储蓄sf(k)转化而来的新资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n+δ)k是为新增加的每个劳动力提供社会平均水平的资本量，称为“资本广化”；另一部分Δk则用来增加人均资本拥有量，即为每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品，称为“资本深化”。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两部门经济中，社会总产品扣除消费(C)以后，剩下的便是储蓄，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所增加的资本存量，分成两部分，用于两种用途：一部分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社会平均水平的资本，另一部分用于增加人均资本拥有量。

3.稳态分析

稳态是指一种长期稳定、均衡的状态，是人均资本与人均产量达到均衡数值并维持在均衡水平不变。在稳态下，k和y达到一个持久的水平。这就是说，要实现稳态，资本的深化为零，即人均储蓄全部用于资本的广化。因此，稳态条件是：sy=(n+δ)k。稳态时，Δk =0。

虽然在稳态时y和k的数值不变，但总产量Y与总资本存量K都在增长。由于，所以，总产量Y与总资本存量K的增长率必须与劳动力数量N的增长率n相等。这就是说，在稳态时，总产量与总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相等，且都与劳动力的增长率n相等，即：

还可以用图形来分析稳态，如图9-2所示。

图9-2　经济增长的稳态

由于0<s<1，故储蓄曲线sy与人均生产函数曲线y的形状相同；又由于sy<y，所以储蓄曲线sy位于人均生产函数曲线y下方。资本广化曲线(n+δ)k是通过原点、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

由于sy=(n+δ)k是稳态条件，所以，稳态时，sy曲线与(n+δ)k曲线一定相交，交点是E点。稳态时的人均资本为kE，人均产量为yE，人均储蓄量为syE，此时，syE=(n+δ)kE，即人均储蓄正好全部用来为增加的劳动力购买资本品(花费为nkE)和替换旧的资本品(花费为δkE)，人均资本没有变化(即Δk =0)。

从图9-2中可以看到，在E点之左，sy曲线高于(n+δ)k曲线，表明人均储蓄大于资本广化，存在着资本深化即Δk>0。这时，人均资本k有增多的趋势，人均资本k会逐步地增加，逐渐接近于kE。当k的数量为kE即k=kE时，经济实现稳定状态。反之，在E点之右，人均储蓄小于资本广化，即sy<(n+δ)k，此时有Δk<0，人均资本k有下降趋势。人均资本k的下降会一直持续到kE的数量上，达到稳态。

以上论述表明，当经济偏离稳定状态时，无论是人均资本过多还是过少，经济都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恢复到长期、稳定、均衡状态。显然，新古典增长模型“稳定、均衡”的结论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稳定、均衡的极小可能性及经济的剧烈波动”的结论存在着重大差别。

4.稳态的变化

如果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发生了变化，稳态也会相应变化。

先来看储蓄率的提高对稳态的影响。

图9-3　储蓄率增加后的稳态变化

图9-3中，由于人均储蓄曲线sy与(n+δ)k曲线相交，所以经济处于稳态均衡，A点表示最初的经济稳态均衡，此时的人均储蓄为Ak1、人均资本量为k1。当储蓄率由s提高到s′以后，人均储蓄曲线sy上升到s′y的位置。由于人均储蓄曲线s′y与(n+δ)k曲线相交，所以经济仍然处于稳态均衡，新的稳态均衡状态由A′点表示。新的稳态下，人均储蓄为A′k1′，多于旧均衡的Ak1；人均资本量为k1′，也多于原先均衡时的人均资本量k1。显然，储蓄率的提高增加了稳态的人均资本量。新的稳态均衡时的人均收入大于旧稳态均衡时的人均收入。因此，储蓄率的提高还增加了人均收入。

由于A点与A′点都表示稳态，所以，这里所提到的稳态变化不是指由稳态到非稳态，而是指旧的稳态变化到新的稳态，经济变化前后都是稳态。这就是说，储蓄率的提高不能影响稳态增长率n，但能提高稳态的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水平。下面来看人口增长率提高对稳态的影响。

以上分析的都是经济按照不变的劳动力增长率n来增长，现在就来分析把n看作是参数时，人口增长率提高对稳态产生的影响。

图9-4中，最初的经济位于A点所表示的稳态均衡，此时的人口增长率为n、人均资本量为k1。当劳动力的增长率由n提高到n′以后，(n+δ)k曲线上升到(n′+δ)k的位置，(n′+δ)k曲线与sy曲线相交于A′点，实现了新的稳态。由于sy曲线向右上方倾斜，(n+δ)k曲线上升后的新的均衡点A′点一定低于A点。可以看到，人口增长率的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的稳态水平，人均资本由k1降低到k1′。又由于sy曲线的上方有一条人均收入曲线，所以，新稳态均衡时的人均收入显然低于旧稳态均衡时的人均收入。因此，人口增长率的提高又减少了人均收入，即降低了人均产量的稳态水平。这一结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人均产量下降由人口增长率上升引起的现象，并且两个储蓄率相同的国家，人均收入会由于人口增长率不同而不同。

图9-4　人口增长率提高后的稳态变化

图9-5　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

5.黄金分割率

以上的稳态分析表明，储蓄率会影响稳态的人均资本水平，人均资本水平又影响人均产量。由于产量要用于积累与消费，所以需要分析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人均消费。

稳态条件就变为：

sy=(n+δ)k

稳态时，人均消费c就是人均收入与人均储蓄之差，即：

c=y-sy

又由于sy=(n+δ)k， y=f(k)，故可得到：

c=f(k)-(n+δ)k

人均消费c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f ′(k)-((n+δ)k)′ =0

即：

f ′(k)=n+δ

上式就是黄金分割率表达式，其含义为：要想使得稳态人均消费最大化，稳态人均资本量的选择就应该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加上折旧率之和。

还可以用图9-5表示人均消费最大化。图中，稳态时的人均消费就是人均收入曲线y与直线(n+δ)k之间的垂直距离。最大的人均消费量出现在人均资本等于k1′的时候。因为在人均资本等于k1′的时候，y曲线切线的斜率正好等于n+δ，即这条切线与直线(n+δ)k平行。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曲线y与直线(n+δ)k之间的垂直距离最大即消费最大。

从黄金分割率可知，稳态时，如果人均资本量多于黄金分割的水平，则需要通过消费掉一部分资本使人均资本减少到黄金分割的水平，这就能够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反之，人均资本量少于黄金分割的水平，则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再通过储蓄转化为资本，使人均资本增加到黄金分割的水平。

新古典增长模型同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主要区别是：其一，如果说哈罗德和多马强调投资作为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正是人们意愿的储蓄与厂商意愿进行的投资的不一致导致累积性紧缩和扩张。索洛则沿袭古典理论，认为通过利率的变动有使储蓄与投资趋于一致和充分就业的必然趋势(米德则认为，如果利率的自发调节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做到这一点)。其二，如果说哈罗德假定K/Y固定不变，也就是假定生产技术(用资本—劳动比率，即每单位劳动配备的资本K/L来表示)固定不变，那么，在索洛增长模型中是假定n和s给定条件下，通过K/L从而K/Y的调整变化，以保证宏观经济动态均衡n=s/k(这里k指加速系数)。

例如，在哈罗德模型中，设Gn=5%，k=4，假如由个人、公司和政府政策决定的意愿的储蓄率恰好是20%，即sd=20%，即可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现在假设，实际的储蓄率s=24%，情况如何？在哈罗德模型中，由于假定k=4固定不变，因而实际的增长率Gt=Gw=6%，即Gw>Gn。按照哈罗德对经济“长期波动”的分析，这时就会出现经济长期停滞、萧条的趋势。但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储蓄过多导致利率下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采用更加资本集约化的生产方法更为有利，也就是从原来的每人配备4元资本的生产方法改为每人配备4.8元的生产方法；24%/4.8=5%。从而，Gn=Gw=5%。

现在假设Gn和k同上一样，仍分别为5%， 4，但sd=16%。这时有保证的增长率Gw为4%(sd/k=16%/4=4%)，要小于自然增长率，即Gw<Gn。按照哈罗德的分析，这时就会出现经济长期高涨的趋势。但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储蓄(资本的供给)不足将导致利率提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采用少用资本多用劳动的生产方法更为有利，也就是从原来的每人配备4元资本的生产方法改为每人配备3.2元的生产方法；16%/3.2=5%，从而Gn=Gw=5%。

(三)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1． 以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增长理论的局限性

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虽然都涉及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但却一直停留在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阶段。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考察技术进步方面，曾经被认为是有重大进展的，但技术的外生处理依旧是索洛模型的特色。

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的反映。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于：

第一，由于技术是外生的，因此技术进步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根据这种解释，既然经济增长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那么经济增长也就相当程度上带有偶然性。这与20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

第二，由于技术是外生的，因此对技术的使用不需要付出成本，也就是说，技术作为一种无成本的资源而存在，这也与技术进步的实践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

第三，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与把技术进步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观点有矛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应当来自经济增长自身。

2． 罗默的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是罗默(P.M.Romer)于1986年提出的。它是从20世纪60年代阿罗(K.J.Arrow)的“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发展而来的。

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这就是“从干中学”的要点。

那么，经验如何表述呢？阿罗用累积总投资表示经验，而经验等同于学习。累积总投资包含在模型之中，这样，学习、经验、技术进步也就表现为内生变量。假定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投入分为有形的要素投入与无形的要素投入两类，学习与经验本应是无形的要素投入，阿罗用“从干中学”模型把技术进步用累积总投资来表述，也就是把学习与经验用累积总投资来表述，于是学习与经验这些意味着技术进步的无形要素投入就以有形的要素投入表现出来。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设想得以实现。这是阿罗的一个贡献。

但阿罗的“从干中学”模型存在着三个显著的缺陷：

第一，在阿罗的模型中，技术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正如人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看到的，技术进步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有时也是突变的、跃进式的。后一种技术进步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推进作用，但阿罗的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第二，“从干中学”只能反映经验积累的一部分，也就是学习的一部分。经验积累应是多方面的，比如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积累经验，不断改进产品的设计与生产，也对技术进步起着推动作用。阿罗的模型只提到“从干中学”，所以被认为不完整。

第三，技术研究包括应用研究和基础性研究，应用部分研究有递增的收益，而基础性研究的收益是递减的。企业增加投资，只考虑到收益递增，而基础性的研究尽管对技术进步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其收益递减，因此不反映于企业投资之中。因此在阿罗的模型中，如果说技术内生化的话，那么只是指企业的技术进步被内生化，而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只不过是技术内生化的一部分而已。

罗默考虑到阿罗模型的缺陷，在对阿罗模型修正与补充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技术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罗默的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以外，还有另外两个要素，它们是：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模型中所列入的劳动是指非熟练劳动，而人力资本则指熟练劳动，人力资本用正式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受教育时间长度来表示，这样，就把知识或教育水平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考虑进去了。关于模型中所列入的技术水平这个要素，罗默认为它体现于物质产品之上，如新的设备、新的原材料等，它们表示技术创新的成果。换言之，知识的进步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的熟练程度，它在模型中用人力资本来表示；另一方面是体现于新设备、新原材料等物质产品之上的技术先进性，它在模型中用技术水平表示出来。

罗默有关技术内生化的研究之所以被西方经济学文献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因为它不同于索洛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后者把技术因素置于模型之外，即认为技术是外生的、偶然的。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经济增长研究有以下两个重要的启示：

第一，知识进步是累积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一国长期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的结果，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是累积性的。这表明，一国要取得经济增长的成就，必须重视知识的进步与知识的累积。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之所以比不发达国家具有优势，正因为那里的人力资本存量大大超过不发达国家。

第二，对知识产权、专利的保护同样是经济增长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技术进步需要有激励机制，知识的累积也需要有激励机制。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有利于激发更多的人从事技术研究工作，使技术创新取得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技术水平的提高程度或技术先进程度通常可以用获取专利的数目来表示。专利越多，技术的先进性就越明显，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引起经济学界重视与赞许的同时，也受到一些批评。批评主要集中于：在技术内在化问题上，知识进步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仍未被说清楚，因此罗默的理论尚有待于继续完善。

拓展阅读9-1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无数奇迹， GDP年均增速高达9.8%，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成为最大贸易国。根据世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是，最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在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季下降，持续已达17个季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和媒体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是由于内部难于解决的结构性问题所致，中国经济的崩溃难以避免。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必然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并不在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而在外部的周期性因素。2010年至2013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是10.4%、9.3%、7.8%、7.7%。同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印度的GDP增速分别为10.1%、7.0%、5.3%、4.9%，巴西则分别为7.5%、2.7%、0.9%、2.2%，都和中国同样下滑而且比中国严重，总不能说是由于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速持续下滑，而且，也使得印度和巴西的经济不仅同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还更严重。不仅新兴市场在同一时期是这样，一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比如韩国，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6.3%，2011年是3.7%，2012年是2%，2013年稍微上升到2.8%；新加坡，2010年为14.8%，2011年下降到5.0%，2012年则是1.3%，2013年则上升到3.7%。这些高收入、高表现国家不存在和中国一样的结构性问题，但是他们也出现了与中国2010年以来一样的增速下滑。从这些比较不难看出导致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必然是共同的外部原因。

如何稳增长？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三是消费。就出口来说，发达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经济和居民收入尚未恢复正常增长，从而导致对其出口增速下降。1979—2010年，中国每年出口增长17%，现在则还不到10%，今年出口增长的目标是7.5%，很有可能达不到。第二，投资，2008年的全球危机爆发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投资，从2008年到现在大部分项目已经建成，若没有新的项目，投资的增速必然下降。至于消费，中国消费的增速和其他国家比较还比较正常，所以，中国经济还能保持中高速的增长。经过上述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认为自2010年以来的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是说不通的。

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已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我国确实需要调整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的增长转为由内需拉动的增长。但是，我不同意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消费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措施都需要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费，刚开始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储蓄来增加消费，但是等到几年之后储蓄用完就需要举债，债务积累多到要还债时就会爆发危机。所以，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是认为中国应该放弃投资劳动的增长模式改为消费推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第一是产业升级。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过剩产能，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仍有机会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升级需要投资。第二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投资，但在过去主要投资都放在城市之间的交通，比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较落后，像地铁、地下管网等。第三是环保。第四是城市化。这些投资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差异之一。在需要进行周期的刺激时，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展中国家这种机会很多。

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除了要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外，还需要有投资资源。第一，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与其他国家比属于较低水平，中国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投资的资源多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拥有很好的投资机遇，但是却没有这么多资源来进行投资，一些国家的政府负债率很高、储蓄率低、外汇储备不足，限制了他们进行投资的能力，但中国不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综上，中国应该可以实现今年年初所定的7.5%左右增长速度的目标，不仅如此，中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有潜力把增速维持在7%~8%之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增长速度需要持续地提高生产率，这就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区别是，后者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自己发明，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在前进过程中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与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及19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他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的8%~9%的增长速度，这也就说明了中国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当然，要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中国需要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和腐败方面的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扭曲，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作用。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2014年5月17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2014“中美欧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