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增长

一、城市经济增长理论

城市经济增长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城市价值的增长，即城市经济部门所创造城市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不断增加;城市物质财富的增长，即城市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以及城市所积累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不断增多;还有城市人口的增长，即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质量的提高。城市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发展城市生产力。城市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从结果的物质形态看，诚然是一个有效运用各种资源和技术，使城市的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扩大，城市资产质量不断改善，各种服务日益增多和完善，从而促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持续的动态过程。就本质而言，这个过程也是城市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经济基础模型

基本—非基本理论将城市经济活动分为基本和非基本两大类。基本活动是为城市以外地区服务的活动，而非基本活动则是为城市内部居民服务的活动。城市增长的内部动力主要来自基本活动的建立和发展，即城市对外服务的不断扩展。城市增长的过程就是基本活动和非基本活动循环往复、不断聚集的过程。城市基本活动每一次的投资、收入和职工的增加，都会产生数倍于这笔投资额的总量增长，即城市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锁性、放大性反应，遵循乘数原理。后来的研究学者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基本—非基本活动的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增长潜力主要体现于其对外服务的基本活动的强度，只有开放性的具有外向型特点的城市才真正具有持续发展能力。

经济基础模型(The Economic Base Model)是最早被用于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工具。在很多学者眼里，这个模型更像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它把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经济划分为两类大部门:基础(本)部门和非基础(本)部门。城市内的基础部门往往承担该区域或所属国家某种产品的大部分生产，所以这些部门的产出品是外部市场导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基础部门理解为以出口为基础的产业集合(Export-base Industries)。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比如零售业、餐饮业等，这些服务部门构成了非基础部门。

设想存在一个简单的城市经济，其中能够非常容易区分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大多数对经济基础模型的研究是用产业中的就业数量作为产出的替代变量，这里继续沿用这个做法。因此，可以把整个经济中的就业结构表示为:

T=B+O　(5-1)

其中，T是城市总的就业人数，B是基础部门的就业人数，而O表示了非基础部门的就业人数。在此基础上，假设基础产业主要受到本地区以外的外生因素的影响，而非基础产业的业绩将完全由本地经济所决定。这样有理由得到:O=n T，这里n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正数，它的经济学含义是非基础产业就业人数对整个城市经济就业人数的关联性。把此式代入式(5-1)，然后整理得出:

定义T/B值为经济基础乘数，它代表基础部门就业人口的变动对整个城市经济就业人口变动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只要基础部门的就业人口出现ΔB的变化，整个城市经济的就业人口就会发生ΔT的变化。而且，乘数越大，这个连带的变动关系就越明显。实际上，影响总就业人口变动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①基础部门就业人口的变动ΔB本身意味着当地总就业人数的变动;②由于城市基础部门的生产需要借助非基础部门的投入，所以基础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会间接影响非基础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造成城市总就业劳动力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数n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出口联系”参数。在一些产业关联度很高的城市，其主导产业的产出变化将会带来本地区其他部门(特别是要素投入部门)的快速增长，这些地方的n值一般会比较大。相反，对于那些以农业生产为主要部门的城镇，类似的基础产业和非基础产业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因为农业产出机械化的过程本身意味着本部门(和其他部门)对劳动需求量的降低，可以预期这些地区农业产出的扩张所带来的其他产业的增长程度会比较小。

(二)凯恩斯乘数增长模型

乘数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R．E．Kahn)在1931年提出。凯恩斯(J．M． Keynes)在《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中进一步发挥而成乘数原理。把凯恩斯乘数运用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首先要根据城市经济的特点对各种经济增长的变量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定:用Yu表示城市的总收入，Cu表示城市的消费量，Iu表示该城市的总投资水平，Gu表示城市政府的支出，Xu表示城市向其他地区出口的商品，Mu表示城市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量。城市的总需求方程及其总需求各组成部分的决定形式如下。

总需求方程:

Yu=Cu+Iu+Gu+Xu－Mu　(5-4)

消费:

Cu=a+b Yu(1－t)　(5-5)

输入:

Mu=c+d Yu(1－t)　(5-6)

投资:

Iu=I0+e Yu(1－t)　(5-7)

税收:

Tu=t Yu　(5-8)

政府支出:

Gu=G0－f Yu(1－t)　(5-9)

上述方程中的参数都是根据城市经济的特点定义的，其中分别表述如下。

(1)a是城市的基本消费水平，外生决定，而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2)c代表城市必须从外地输入的商品量，而d则是边际进口倾向。这里的城市输入除了供应本地区作消费品外，主要是用于中间产品消耗满足本地输出产品的生产需要。因而，城市与外部关系的着眼点是输出水平的提高，为此，假定Xu是外生给定的，这是城市经济不同于全国经济的区别之一。

(3)e是城市总投资相对于当地经济总收入规模的边际倾向，即城市总收入的边际投资倾向。城市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型与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有关总投资的设定。在国家范围内的凯恩斯增长模型中，总投资一般被看成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量，其影响因素主要是利率和通货膨胀。但是，城市或区域经济增长的凯恩斯模型经常把投资的边际倾向看成是本地区总收入的函数，因为城市内的投资者和银行往往要根据本地的经济水平来发放贷款。而且，企业和居民在城市内的集聚会提高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从而借助集聚的外部性来增加当地的收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把城市的投资水平看成是外生给定(受到全国经济的影响)的同时，应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本地的收入情况。

(4)政府支出方程中的G0是城市政府根据实际需要计划支出的水平，f是城市政府依存于本市收入规模而需要变动或调整的边际倾向。国家范围的模型往往把政府支出G看做与总收入无关的外生变量，但是在城市中，政府在做出有关财政支出的决定时却必须考虑到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的财政支出计划具有逆向于当地收入水平的特点，为了弥补市民的需求缺口，当市民收入水平比较高时，政府的支出(公共投资与补贴)就少(从G0中减掉较大的一部分调整量使Gu变得更少)，而收入水平比较低时，政府的支出就高一些(从G0中减掉较小的一部分调整量使Gu不太低)，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居民的收入呈反方向变动关系，故f的符号为负。这是城市范围的增长模型与国家范围的增长模型之间的第三个差别。

如果假设政府的支出水平为Gu，而且按照固定的税率t在当地征税，这样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将会变成Yu(1－t)，于是:

Yu=a+b Yu(1－t) +I0+e Yu(1－t) +G0－f Yu(1－t) +Xu－［c+d Yu(1－t)］　(5-10)

整理后的凯恩斯城市乘数增长模型将变成:

城市经济增长乘数就是1/{1－［(b－d) +(e－f)］(1－t)}。它表明，当地方投资、政府支出或输出增加一个单位的时候，城市地区的总需求就会按照这个乘数的数量来增长。在城市地方税率t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乘数的取值就完全依赖于(b－d)和(e－f)的大小。(b－d)的内涵是城市居民消费本地商品的边际倾向与消费外地商品的边际倾向的差异，这种差异越明显，乘数值就会越大，因为相对较高的本地商品边际消费倾向意味着，更多的城市居民收入将进入本地区厂商生产的本地消费品的经济循环，这样乘数效应就会更加明显;而(e－f)的内涵是本地投资的边际倾向，反映了和本地收入水平相联系的本地投资规模。e描述了市民的私人投资行为，f描述了城市政府根据市民收入进行公共投资和补贴的调整行为，如果假定e＞f，表明由于收入的增长，市民私人投资超过了城市政府依据收入的调整量，这时本地的收入增长速度和私人与公共部门的投资差距，已经由Black证明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私人能够替代城市政府投资的调整量差距越大，城市地区总收入的增长速度就越快。这种包含了城市居民、厂商之间的商品流动(b－d)传导机制和地方投资(e－f)传导机制的乘数，就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复合乘数”。根据这一乘数，可以进行城市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分析。

(三)新古典城市经济增长模型

作为主流的城市经济增长研究方法，经济基础模型和凯恩斯乘数模型都侧重于把需求变动看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另一类研究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是从供给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即根据城市资源和要素生产能力，分析城市经济增长变化的现象和过程的内在机理。城市经济学家盖里、秋山和藤原(Ghali，Akiyamaand Fujiwara，1978) 利用索罗(Solow，1957)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式的城市部门生产函数:

其中，Y表示产出，u和t分别代表某个城市和某个时期，A是技术水平，e是自然对数，r是一个反映技术进步速度的数值(如0．03)，K和L是投入的资本和劳动，最后，α和1－α分别代表了产出对资本及劳动力的弹性。对上式全微分，可以得到:

式中的α和1－α之和等于1，表示假定城市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运用这一公式，可以对城市经济增长做出如下政策分析。

(1)测算各生产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各生产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分为绝对贡献和相对贡献两种。绝对贡献由ΔA/A、ΔK/K、ΔL/L的数值给出，相对贡献由(ΔA/A)/(ΔY/Y)、(ΔK/K)/(ΔY/Y)和(ΔL/L)/(ΔY/Y)的数值给出。

(2)测算技术进步的成效。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ΔK/K、ΔL/L、ΔY/Y的数值可以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计算得出，但ΔA/A无法由统计数字得出，因而采用剩余法计算。即:

要素投入比率不同，是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分析城市之间要素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盖里等人假定每个城市的产出弹性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城市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存在着差异，并且这些边际产出是由城市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比率决定的，并且采用美国城市的数据，估计了上述模型。他们从城市要素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假定出发，说明了在均衡状态，城市工资水平将会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而资本的租金即利率水平将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的模型，即:

这里，Pt是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它也被假定为在每个城市都是取相同的值。很明显，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将会决定城市间的要素价格差异。因此，有理由假设资本和劳动力会根据要素价格的差异在不同的城市之间进行流动。这就意味着每个城市劳动力的增长应该包括本地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量和由于要素价格差异(比如本地的劳动力报酬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从外部地区吸引过来的劳动力数量。对于资本积累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城市间的要素流动，是以劳动力和资本对于要素价格差异的调整不是“瞬间”完成的假定为前提的，即要素市场的调整机制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从长期看，生产要素的流动肯定能够消除城市间要素价格的差异。那些劳动资本比例比较高的城市一般来说工资水平比较低而资本的租金比较高。所以，这些地区会出现劳动力外流与资本流入并存的现象。按照同样的逻辑，一些城市会有相反的情况:因为它们的劳动资本比例比较低，所以相应的工资水平就比较高，但是租用资本的费用却比较低廉。如果进一步假定资本对要素市场价格变动的敏感性更高，那么低工资的城市将会因为具有较慢的劳动力流出速度和较快的资本流入速度而获得更多的生产投入品，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高于那些高工资水平的城市。最终，所有地区的工资水平会趋向一个稳定的均值。有关城市间工资和人均收入趋同的假说一直是城市经济学实证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之一。这方面的大量研究支持了存在城市和区域间的人均收入长期收敛的情况，不过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实际经济中的情况更为复杂，例如有些地区工资率一直高于其他地区，而且它们的增长速度也更快。这种现象不能由假定要素是替代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而必须开辟新的途径。

(四)城市经济内生增长理论

城市经济内生增长是指由城市人力资本及其相关要素，特别是知识的内生作用引起的经济增长现象。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学家罗默等人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论点是:①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设计思想创新、产品创新;②知识的内生作用在于开发新技术，并且促进知识积累，知识更新;③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人的知识水平)将决定经济增长率。由此可以推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着大量的优秀人才，他们作为城市主体在宽松有序的环境中会将知识转化为技术、商品或工具，从而通过创新的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增长，这就是以知识、技术的内生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当然，这个内生化过程离不开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城市基础设施的保障作用、城市政府管理的调控作用和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及要素聚集能力等。

根据城市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是最主要的内生要素。因此，只有长期不间断地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全面开放人才流动的通道，才会引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只有大幅度增加对R＆D的投入和提高微观经济基础的技术进步水平，才能给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内生动力;只有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尽快使其现代化，才可以降低城市生产成本，提高城市生产率，增强要素聚集能力和要素流通能力，进而保障经济增长。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经济的内生增长显得越来越重要。

二、城市经济增长政策

城市经济增长政策是使城市经济围绕城市经济增长目标而实现城市经济增长的管理手段，它对城市经济的增长效果有重要的影响。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政策方法很多，这里从产业政策、要素投入和收益政策、公共环境政策三个方面讨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策略。

(一)城市输出部门和地方化部门的产业政策

从前面介绍的经济基础模型和凯恩斯乘数增长模型中，可以知道城市输出部门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城市发展政策的决策者应该努力寻找到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输出产品的生产部门，并为这些部门的发展制定产业政策。

1．确定城市基础部门

城市基础部门的经济特征一般表现在:①输出产品的产值占本市总产出的很大比重;②较多地采用本地投入品，增长乘数高;③较高的边际输入倾向转化为输出产品;④在全国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城市增长政策制定者要搜集足够的资料研究哪些产业具有这样的特征。技术上可以通过普查法、残差法、区位商法、正常城市法、最小需要量法加以确定。

2．制定扶持城市基础部门的产业政策

确定了城市基础部门，然后要研究采用哪些政策措施扶持其迅速发展，以带动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从城市政府的角度看，要在国家总体产业政策的指导下，确定本市的产业政策重点，通过地方财政税收政策、信贷政策、资源政策及收益政策等扶持城市基础部门的发展。

3．发展城市地方化部门的政策

地方化部门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托性力量，它的作用主要在于:①为城市基础部门提供中间产品;②为城市的各种生产活动提供配套产品和生产性服务;③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种生活性、发展性和享受性的服务，使本地的一般需求尽可能实现地方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因此，城市政府要努力扶持本地化生产，在税收、信贷、资源和收益等政策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发展本地产业。

4．培育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现象在城市地区往往是由城市基础部门的发展吸引它的上游和下游的生产环节，以及由集聚经济原因形成的本行业规模的扩大而导致的经济现象。它是现代区域性发展的主要原因。城市经济要发展，没有一个产业集中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城市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条件，积极培育产业集群。其主要做法如下。

(1)积极促成本地主导产业的中间产品的本地化，实现其与上游产品的产业链接。主导产业不是支柱产业，它是指有较高的收入弹性、生产率上升率和产业关联度的发展性产业。发展主导产业和其中间产品投入，是形成产业集聚的基本途径。

(2)以优惠措施吸引城市域外与本城市基础部门类同的产业进入本市，以壮大本地基础产业规模，形成产业集群。

(3)支持本地的各种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的开发，以核心性产品的开发牵出系列产品群，实现创新性产业集群。

(二)城市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和收益政策

城市经济增长依存于要素的投入和投入的积极性。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资本、技术进步、企业家精神等;而投入的积极性与要素的报酬政策密切相关。

1．城市劳动力投入及其报酬政策

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持续稳定的增长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来源之一是外部劳动力的流入。现在很多研究表明，更大的劳动力转移将会促使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促使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该地区。所以，城市政府应制定促使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充分利用的政策。例如，防止劳动力歧视政策、同工同酬保证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使城市经常性地保持着吸收就业的经济增长的活力。同时，政府提供劳动力的公共培训，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使城市经济增长能够得到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者。

2．城市资本投入及其报酬政策

持续的资本投入是支撑城市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条件。根据中国的情况，城市政府一般应考虑如下一些资本利用和开发的政策。

1)积极采取提高私人投资规模水平的政策措施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私人资本总体投入不足的情况，并且在地方范围内的私人资本投资往往没有实现充分利用。为此，城市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来引导私人资本流向那些资本利用率更高的部门。例如，政府的税收减免、投资补助及对中小企业的扶助计划都会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这里，地方官员需要全面理解私人投资的重要性，特别是要注意研究私人投资对当地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

2)充分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投资的政策

对公共产品进行投资，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决策权力和社会义务。例如政府往往大量投资于城市大型机场、高速公路和运输管道等，为了实现对现有投资存量的维护，城市政府也必须投入相当规模的资金。所以，城市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在众多的大规模投资项目中，寻找到那些社会公益性强烈和回报率高的项目。

3)完善城市资金市场，广泛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从事城市建设

这里最主要的是疏通城市融资渠道，保证社会资金的市场流通，能够使投资人安全地获得市场收益，以便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3．城市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政策

技术进步具有多样化的形式:新的改进型产品的出现，更好的生产工艺及新技术扩散到更多的生产部门等。它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根本性机制。为此，城市政府应积极实施促进城市技术进步的经济政策。

1)知识创新政策

很多发达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政府往往制定大量政策来鼓励技术进步。它们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很多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提供各类资金支持，这是获得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2)中小企业技术进步政策

城市中小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薄弱，需要城市政府的扶持。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往往在城市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城市政府应尽可能鼓励和帮助它们采用先进的新技术开展生产，给予他们一些政策扶持，如优惠技术贷款、提供公共实验室、一般技术的公共供给等。

3)技术开发和生产关联政策

技术的开发过程往往和本地区的重要产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一些美国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校研发中心的发展和美国六个部门的地方化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城市地方政府应订立一些重要的技术开发和生产关联政策支持本地区的技术开发和经济增长。

4．城市发展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政策

城市内部有活力的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他们开展风险投资的行为。因此，可以把企业家精神看做是一种发现市场中的机会并借助开办企业的方式来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为此，城市政府应制定鼓励创业的政策，采用一些降低和分散投资风险的政策措施，利用各种措施来营造一种催生有能力企业家的商业孵化气氛。

(三)城市经济增长的公共环境政策

城市经济增长的公共环境是指城市的自然环境、文化和公共品(或者统称为“社会适宜度”)供给的状态，它是决定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摆脱了以往的资源、地理、气候、运输等约束条件，很多工业企业的选址都逐步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源、中间投入品或市场导向的特点，转而关注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适宜度”的城市可以让该地区的企业更容易雇用到有能力的劳动力。

1．城市投资环境的建设

城市投资环境包括多种内容，主要指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城市的资源、自然环境及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功能状态。每一个城市都有其区位特点，城市政府应充分发挥本地硬环境的潜力，结合本地环境状况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服务。软环境主要指城市的市场发育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城市市场发育水平将直接影响从事商务活动的效率，特别是要素市场的水平，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为此，城市政府应不断地完善市场建设，保证要素市场的功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也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因素，为此，提高政府自身建设将对城市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商业孵化环境的建设

商业孵化环境指适宜于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目前世界各地很多城市政府都在利用各种措施来营造一种催生有能力企业家的商业孵化气氛。商业孵化氛围有多种形式。在多数情况下，一些高校通过直接兴办技术和商业开发区来促使新技术或商务活动的发展。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想借助学校的研究人员的力量更快地把技术和科学发现转化为市场化的产品。现在，有关技术和商业开发区的案例研究非常之多，但对于一个成功的商业孵化基地背后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问题，还是当前城市经济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城市政府可以在这方面的建设中不断地总结经验。

3．城市经济增长的公共服务政策

城市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公共服务，如供水、供电、通信等公共企业服务和办理各种手续的政府服务。这些服务过去在中国一直由政府直接提供。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这些功能可以逐步地过渡到民间的公共企业，形成各种中介咨询经营的方式，政府则主要以法律为依据对这些活动实行监督管理。为此，要实施一些旨在提高效率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民间的公共供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