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703—757）拥兵15万，号称20万，起兵叛乱，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这场持续近8年的“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浩劫，将唐朝推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广大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受命于危难之际
安史之乱令之前被繁荣掩盖下的一切矛盾暴露无遗。面对动乱后的萧条和狼藉，唐朝必须采取措施对各项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财政危机，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连年的战争使得农民破产流亡，以农业为税源的财政政策无以为继，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安史之乱期间，国家招募了大量的士兵，军费开支十分巨大。此时的唐朝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增加财政收入。
安史之乱路线图
就在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之时，乾元元年（758），第五琦（729—799）临危受命，出任盐铁使，着手推进财政改革。第五琦明智地看到，安史之乱后，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为挽救财政危机，他选择了“寓税于价”的食盐专卖制度。
第五琦的“初变盐法”
唐朝初年，承袭隋朝制度，实行食盐无税制。到了开元年间（713—741），左拾遗刘彤首次提出实行食盐专卖，以充国用，但没有被朝廷接纳。第五琦被任命为盐铁使后，正式颁布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尽榷天下盐”，食盐专卖制度由此正式实行。
第五琦的盐法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在重要的盐产区附近设立监院，对食盐专卖制度进行管理；将生产食盐的人编为亭户，免除他们的杂役、徭役，隶属盐铁使统一管理；颁布相关法律，打击私贩食盐；将食盐的专卖价格定为每斗110文。由政府垄断经营的专卖制是第五琦盐法改革中最鲜明的特征。
经过第五琦的改革，国家的财政状况逐渐好转，经济生产也重现生机。但是，改革方案中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食盐价格大幅提升，据《新唐书》记载，在第五琦改革之前的天宝（742—756）、至德（756—758）年间，每斗盐仅需十文，但在专卖推行之后，“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这种“寓税于价”的办法更像是一种对食盐百姓赤裸裸的剥削，让刚刚走出战争之创的唐朝百姓苦不堪言，于是，盐法改革成为民众的呼声。
刘晏的盐法改革
《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这讲的就是唐朝中期神童刘晏（718？—780）的故事。刘晏长大以后成了宰相，并成为推动唐中叶盐法改革的关键人物。
第五琦的“初变盐法”草创于战乱的背景下，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很不完善。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刘晏出任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针对第五琦盐法改革的弊病，刘晏进行了新一轮的盐法改革。刘晏一改过去官府统筹运销的做法，将盐户生产的盐集中起来，先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到其他地方卖给消费者。同时，刘晏罢去其他地区的食盐专卖机构，仅在食盐产区保留。这样的做法简化了专卖手续，精简了盐务机构，还为商人提供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此外，他还在一些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设立常平盐仓，防止商人在这些地区哄抬物价，同时也解决了运销困难地区的食盐供应问题。刘晏的这一改革方案被称作“就场专卖法”。他一改第五琦时期的直接专卖法，在流通领域与商分利，不仅疏通了食盐的运盐渠道，保证了榷盐制的顺利推行，而且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刘晏结合自己疏通漕运的做法，将盐铁和漕运有机结合，使两者都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
第五琦和刘晏都是唐朝中期名震一时的理财家，两人均选择盐政改革作为国家经济制度变革的突破口。第五琦的魄力实实在在地证明了“食盐专营”往往能成为官府挽救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而刘晏则用他的智慧为唐朝寻找到了一条更适合的食盐专营道路。他们的改革方案切实可行，行之有效，因而成为抚平战争创伤、延续唐朝生命活力的一剂良药。
刘晏与常平盐场景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