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状况、生活水平、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等在内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狭窄，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宽广，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包含经济因素又包含非经济因素的概念。

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般而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但有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如果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产出增长的结果是长期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产出有快速的增长，但产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无补于国计民生，而是国民经济的虚耗;为了片面追求快速的产出增长，不顾及广大人民的福利，不考虑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这几种情况的出现，即有增长而无发展，或者说，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Growthwithout Development)，都表明增长和发展并非一致。

二、经济发展观的演变

纵观经济学说20世纪以来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理解。

(一)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

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类文明福利。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成为评价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和衡量国民生活水准的象征。W．A．刘易斯(W．Arthur Lewis)把增长和发展看做同义词，他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发展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人口平均的产值问题。W．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一书，就是按照经济增长水平和物质消费水平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所以，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见，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同义词，将经济发展看做单纯的经济增长。基于这一发展观，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加速落后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这一主题上。对于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其对追逐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判断其价值，并由此出发来确定人们的发展行为和发展方式。他们认为资本积累和工业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促进资本积累和实现工业化的途径和战略。

(二)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包含增长加结构变化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有关发展的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1965年，在联合国供职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Hans W．Singer)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增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发展是增长加变化，而变化不单在经济上，而且还在社会和文化上，不单在数量上，而且还在质量上。”辛格关于增长与发展关系的观点已被普遍地接受了。所谓增长就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包含了增长，即包含了人均产品量的增加。但是，它还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运用历史统计方法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式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定义不仅包括了经济增长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必要条件、经济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括了产品结构、经济结构以及非经济结构的变化。

(三)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强调分配不公、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改善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的确实现了它们的经济增长目标，然而，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却依然如旧，增长的果实并没有产生“滴注效应”，让低收入阶层和贫困者得到多少增长的实惠，分配不公、失业、贫困变得比过去更加严重了。于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的潮流，甚至出现了“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的口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谴责把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贫困的减少、就业的增加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标志着这一时期发展观转变的重要文献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1969年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发展协会第二届世界大会上的演讲。西尔斯明确地反对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 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不平等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变得较不严重，无疑这个国家就经历了发展。如果这三个中心问题中一个或两个恶化了，特别是三个问题都恶化了，那么，即使人均收入成倍增长，把这种结果称为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西尔斯这篇演讲对20世纪70年代发展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有关发展的文献和国际机构的文件中，再也不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而是把增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在这一时期，国际劳工局提出的《世界就业计划》、世界银行制定的“增长的再分配”方案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起的“基本需要战略”就是这一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目标改变的具体表现。

(四)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口、资源和环境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口膨胀、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资源基础是一个无限大的可以随意利用的资本库，并据此向政策决策者提出宏观经济政策，不断鼓励人们提高消费水平，似乎物质产品的增长可以是无限的。关于长期生产和消费的宏观经济模型很少提及环境资源，可见其隐含的假定为自然资源是不稀缺的，而且在将来也不会稀缺。在这些经济增长模型中，稀缺的要素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资本(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制度(制度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边干边学模型、人力资本积累、R＆D理论等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是也没有将资源环境对经济系统的约束整合进经济分析模型。这些理论都无法解答经济和环境如何协调的问题。实际上，只在经济体系内寻找经济与环境协调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够的，这需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变，创立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与旧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在逻辑上应该还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理论假设、结论以及政策主张等方面。具体而言，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主要在以下方面不同于旧的理论范式。

1．改变经济行为模式

旧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范式，将生态系统看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不过是经济系统开采和处置废物的场所。在这种假设下，经济增长就变成是无成本的了。新的理论范式则认为经济系统只是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随着经济子系统的不断增长，生态系统从一个“空的世界”转变为一个“满的世界”，这时候自然资本代替人造资本成为稀缺要素，如图2-1所示。在新的理论范式下，人类的经济行为也必须改变。例如，过去是靠限制渔船(人造资本)来限制捕鱼量，现在却是根据海里剩余的鱼类总数(自然资本)来限制捕鱼量。

2．转变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除了受资源短缺、生产效率低下等供给方面的因素制约外，更主要的是受市场规模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新的经济学范式认为，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的过程。但是，随着这种转化的进行，自然资本日益从相对丰裕变得稀缺，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充分利用并投资于自然资本。要投资于自然资本，就必须改变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首先，要取消各种对资源消费补贴的政策，加大对自然资源流量和环境征税，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其次，为了保持环境资源的可持续性，人类需要放弃美国式的“奢侈性高消费模式”，而转向一种新的适度消费模式，不能为消费而消费。

3．修正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在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看来，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将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及对生态功能、环境状况的损害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经济增长的真正成本，也不能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以GNP为主要指标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有害的“指挥棒”，它鼓励人们掠夺地球，自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图2-1 “空的世界”与“满的世界”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对度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纷纷进行修正。1972年，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了“净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NEW)指标，主张把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NP中扣除。皮尔斯(Pearce)等人认为，为了全面反映环境资源的价值，产品价格应反映完全成本，而完全成本由三部分组成:资源开采或获取的成本;同资源开采、获取、使用有关的环境成本;使用者成本。戴利提出了“可持续的社会净国民生产总值”(SSNNP)概念，并认为SSNNP=NNP－DE－DNC(NNP是净国民生产总值，等于GNP减去固定资产折旧，DE是防御性支出，DNC是自然资本折旧)。1992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并于1993年出版了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将环境资源核算正式列入了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目前，许多国家已开始进行绿色GNP的核算的实践。

(五)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的发展，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总的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关于发展所包含的内容，在学术界并不总是一致，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包含有三个核心内容:生存、自尊和自由。生存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无法维持生存。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提高收入、消灭贫困、增加就业以及减少收入上的不平等。这些就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自尊是指人要被作为人来看待，包括真诚、个性、尊严、尊重、荣誉等。一个人在社会上要能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和受人尊重，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自由就是要把人类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自然、无知等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扩大社会及其成员在经济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

人类发展与古雷特的发展概念相类似。它着重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认为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类发展才是目的，一切以人为中心。人类发展主要体现于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这些能力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拥有充分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提高当然需要有社会总产品的增加，需要有经济增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不断增加生产性就业和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文化水平，使一般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没有经济增长，这些能力的扩大是有限的。但是，有了经济增长，不等于就自动地导致人类发展。《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是讨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该报告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人类发展的情况。

1．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

工作意味着生活保障，没有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活能力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当然，缺乏工作机会可能是经济增长缓慢造成的。但是，即使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也常常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例如，在巴基斯坦，l975—1992年间，实际GDP每年增长6．3%，而就业只增加2．4%。更糟糕的是，加纳在1986—1991年间，GDP每年增长4．8%，而就业反而减少了13%以上。

2．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

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始终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扩大。有些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还远不是民主和自由的。民主和增长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倾向于相互加强的。民主也能促进增长。

3．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了，增长的利益大部分落入了富人的腰包，而穷人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有的反而日益恶化了，穷人的数目和比重甚至上升了。在1970—1985年，全球收入增加了40%，而穷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7%。1965—1980年间，收入下降的人数为2亿，而在1980—1993年间，这个人数已超过了10亿。

4．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

世界上有10000多种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使各个民族和种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增长模式能够培育和增强文化传统，使不同种族和民族享受着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一种具有排外性和歧视性的增长模式却能够毁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传统文化看做现代化和发展的累赘，从而压制民族传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结果是严重的民族和种族冲突不断发生，甚至演变为残酷的战争。同时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以及通信和宣传媒介的迅猛发展也使先进国家的文化传统渗透到落后国家，结果导致本地文化被外来文化所淹没和同化。

5．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

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也不值得持续下去。它不仅损害了当代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损害。现在不少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毁坏森林，污染河流，毁灭生物多样性，耗竭自然资源。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们的经济发展观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经济发展观演变到今天，经济发展的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它还包括政治和社会。其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构成和谐社会的主要或基本的因素。一个社会必须进步和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社会和谐之根基。发展与和谐两者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社会因发展而和谐，也因和谐而发展。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得不好，社会不进步。要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就必须采取发展的办法，而发展又必须讲科学。如果发展不科学，带来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结构的失调、失业的增加、贫困的加重、分配的不公、民族文化的毁灭、诚信的缺失、民主的践踏、法治的淡化等等，那么社会不仅不会和谐，而且会造成混乱和倒退。因此，要加快发展，而且要坚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