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今天广州市区北京路附近的小巷，可以看到很多牌坊和门楣，它们是曾在这里存在过的一个个书院的名称。这里就是今天的广州书院文化街所在地。据《广州越秀古书院》一书记载，清代广州书院在数量上居全国之首。它们既见证着广州曾经辉煌的书院史，也见证着一代盐商对广州文化事业的贡献。
书院发展的特殊背景
清朝初年，广东地区政局动荡、劫难重重，先是经历了南明朝廷与清廷的对抗；之后，李定国又入粤抗清；到顺治年间（1644—1661），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围攻广州城10个月；城破后，对据城死守的广州军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死难者超过10万人；而到了康熙年间（1662—1722），“三藩之乱”又给政局不稳的广东带来了一大浩劫。历经数十年动荡的广东伤痕累累，文化教育事业也早已荒废。
广州书院文化街
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后，广东政局逐渐走向平稳，社会经济也随之恢复。康熙末年，经学家惠士奇（1671－1741）出任广东学政，当他想寻访能文之士充当乡士楷模之时，却发现根本无人胜任，可见此时的广东书院亟待振兴。
粤秀书院纪念牌坊
连年的战乱破坏了广东地区原有的教育机构，同时也对广东的经济造成不小的打击。重建书院需要不少费用，在广东地区经济刚刚复苏之时，又有谁能为此出资呢？这时，广东地区的盐商们挺身而出，支撑了一座座书院的兴起。
盐商对书院的扶持
始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粤秀书院是清代广州四大书院之首，由两广总督赵宏灿和广东巡抚范时崇倡办，院址位于南门内盐司街。这所书院的建设费用虽为官捐银两，但是学院的日常经费都由各盐商承担，可谓盐商资助办学的典型。
而位于广州布政司后街的越华书院始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这所由两广盐运使范时纪主倡修建的书院专为培育商人子弟而建，广东地区的各大盐商是这所书院的主要投资人。“处则抱真学问，出则有真经济”是越华书院的办学宗旨。之所以能够建设这样一所书院，与康熙六十年(1721）朝廷准开广东商籍学额分不开。其培养对象的特殊性，也显示了广东地区商人阶层的特殊社会地位。这所由盐商出资为培养其子弟而建的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独具一格。
菊坡精舍是广州地区一所高级书院，对生源有着严格的要求，唯有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考取前列者，方有资格入校。该书院位于粤秀山麓学海堂书院附近，清同治六年（1867），由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布政使方浚颐在长春仙观旧址上建成。而菊坡精舍的日常运营费用则在盐商拆盐工伙（转卖盐所得的劳务费）及白盐加价款项下开支。
除以上书院外，广东地区获得盐商资助的书院还有广雅书院（旧址位于今广州市广雅中学）、端溪书院（旧址位于今肇庆市肇庆中学西北角）等。正是在各大盐商的资助下，广东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才逐渐走向正轨，并一步步发展了起来。据统计，清代广州城内的书院数量高达数百家，为全国之最。
广雅书院藏书楼——冠冕楼
广东书院轶事
在盐商的支持下，广东地区一改过去教育荒废之貌，儒家传统和诗书礼仪迅速恢复。这些受到盐商资助的书院里，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是岭南地区教育事业发达的证明。宋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宋湘（1757—1826）是清代中叶著名诗人、书法家和教育家，有“岭南第一才子”的美誉。乾隆四十三年（1778），宋湘中秀才，此后长期在粤秀书院读书。一方面，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被称为“文中骐骥”；而另一方面，家庭贫寒的他只能卖文自给。27岁时，他从粤秀书院卒业。之后，他参加乡试，中得解元。后又参加会试，中二甲进士，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嘉庆八年（1803），47岁的宋湘又回到粤秀书院，以山长的身份执掌教席。有意思的是，他曾参与过嘉庆《山东盐法志》的修纂工作。这位从盐商资助的书院走出的才子，命运再一次让他与“盐”相连。
林则徐（1785—1850）是清代著名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他在虎门销烟的故事妇孺皆知。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竟与盐商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以钦差身份入广州禁烟时，其行辕就安排在越华书院内。当时越华书院的监院是热心抵抗外侮并留意世务的爱国士大夫梁廷枏(1796—1861)，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林则徐。林则徐还曾登门拜访梁廷枏，与之商讨禁烟之计。谁也没有想到，这所专门培养盐商子弟的书院在它建立数十年后，成了虎门销烟的大本营。
宋湘画像
凭借着优越的沿海地理位置，广东地区海洋贸易发达。广州还一度成为清政府唯一的对外贸易出港口，其经济地位可想而知。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文化事业的发展，广东恐怕很难支撑起这样显要的经济地位。历史上盐商给广东带来的不仅仅是那饭桌上的盐粒，还有书院文化的辉煌。他们慷慨出资捐助书院的义举，在广东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鸦片战争博物馆中的越华书院模拟场景
山东东营盐灶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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