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乡村民俗文化的优点与问题

北京郊区农村民俗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不只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巨大的物质财富，它具有历史、文化双重价值。由于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北京地区的民俗对全国文化的发展必然产生辐射型影响，透过它可以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因而大力加以开发和利用民俗文化，可以有利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之后，宣传北京民俗，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优秀成分，既是体现“人文奥运”的重要举措，又是促进北京走向世界的直观而有效的行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郊区特别是部分山区农民适应城市居民观光、休闲、度假等新的消费需求，充分利用区位、生态以及民俗文化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民俗旅游，形成了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观自然景、赏民俗情、享田园乐”为主要内容的特色旅游，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近几年，北京郊区旅游市场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中，京郊特有的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吸引着众多市区居民到郊区旅游。在市区居民有强烈出游愿望的同时，郊区农民充分发挥交通区位优势、生态及民俗文化资源优势，不断开发出各类旅游、节庆活动，吸引市民前往旅游。截止到2006年底，北京郊区共有12个区县630个行政村开展了民俗旅游接待活动，其中市级定点村131个，占民俗旅游村的20.79%；全市民俗旅游接待户为1.26万户，其中市级民俗旅游接待户8143户，占民俗旅游接待户的64.48%；全市民俗旅游从业人员达1.83万人，同比增长29.73%；全市民俗旅游接待游客982.52万人次，同比增长29.47%，实现旅游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16.38%。这表明北京郊区的民俗旅游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态势，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的优点

1．京郊民俗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

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物质文化现象。地域或城市的历史对民俗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北京悠久而绵延不绝的历史，为北京民俗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经历了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期、夏商时期的古燕国道辽代以前的城市期和辽代以后的都市期等三个连续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长期发展、积淀、凝聚、升华，具有鲜明特色的北京民俗文化得以最终形成。

（1）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期——是北京民俗的萌芽期

50多万年前生活在房山周口店的“北京人”揭开北京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开始，北京的民俗发展历史也随之开始。在随后的新石器时代，北京民俗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进步。“东胡林人”的发现表明，人们已经离开了寄居的山洞，来到平原上生活，已经初步掌握了建住房我的技能。平谷的上宅文化，昌平雪山文化等处都出土了大量的生产工具、装饰艺术品，表明北京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产。上宅文化出土了石环、石猴、空心陶球等，北京民俗在这个时期渐渐产生了。

（2）夏商时期的古燕国到五代时期——北京民俗真正形成时期

这时期，北京民俗表现出农耕文明的特点。考古学家在北京挖掘了数百座汉墓和遗址，出土了很多与农业文明有关的器物。陶盘、灯、博山炉等生活用品，以及粮仓、井台、炉灶、陶质舂米甬等反映了当时的农耕民俗的迅速发展。

（3）辽代到新中国成立——北京民俗的发展成熟期

国都地位的确立，确定了北京具有京都韵味即“京味儿”的民俗核心。近千年国都得特殊地位，让宫廷、官绅与庶民之间的习俗得以相互影响与渗透，从而构成了北京与其他地域或城市民俗的明显差异。

具有悠久历史的民俗在北京随处可见。

京西“太平鼓”是北京市门头沟区老百姓自娱自乐、集体传承、集体发展的民间舞蹈，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当地的民俗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太平鼓自明代起在北京流传，入清后，京城内外太平鼓极为盛行。清末，太平鼓传入门头沟地区。历史上门头沟很多村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几乎都会击打太平鼓，清代宫廷中旧历除夕也要击打太平鼓，取其“太平”之意，所以北京也称太平鼓为“迎年鼓”。太平鼓在每年的腊月和正月最为活跃，在当地的岁时民俗活动中很吸引人。百姓们击打太平鼓更是对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期盼。打太平鼓不仅可以烘托节日气氛，也是北京郊区的节庆习俗的典型代表。

智化寺京音乐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音乐，源自宫廷、由僧人传承于寺院，至今已传承560年，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通州运河的船工号子，通州早在秦代就有漕运活动。通州位于北京市东南部，京杭大运河北起点，全区地处永定河、潮白河冲击平原，地势平坦，大运河从通州城东北的拦洪闸桥起始点，向东南蜿蜒流去，势若游龙。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漕运进入了鼎盛时期，通州成了“上控京阙，下控天津，……京畿转漕之襟喉，水陆之要会”。当时，每年运粮漕船两万余艘，首尾衔接十几里，伴随浩浩荡荡宏伟船队的，是此起彼伏，气势磅礴的号子声。如今，通州的船工号子已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门头沟区的千军台和庄户的古盘幡会，可以上溯到明代。据劳艺人们通过回忆家谱断定，这项活动已经传到第17代人。京西古幡乐是门头沟西部山区传承了几百年的民间吹打乐，是古幡会祭祀佛道儒时演奏的祭祀音乐。钟敬文老先生曾经表示：像古幡会这样的民间花会在华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说京西古幡乐珍贵，是因为它具有“四老”的特点：曲目老，从明代万历年间流传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乐班老，从明代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乐器老，庄户村的幡乐演奏乐器已有百年历史；艺人老，目前古乐班能够演奏的老艺人已经不多，最小的艺人也是五十开外了。说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因为京西古幡乐是珍藏在北京西部山村的不多见的儒家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以来古人尊崇儒教的历史现实，并且部分古乐曲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和研究价值。此外，围绕古幡乐存在的一些乐器，也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历史性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民俗事象的形成、发展乃至消失，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某一民俗风俗的形成，往往与一定的历史事件有关。具有历史传承性和稳定性的民俗文化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京郊民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

（1）民俗文化的组合性

民俗文化的组合性，就是不同种类民俗文化资源间、民俗旅游资源与自然、历史文化资源间的配套、组合。

旅游的目的主要是休闲、消遣、观光、猎奇、康体、增加知识，旅游者一般都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参观些景点（景物）。旅游企业因此也希望多开发一些旅游资源来扩大游客接待量，增加效益，因而孤立的、单一的旅游资源要素很难形成较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及针对旅游者，又针对旅游企业）。组合旅游资源形成旅游共同体，民俗文化旅游才具有魅力。

（2）北京民俗组合的丰富性

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类型：十类民俗文化项目在北京郊区均有分布。其中以民间舞蹈（37项）、传统手工技艺（31项）、民间文学（20项）、民俗（19项）为主体，占北京郊区民俗文化总量71.33%。具体来说，通州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县各有7种类型，门头沟区、大兴区、怀柔区各有6种类型民俗文化类型。除此之外，还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曲艺、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医药各形式。多类型的民俗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更增添了民俗文化的特色和色彩。如图15-14所示。

图15-14　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类型

北京民俗文化的特点之一是组合形式多样，门类齐全。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组合形式多样，即可节庆活动与游艺表演组合，如锣鼓喧天，金龙劲舞的庙会传统游艺项目。也可节庆活动与欣赏自然风光结合，如中国（怀柔）汤河养生文化节，游客可以体验养生汤河，并进行观光、垂钓等。既有田园风光与农耕民俗结合，也可农耕民俗与农家乐配套……组合成功的关键在于景点集中、类型多样、要素齐全、搭配和谐。

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的种类多样，范围广泛，几乎包括北京人民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物质生活等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自己的民俗。不同的社会也有各自得民俗。如果说圆明园、颐和园是目睹古代帝王的生活遗迹，那么胡同则是参观展示百姓普遍生活的历史博物馆。北京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性源于民俗的综合性和民俗旅游者社会构成的复杂性。

3．京郊民俗文化具有多民族属性

民俗，是时代的镜子，社会的窗口，通过对北京民俗的分析，可以充分看到各族人民相互适应、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

北京是我国首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元代以来，成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处华北、东北和蒙古高原三大地理单元交接地带，处于中原农业文化与塞上游牧文化的交接点上，多民族在北京这个地方相邻、融合，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互相吸收，不断集中，形成了丰富多样和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也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和发展了北京，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京味民俗。

北京民俗的最大特点，是北京郊区民俗由多种民族文化共同融合而成，其原因是有很多民族在北京定居。各民族在饮食、服饰、逢年过节的祝福、生活方式等方面各有特色。

在北京生活的各个少数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过程中，都形成并传承着各具特色的习俗习惯。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一，民俗事象千差万别，少数民族的民俗更是绚丽多彩。旅游者乐意去京郊进行民俗旅游，就在于享受不同民族的民俗旅游资源所给予的康娱。

民俗化人于细微处，却影响深远。汉俗中复合了不少少数民族习俗，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纯粹意义的汉俗，只有民俗复合时间的早晚而已。同样，现存的各少数民族也程度不一地受到汉俗影响。例如帽山满族二魁摔跤、汤河川满族彭姓家谱、满族珍珠球、檀营满族跤术。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深深的融入北京郊区民俗文化的汉域中来，互相渗透，共同发展。

少数民族在建设北京和发展北京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自70万年前，到公元221年秦统一全国是北京民俗的初步形成时期。

1995年北京市文物局宣布把武王灭商（公元前1045年）作为北京建城开始，以此计算，先秦时期少数民族在北京地区的历史约一千多年。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考古分析证明，当时北京地区的文化包含着几个民族的文化。延庆县军都山南麓山戎部落墓地的考古，证明山戎文化是一支自成体系、自具序列独立发展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燕都蓟城一带仍是各族杂居地区。燕国疆土北接东胡、山戎，东有孤竹、肃慎，西北与匈奴为邻。燕国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又是民族杂居地区，这里的习俗文化既受北方民族的影响，又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有很强的多民族特色。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燕地、蓟城成为君主专制统一国家的东北军事重镇，交通贸易枢纽和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军事前进基地，到隋唐时的幽州发展成为北方多民族的大城市。

（2）从公元938年辽朝占据幽州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是北京民俗的成熟时期。

辽、金、元、明、清五代封建王朝政权，除了明代和民国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其他几个朝代全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京在建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是多民族杂居散居地区。辽代的南京近一百万人口，少数民族占相当大比例。金朝中都居民仍以汉族为主，其次是女真、契丹和渤海、室韦等族居民。元朝在北京地区建大都，调大批漠北及西域等少数民族随蒙古军队进驻中原，世代在此定居，如晨吾儿村（今魏公村）、回民营（今顺义县内）、高丽营（今通州、顺义均有）、阿速村（今昌平县内）等即是。明代随朱棣来京的也有不少回族人口。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主体是八旗军民，以满族、蒙古族、汉族人为绝大多数，另外还有少量的朝鲜族、达斡尔族和俄罗斯等民族。

少数民俗习俗对北京民俗的影响体现在服饰、饮食、居住、节令习俗、语言等多方面。在服饰方面，明清以后北京居民喜穿的袍褂、喜戴的毡帽鲜明地体现出北方少数民俗如蒙古族的特点；在饮食文化方面，发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烤肉和涮肉形成北京饮食的基本特色；在居住方面，院落式建筑是以北方汉族传统建筑为主体，但也包含了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格，清代的建筑上面有天花板，下面有火坑，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为保暖而带来的习惯；在节令习俗方面，正月十五闹元宵、腊月初八喝腊八粥、三十晚上吃饺子，大多都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俄习俗有关。在语言方面，北京话中融进了很多民族的语言因素。清代北京话是“汉语胡音”。像众所周知的“胡同”一词即蒙古语“水井”的意思。在北京话中保留了不少满蒙古词汇，如“虎势”“把式”等等。

总之，我国其他地区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共存于北京的民俗文化之中，它们对北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京郊民俗文化具有古朴性和乡土性

民俗旅游资源是民间文化生活的体验与反映。民俗作为普通百姓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是人们维持生命和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和方式。民间生活的质朴性决定着民俗文化的朴实性。民俗风情是一个地方的民风、传统、习俗和禁忌等的总称，它具有古朴性和乡土性。北京郊区的民俗文化取材于民间，民俗旅游资源原汁原味，真实、自然的反映民间生活的原貌，具有乡土气息，突出地方特点。

有着850多年历史的北京城，地域文化浓厚，其特点之一就是在一些地名的命名上，表现出北京人古朴的民俗情结。人们常常将自己的心愿通过地名这种特殊的形式表达出来。据统计，在京城地名中含有“福”“禄”“寿”“喜”“安康”“太平”等吉祥字眼的达150多个。表现北京人民俗情结最多的莫过于带有“福”字的地名了。每当新一年来临，人们祈求最多的就是合家幸福，于是便有了贴“福”字、到寺院里祈福和亲朋好友间相互拜年祝福等习俗。为此北京地名中被大量嵌入“福”字，以图吉祥之意，如多福巷、三福巷、五福里、千福巷、万福巷、金福苑、儒福里、天福巷、定福庄、隆福寺街、纳福胡同、幸福巷、幸福村、幸福大街等。

北京的四合院吸引了无数外国友人来参观、居住。鱼缸、天棚、石榴树在老北京方阔四合院里，散发着特有的老北京生活气息。轿子、洋车、青花瓷圆桌，别致的摆设给这个宁静的院落增加几分古朴典雅的韵味。坐上轿子当一把中国新娘，抖抖空竹体验传统游戏。小小的四合院成了外国游客体验老北京乡土韵味的一个小乐园。

（二）北京郊区乡村民俗文化的问题

1．京郊民俗文化的易逝性

（1）易逝性概述

民俗文化的易逝性，是指民俗旅游资源在被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很容易遭到破坏甚至消失。从理论上讲，民俗文化是无限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能够成为民俗文化的民俗事象在不断形成，不断被人们利用。但如果对某一具体的民俗文化事象利用、开发不当，就会质量下降，有损其应有的毅力和吸引力，甚至被完全破坏。不仅有形的民俗文化事象如此，无形的民俗文化资源更是如此。

在民俗文化产品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措施不当，及市场化和与外界交流的加剧，就有可能使得民俗旅游资源偏离原来的轨道，甚至被歪曲、同化以致消亡。

（2）易逝性举例

在我们调研中发现，有好多郊区的民俗特别能反映它们当地的特色，这种民俗甚至已经历经百年、千年坎坷历史。而如今，由于村子的贫穷，青壮年不得不外出打工，导致能继承这些民俗的人力资源缺乏。诸如：通州的花丝镶嵌制作工艺；其次，每次民俗文化节，都要有部分开销，然而村政府的贫穷，这部分的开销只能来源于对民俗文化特色充满兴趣的表演艺人，长此以往，这些艺人也逐渐缺乏积极性，缺乏热情和兴趣。如此趋势发展下去，不到十余年光阴，随着这些老艺人的离去，这些拥有千百年历史的民俗特色文化便被人们所淡忘。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万建中曾递交一份提案，呼吁：北京有许多古老的民俗文化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必须马上对北京民俗进行一次大普查。北京正面临消失的民族文化有很多，如：京西古乐，智化寺京音乐，通州船工号子等。

北京西郊的九龙山庙会于1937年举办了庙会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门头沟，烧毁了娘娘庙，从此庙会活动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窑主们几次想集资重建旧庙，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办成。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林科院华北试验基地，旧日的痕迹荡然无存，仅剩一块残牌、一眼枯井，在向人们演示着过去的辉煌。

门头沟区的民间花会舞蹈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几个盛衰的过程。但在“文革”期间，乐器曾被卖了废铜烂铁，老艺人被批斗，民间艺术几乎被毁灭殆尽。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间花会作为科研项目才得以拯救，民间花会终于从小庭院、小山村走上了文化舞台，参加了重大的庆祝活动。

智化寺京音乐在八十年代起虽然经历过政府、音乐界人士和佛教界人士的发掘和抢救，但仍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智化寺26代老艺僧大都过世，目前仅余的本兴、福广又都年事已高，27代传人在技术上亟待提高。当前社会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对智化寺京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淡，使原本就“难学易忘少人知”的智化寺京音乐发展举步维艰。近两年，在北京文博交流馆的多方努力下，已逐渐采取保护措施、及时录制了现存所有45首乐曲。目前寺内设立了专区，每日进行4场免费演出。但是，智化寺京音乐传人在数目上还十分缺乏，乐队不能达到原来的规模，打击乐仍然面临失传的窘境，使京音乐在音色和内容上层次单一，不够立体丰富，远不能表现原有古乐的风采。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是指通州到天津段运河（即北运河）的船工号子。它是运河船工为统一劳动步调，增加劳动兴趣，提高劳动效率而创作的民歌品种，它与漕运船工的劳作紧相伴随。运河船工号子的渊源，如今只能根据演唱者的回忆追溯到清道光年间。运河船工号子以家庭、师徒、互学的方式传承。如今运河传人只剩通州永顺镇盐滩村74岁的赵庆福一人。

（3）如何应对民俗文化的易逝性

对于无形的“精神民俗”，应当组织专门的学术力量承担对民俗文化容易或已经湮没的无形精神内核的发掘并保护。著名北京民俗专家崔普权认为，收徒也是继承和传播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如“宝刀衡”的传人衡起通拜民俗专家常人春为师、“风筝孔”的传人孔炳彰拜民俗专家赵书为师。

而就民俗物质文化的保护而言，博物馆的普遍建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现在全国各省市，大都建立了这种教育机构。但对已遭破坏的民俗文化事象，即使通过科学研究、搜集资料等方法进行人工复原，也已经不是原貌，终有遗憾。所以，在开发民俗旅游资源、发展民俗旅游时，应时时不忘民俗旅游资源的易逝性，提高维护民俗旅游资源安全的自觉性。

2．京郊民俗文化的不可根移性

民俗文化是地域的民俗，它是与一定群体或民族久居的地域条件相适应。民俗一旦离开了它生长、滋润的土壤与环境，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失去原有的魅力。

民俗文化的不可根移性决定了民俗文化应该是由旅游者来旅游地感受民俗旅游文化，而不是移民俗文化去旅游客源地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但在实际工着中确实存在着移民俗文化资源趋向旅游者的问题。有些地区，主要是民俗旅游文化资源不足的地区，为了发展旅游业，增加旅游节目，或者请民族地区的演员进行民俗表演。有的地区建立民俗主题公园，如深圳的“中华民俗文化村”，吸引游客。他们的这种行为，有的取得成功，有的效果不甚理想。

京郊民俗文化的不可根移性还表现在特定的民俗氛围的不可创造性。如在四川农家院看京西幡会表演就不及在门头沟区看有气氛。

移民俗文化趋向民俗旅游者的现象，就本质而言，它不是民俗旅游资源的移动，而是民俗旅游资源的“仿制”。因为民俗文化的本体还在原地，人们只能移动“形”，而不能移动“神”。尽管农民俗文化的仿制丰富了某一地的旅游内容，增加了旅游吸引力，但旅游者欣赏时已绝非发生地、存在地的感受。

3．民俗旅游资源特色不突出，档次较低，项目开发贫乏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俗旅游活动在北京郊区兴起以来，各区县政府早已意识到旅游业将会给所辖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并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民开发这种崭新的旅游形式。但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区县的民俗村没有真正挖掘出当地的资源特色，存在重点不突出，特色不鲜明等现象。爨底下村九成的民俗旅游接待户为食宿接待型，农家院落布局基本相同；饭菜皆为普通的农家饭，如贴饼子、拌黄瓜、炖南瓜、小鸡炖蘑菇、葱花饼和少数几种山野菜等。在接待档次上，局限在吃农家饭、睡农家炕的初级水平上。

这种雷同的情况导致了民俗旅游接待户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和经营特色。接受调查的大多数游客反映，该地区没有开发与民俗相结合的景色和娱乐项目（如村落周边的山水资源，休闲健身活动），游客除了吃住外无所事事。

北京的乡村旅游，在“民俗旅游”的名义下，由景区附近农民自发开展食宿接待至今，已经有十几年的历程，但是时至今日仍然处于无个性、无内涵、无民俗、无形象的低水平、同质化层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乡村民宿从根本上讲，是主人兴趣、品位的一个体现，而城乡的差别使农民搞旅游，不能准确地把握城市居民的需求，农民作为经营主体，其资金、能力、眼界、市场资源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只能十几年如一日滞留在提供简单食宿这种很低的层次上，难以得到进一步提升。

纵观目前京郊乡村旅游，所谓的民俗旅游村、民俗旅游户，仍然得不到广大市民的认可，而口碑较好的，如怀柔区的鹅和鸭农庄、山吧等，无一不是城市经营者投资的项目，但是数量极少。而且，面对国内其他城市郊区农村旅游的大步发展，如四川成都的“五朵金花”、杭州郊区的乡村旅游，京郊民俗旅游的特色明显不够突出。

4．民俗文化挖掘得不够，缺乏吸引力

《中国民俗旅游》一书中提到，参与民俗旅游的游客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约八成的游客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他们存在着求新、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他们参与民俗旅游是希望真正能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了解各地的民俗风情。但民俗文化挖掘不够造成民俗文化缺乏吸引力，是目前京郊某些民俗文化景点的遗憾。

京西地区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发祥地之一，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了璀璨的民俗文化——它以永定河文化为主脉，以丰富多彩的民间戏曲、民间歌曲、民间谚语、民间故事、民间花会为载体，以妙峰山、百花山、九龙山宗教文化为中心。京西古幡乐堪称音乐“活化石”，自春秋起流传于门头沟区的大山深处，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被文化部定为全国第二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京西民俗文化的整理、展示、出版和开发，将极大地吸收人们关注京西民俗文化，丰富民俗旅游的文化内涵。但实际情况是目前的民俗旅游多数还停留在简单的食宿接待上，“民俗味”不浓。以爨底下村为例，目前只有一两户人家展出了一些民间工艺品（剪纸、窗花）。而上面提到的京西文化虽然经区文化局进行了长期的整理发掘，并已出版了一些专著，但当地的民俗接待户对此知之甚少，更提不到向游客进行展示。当地的一些自采山茶、特殊风俗等活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游客在此游玩之后，对当地的生活、生产习俗和民间艺术知识收获甚微，没有达到民俗旅游的目的。

5．民俗接待户整体素质不高，前瞻性差，缺乏诚信意识

农村发展旅游业也有若干年了，旅游业带给农民的经济利益是前所未有的，农民尝到了甜头，多数人安于现状，而没有考虑到以现有的经营方式还能“火”几年。经济学中有个“生命周期”的概念，当事物到达成熟期时发展速度将会减缓，如果没有推出更加新颖、能够吸引人的东西，那么必将衰败。民俗旅游亦是如此。农民受地域局限，思路较狭窄，信息较闭塞，这使得他们不成熟的接待水平、品牌意识、宣传营销的手段等将成为其发展的严重阻碍。如果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系统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那么民俗旅游的发展前景将会一片渺茫。做生意的人最讲究的是诚信，民俗旅游的经营亦是如此.而一些民俗户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诚信意识较差，价格的任意浮动，提供质价不符的服务，使游客有被骗的感觉。这种现象不仅有损农民在城里人心中淳朴的形象，也会严重影响旅游者的体验。

（三）总结

50多万年的深厚历史沉淀，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1000多年的都城史，北京民俗就是在这样的沃土上形成、发展的。多民族文化的汇聚，皇家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北京民俗的丰富多彩和高雅大气；近代欧美的侵袭，使得北京民俗又多了一份现代气息。京郊民俗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丰富多样性、多民族属性、古朴性和乡土性的优点，在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同时，京郊民俗文化具有易逝性，在与外界交流和市场化的过程中，民俗旅游资源很可能偏离原来的轨道，甚至被歪曲、同化以致消亡；民俗文化的不可根移性，特色挖掘不够，项目开发贫乏，吸引力缺失等都是京郊民俗文化的缺点，在民俗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尽力加以完善和修补。

因此，对于我国极为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资源而言，眼下和今后一个时期既应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有计划地科学开发利用，更迫切地需要首先采取有效措施抓紧保护。应始终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的总体和长远考虑。当前和今后，正确的指导理念是先保护、后开发。保护工作应按以下层面进行。

1．对濒临消失的民俗资源的抢救性保护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带有民族和地方民俗特色的民间工艺以及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及其用具，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的社会变迁中，在外来文化的强势进逼挤压下，或已经面临消失，或已经被挤到边缘。因此，必须尽快抢救，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保护工作。要投入人力物力让这些民俗的有形系统不至于自生自灭，而且还应该让其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以维持传承为目的的生产复制和经营活动，甚至可以完整地保存或复原一些民俗。

2．要尽量全面完整的收集和保存民族文化资料

传承至今的民俗，大多是健康、积极的，其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使一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旧习俗，对之当然不必保护提倡，但也应当将其资料尽量保存下来，以为学术研究服务。为此，应尽早组织力量进行民俗普查（包括物质民俗和精神民俗）。既查阅、汇集、整理传世文献中的民俗资料，也开展一定规模的田野调查，编制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直观形象的民俗宣传画册、知识手册指南、影像资料，将现存的民俗以文字、图片、影视和音像制品的方式加以记录、整理和保存。同时，文字、图片、影视和音像制品工作做好了，本身就可以形成文化产业，是一种既用具有永续利用价值又可以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开发方式。

针对保护开发工作往往只重视有形民俗的现象，应当组织专门的学术力量承担对民俗文化容易或已经湮没的无形精神内核的发掘并保护，这样才可使已得以保护以至开发的有形和仪轨层面因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不失神韵。

3．在京郊民俗旅游开发中，要将自然风光、文物古迹与民俗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特色，创出品牌

要把农村当地服饰、饮食、居住、交通、礼仪、节日、游艺、农业等结合起来，充分开发民俗村及周边的休闲项目以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延长游客停留的时间。要在民俗旅游文化内涵的挖掘上狠下功夫，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农为本，充分挖掘、利用当地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强调原汁原味，打造一些真实、土气、小型、充实的旅游项目，如农事体验型旅游、老年人的休养式旅游、农村科普知识旅游等，形成多形式、多项目、多季节的民俗旅游文化系列。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通过正面宣传引导、侧面监管等措施，培养民俗旅游从业者的规范服务意识，使其自觉维护行业整体形象。加强对本地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方面的知识培训认真挖掘、总结地方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使“农家乐”旅游与当地民俗风情和乡土文化有机结合，提高民俗旅游文化品位和服务档次。尽快制定有关民俗旅游的经营许可、安全卫生、价格税收等政策，使民俗旅游发展做到有章可循。对民俗旅游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必须集中销毁处理，做到发展和环保同步进行。拓宽投资渠道，完善基础设施民俗旅游发展初期，政府的政策、资金扶植是必要的。适合发展民俗旅游的地区，多数是生态环境和文化特色较好的山区，农民进入民俗旅游产业一般都需要有一定的外部投资。政府扶持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应允许部分资金用于发展民俗旅游，着力解决农民创业资金的问题。同时应处理好政府扶持与市场化发展的关系，帮助民俗旅游村（户）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采用股份制、合营制等多种方式扩大投资额，改善融资环境，吸引和利用社会资金，拓宽投资渠道，逐步引导民俗旅游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民俗是历史积淀的时尚。追寻传统文化在城市中的传承脉络，我们会发现，新旧民俗的消长，是时代的生动写照。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北京，为历朝人文荟萃，公藏私藏，典籍斐然。我们希冀，奥运会之后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在这个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国际大都市寻古探幽，探究到老北京悠长的历史，寻揽到古都浓郁的民俗风韵。

4．要特别突出农业产业本身的文化，尤其是向特色农产品注入文化含量，突出农业文化创意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所欠缺，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农村有农村的特色，农村有深厚农业文明、农耕文化积淀，有丰富的农产品，对城市居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北京市十三个郊区县在特色农业方面，经过近几年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开发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特色，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业品牌，尤其是对特色化唯一性农产品的大力培育与宣传，加上引入城市富集的智力资源，使得京郊农业呈现出品牌化、特色化、创意化的发展趋势，形成了全新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文化，为郊区的民俗文化开发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源泉和动力。

因此，农村的民俗文化开发，应该包括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农业产业文化开发两大部分。以农业产业文化来突显农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建立地方特色，且由产业相关的文化活动中，引导社会公众更深层的了解农村的人文、历史典故，认识到农业与生活的密切关联，也通过对农业生产情形的认识，进而关心、珍惜农业产业，并带动它从第一产业转为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及农产品的消费，而借由农业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使消费者除了在购物上有新体验外，从中并可追求深度的文化经验，满足对农村文化的好奇心与寻找怀旧的情怀，建立起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新观念、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