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盐商与天津风俗

“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不种田，不筑厂，赤手空拳即可把钱想。第一是走盐商，走久接地方，一派纲总更气象……”这首流传于天津街头巷尾的童谣《天津论》，为人们生动地展现了天津盐商的生活场景。天津地区靠近芦台盐场，又是通往京城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盐商汇集。这些盐商除了给天津卫带来繁荣的经济面貌外，又是怎样影响了天津的风俗文化的呢？

天津“八大家”中的盐商

天津得名于明永乐二年（1404）。当时明成祖朱棣为纪念由此起兵的“靖难之役”，将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后又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设立天津卫，这是天津筑城史的开端。此后，凭借着漕运咽喉和临近京城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天津逐渐发展起来。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天津已成为下辖六县一州的府治所在地。

德国人于19世纪60年代绘制的天津卫

随着天津地位的上升，附近的长芦盐运使署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长芦镇移驻此处。从此，天津就成了北方地区盐业产、运、销的中心，吸引了一大批盐商云集。这其中就有后来被称为“天津八大家”的益德裕高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和益照临张家等。

所谓“天津八大家”，指的是清中期以后，活跃在天津的韩、高、石、刘、穆、黄、杨、张等八家豪门巨富，他们的名号在天津无人不晓。他们或是拥有大片农田的地主，或是海运发家的船商，或是钱庄老板。而在这其中，通过经营盐业而发家致富的就有四大家，足可见盐商在天津的地位。

从“尚武精神”到“文风蒸蒸日上”

长源杨家旧宅一角

明朝初期，天津是作为一个军事防卫城市登上历史舞台的，城内“官不读书，皆武流。且万灶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为事”。那时，天津城四门日夜有军卫把守，城内外的货物运输、接官迎驾甚至抬运棺木，都得召集兵勇进行护卫，旁人不可越雷池一步。这种城市气象导致了城内把头众多，一言不合就起而动武。“尚武精神”成了天津的城市名片。

盐商们为了附庸风雅，不喜武事，而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康熙年间（1662—1722）的大盐商张霖可谓典型代表。他酷爱书画，且喜吟咏，在津城东北构筑一亩园、篆水楼、问津园等园林，“以园会友”，延揽名士。石涛、朱彝尊、梅文鼎等人都是张家园林的座上客。一些开明的盐商还出资修建府学、兴办书院。据不完全统计，自清初以来，天津盐商捐资修建的各类学校达70多所，位于三岔河东岸的三取书院和城内鼓楼南的问津书院都曾名噪一时。

在津门盐商的推动下，天津城内一改过去“不读书，皆武流”的社会风气，读书重文的文化氛围得以慢慢建立起来。同治《续天津县志》称这时的天津“文风蒸蒸日上”。

问津书院旧匾

俗尚奢华的社会风气

“水晶顶，海龙裳，大轿玻璃窗儿亮，跑如飞蝗，把运司衙门上。店役八九个，尾随在轿旁，黑羔马褂是家常，他的来头可想。”这是乾隆年间（1736—1796）的举人杨一崑对天津盐商奢靡生活的描绘。大盐商云集津门，给这里带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但同时，他们奢侈糜烂的生活也败坏了天津节俭朴实的民风。

天津盐商崇尚奢华的风气在红白喜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盐商结亲时要“过嫁妆”，意即将聘礼摆在桌上，招摇过市；还要“转轿”，以显排场。设宴时，则常大摆“流水席”。如此铺张的做法，在天津人看来是“威风”“够气派”。这些做法流传到社会中，使天津人逐渐形成了喜好“摆阔”和“露富”的社会风气。

后人曾用诗来描绘天津的这一风俗：“婚丧总是大排衙，不论绅民士庶家。宰相官衔状元第，教人未看眼先花。”有人说，这是盐商带给天津人的“大孽”。但无论如何，民俗是区域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它反映的是当地居民的普遍社会心理。当我们思考民俗破立问题的同时，需要对民俗产生的原因进行追溯。

就这样，当一批批盐商带着发家致富的向往来到天津城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自己会给这座年轻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可就是这样一个盐商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城市的社会性格和文化气质……

德国人于19世纪60年代绘制的天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