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经验

北京郊区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只要有以下四点。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农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的前提

北京市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起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旅游经济合作组织也不例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需要在党的领导才能发展起来，是因为在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那里，不会自发地产生合作制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列宁在《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中讲到：“只有共耕制才是出路。这种意识你们是没有的，但生活本身会使你们相信这一点。公社，劳动组合的耕作，农民的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农经济的救星，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6]北京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是在乡村党组织的坚强的领导下，在党的干部带领下组织起来的。没有各级党委的领导与引导，就没有乡村旅游产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是一个大前提。我们党领导与引导农民在乡村旅游产业开展合作的方法，决不是强迫命令，而是通过灌输合作思想，通过试验示范，通过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让农民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

（二）坚持国家扶持是发展农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条件

在北京市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国家的扶持作用主要体现在各级政府加大对郊区道路、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扶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市政府建立了乡村旅游部门联动制度，实行“部门联动，政策集成。

市农委、旅游局、发改委、园林、国土、卫生、工商、税务、公安、民政、环保、妇联等部门通力协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乡村旅游的指导、监督、管理，以促进北京市乡村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发改委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打造生态涵养发展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酒店和乡村旅馆，促进新农村建设，为北京市乡村旅游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北京市水务局制定了《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规划》，大力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美化了乡村环境。

北京市农委先后拿出1000多万元，建设、改造了20个市级民俗旅游村的基础设施，并为5537个市级民俗游接待户配备了冰柜、消毒碗柜。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市在郊区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了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三起来工程”（亮起来、暖起来、循环起来），极大地改善了乡村旅游的条件。北京市农委还颁布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登记办法，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旅游市场竞争铺平了道路。

（三）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发展农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保证

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拥有土地、山场以及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具备这个权利。只有城市市民到乡村来旅游欣赏的是整个乡村的景色，而不可能是一家一户承包地的景色。城市市民到乡村来旅游体验的是整个村庄的农耕文化，而不是一家一户的文化。无论是乡村旅游硬件的建设还是乡村旅游软件的改善，都离不开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所以，如果没有社区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参与，农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起来。社区型参与乡村旅游产业的渠道有三个：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兴办旅游企业，进行景区建设；三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专业旅游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扶持和引导。

（四）坚持体制机制创新是发展农民旅游合作经济组织的内在动力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合作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优越性，是一种客观的可以实现的性质。说可以实现，本身就包含着实现与不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差异的可能性。弄得好，效益高；弄得不好，则效益差，甚至没有效益。规模大小和集体化程度等等，都要依据实际条件妥善设置，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才能使合作制的优越性真正由可能边为现实。”[7]乡村旅游产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不能把合作经济的优越性，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关键在于其产权结构是否合理，内部管理是否完善，管理干部能力是否强，社员的合作思想十分牢固等因素。总之，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了能够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积极性的产权制度与运行机制。实践证明，机制体制创新是乡村旅游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