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与盐官营

邗沟大王庙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农抑商是古代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但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却有这样一位财政官员，明确指出“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他强调以工商富国，极力主张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就是汉武帝时期的治粟都尉、大农令（后改称大司农）桑弘羊（？—前80）。

桑弘羊画像

总理财政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的一个商人世家，自幼对数学及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这些方面显露出才华。少年时期的桑弘羊，就深谙算术和经商之道；13岁时，因“精于心算”而闻名洛阳。桑弘羊的才华被朝廷看中了，没过多久，他就进入宫廷侍奉时为太子的汉武帝，并成为其陪读。就这样，桑弘羊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年幼时的侍中生涯，使得他与汉武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汉武帝对他甚为信任。

元鼎二年（前115），鉴于桑弘羊在理财上的突出才干，汉武帝提拔他为大农丞，作为总理财政官员的副手，统筹会计事务。在五年的任期内，桑弘羊参与完成算缗（一种财产税）告缗、假民公田、移民屯垦和币值改革，展现出他在经济改革上的能力。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擢升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并代领大农令。桑弘羊成为西汉朝廷的财政总管。直至汉武帝去世，桑弘羊在这个位置上整整干了23年。他着力改革国家的财经管理系统，大力发展工商业，实行均输平准制，为国家开源节流，帮助汉武帝成就了一代伟业。在桑弘羊掀起的经济改革浪潮中，盐业官营是一项重要举措。

盐业官营

经历了景帝年间的“七国之乱”，汉武帝深知“弛山泽之禁”的威胁。凭借西汉前期70年的积累，汉武帝有了“有为”的底气。元狩三年（前120），汉武帝下令实施盐铁专营，由国家垄断盐和铁的生产，并任命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专门负责此事。这项政策实施几年之后，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制度不严、检查不力，存在诸多弊端。

桑弘羊成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后，“尽代仅斡天下盐铁”，针对种种弊端，主张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一大批大农部丞下到郡国，“平均配运，调节盐价，专卖制度济之以平准法”，建立起了一套官府募民制盐、官收、官运、官销的盐业专营体制。

在桑弘羊的这套改革方案中，山海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官府招募百姓，自备生产费用煮盐，官府则给他们提供煮盐的场地和主要的生产工具。与吴王刘濞的做法不同，这里招募的盐工均是有资产、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实际上，也就是废除了原先利用食盐生产剥削“亡命罪人”的做法。同时，政府在各个产盐区设置盐官，盐官们归中央统一管理，具体负责各个盐区的食盐产运销，保证了盐业政策的上传下达，这也是桑弘羊改革的一大特点。

汉武帝塑像

盐铁会议

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外征伐不断，同时大兴土木，使得国家财政频频亏空。他重用桑弘羊进行经济改革，虽通过采用盐铁官营制度聚敛财货得以勉强支撑，但等他到了晚年，国内还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下了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轮台罪己诏》，宣布恢复汉朝初年的“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汉武帝去世后，桑弘羊制定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并没有完全废掉。大司马霍光（？—前68）掌权后，根据汉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主张国家垄断的工商业应当适当放松；而桑弘羊则认为应继续维持武帝中期的积极政策，以增强国家权力为优先考虑。两人的意见出现了不和，一场围绕着盐铁官营政策是否存留的盐铁会议在酝酿之中。

始元六年（前81）二月，霍光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官员围绕着“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贤良文学们全盘否认盐铁官营政策，认为国家“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是导致民风败坏、民生艰难的根源；而桑弘羊则坚决捍卫国家盐铁官营的政策，认为如果政府不实施官营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赋税，反而更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会议结束后，朝廷仅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仍坚持了盐业官营制度。鉴于盐的重要地位，“食盐专营”弊端虽多，也不能完全废除。

这次盐铁会议之后到王莽篡汉，国家的食盐政策又经过数次调整，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较强而财政又陷入困境的关键时期，“食盐专营”往往会成为挽救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

盐铁会议结束数十年后，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出10卷共60篇的史料，采用对话体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熟知的《盐铁论》。桑弘羊与盐官营的故事，也随着《盐铁论》而流传千古。虽然后人对桑弘羊及其盐业政策的评价不一，但不能否认他推动中国盐业制度改革的历史功绩。

《盐铁论》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