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与民俗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间喜庆、节日习俗、隆庆大典等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千姿百态。湖南是烟花鞭炮之乡，烟花鞭炮与民间喜庆、祭祀庆典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国古代，人们认为：火，可以拔除不祥。火花，是喜事降临的预兆，声响，能惮吓鬼魅，驱散戾气；烟则使阳气上升，古语“檀祀”，即升烟以祭的意思，表示一种诚心敬神的仪式。烟花鞭炮在燃放时正好产生这样一些声、火、烟、光等效果，很自然地和人们的观念及愿望相结合，成为理想的祭祀和喜庆用品，并逐步运用到许多民俗活动中。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观念不断更新，传统习俗不断变比并赋予了新的含义，但是，民俗活动中燃放烟花鞭炮的习俗始终盛而不衰。新中国建立后，古老的习俗较彻底地去除了封建迷信成分，但历史悠久的烟花鞭炮却伴随着解放大军的步伐响彻新生的祖国大地，并从此步入发展的新时期。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要总结和继承这些珍贵的遗产，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烟花鞭炮一经诞生，就和民间习俗形影相随。丰富的民间民俗活动为烟花鞭炮提供了宽广的舞台，烟花鞭炮又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民俗的沃土上。它们好似一对孪生兄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发展和更新。

1．烟花鞭炮与我国传统节日

逢年过节，民间总是少不了烟花鞭炮。尤其是新春佳节，大家竞相燃放，宁多勿少，鞭炮声不绝于耳。这是为什么呢？传说，爆竹的炸裂声可以驱除一种叫“山臊”的山鬼。自古以来，山鬼于新旧岁交接之际出来害人，所以家家都要放爆竹以驱之。不过在没有发明火药、纸张时，人们是用火烧竹竿时发出的爆裂声驱鬼的，当时称为“爆竹”，唐朝时称之为“爆竿”。宋朝时期有了用纸卷裹火药的。“爆竹”取代了以火烧竹的办法。后来又发明将许多小型爆竹用药线连成串，称为“鞭炮”，燃点后响声不绝。因为它符合人们驱鬼心理，所以很快为人们所接受。除了驱鬼神以外，烟花爆竹在传统节日中的民俗意义，还必须从我国传统节日的形成谈起。一年之中，我国有许许多多的传统节日，这些是各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在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作斗争中，经历漫长的岁月而形成、演变、发展起来的。每一个节日都拥有美妙动听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时代气息，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活真实而生动的缩影。我国传统节日，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们大体是农事祭祀、鬼神观念、宗教信仰、民族习惯诸等因素交织融合的产物。

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有着传统的重农思想，先秦典籍中以农民为“重民”。汉代有人提出“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先秦以前就有所谓一年四时（即四季）中“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等等。农民的生活及其社会状况围绕着农耕而展开。同时，与农耕有关的气候、季节变化等岁时受到重视，古代称为“天时”。“不务天时，则财不生。”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发现了气候等自然现象的规律，把一年分为四季，四季共12个月。并以5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一年之中得出12个“节气”和12个“中气”，合起来为“二十四气”，即习惯上所称的“二十四节气”。节气中的“节”字原意是指岁时中两“气”交接之时日，古人常在节日里开展一些活动，世代相沿，渐成习俗，如“清明节”、“芒种节”等。我国古代还以月亮的圆缺为确定节日的标准，如每个月的阴历初一，月缺，叫“朔日”，每个月的阴历十五日，月圆，叫“望日”。新年伊始，是“立春”这个节气前后，俗称“开春”，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的头一个“朔日”。正月十五为一年中月亮第一次圆的，即第一个“望日”。此外，还有如以水稻耕作相联系的“清明节”，从庄稼的栽培到收获，都有相应的节气、节日，都是和农时紧密联系的。我国历来采用农历（又称阴历），1912年改用阳历。新中国成立后，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为了区分阳历年和阴历年，在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将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将阴历正月初一日定名为“春节”。其他岁时节令仍依据阴历。

除天时以外，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还有土地及其地力，再有是“人和”。所谓“不务地利，则仓库不盈”。“人和”，即民心和乐，岁岁平安。在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中国古代，人们的最高期望是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然而，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严重不足，征服自然的能力极为低下，反而认为天时、地力和人和都是由神灵鬼怪来支配的，这些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神灵竟多不胜数，如四时神、寒暑神、日神、月神、风神、雨神、星神、土地神、水旱神、农田诸神、勾芒神、海神、水神、财神、穷神、男神、女神等。此外有五位天帝（即东方青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12位太岁神，天外有昊天上帝。走进各家各户“安家”的神，有门神、户神、灶神、井神、中霤神，连厕所都有神管着。如果加上道教的其他神仙，佛家的菩萨，就更神乎其神了。在鬼神观念的支配下，认为土地欠丰、天灾虫害、吉凶祸福，莫不由神所降。这种观念侵入古代社会各阶层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就连春秋时代的大学问家孔子得了病，也是他的弟子向神灵祈祷以求老师康复。今天看来，这些似乎可笑，但在当时确是事实。古代社会的每一个人，从皇帝臣民到普通百姓，概莫能外，都要祭祀鬼神（包括祖先、山川、日月、天地），而且唯恐祭之不诚，敬之不恭，否则神灵就会恼怒、生气，对这样的人要予以惩罚。“神必祸之”的人，流年不利，不得安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举国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事情了。统治者图国祚长久、皇图永固；民间求丰衣足食，至少能解决温饱问题。古代农民通过岁时节令的农耕仪式，祈求农耕生产的顺利和丰收，每当节令到来之前，人们忙碌于预备献给神灵的供品，在节日里忙祭神。农事祭祀，人事祝寿成为节日活动的中心内容，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节日里的每个家庭便是一处祭祀场所，而祭祀仪式虽五花八门，却都是围绕相同的目的。告神、安神、敬神、谢神、媚神、娱神、送神。都是实现共同的希望——“但愿明神喜，生恐明神怒”。除个人或家庭祭祀外，涉及众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如灭蝗求雨时，祭祀活动则由整个村子的村民或某地区的各村落民众共同进行。封建社会的农民为各种隆重而旷日持久的祭祀活动旧囊以役，几致陷入困境。同时，他们受到各种经济剥削，常年交租，故所剩无几。如果遇上荒年暴月，更是难以度日。却仍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神灵呵护，倾膏竭脂以求神仙。殊不知这种缘木求鱼的做法得到的仅是心理上的慰藉而已。

祭祀中，除了畜牲、果点、香烛等供品外，烟花爆竹，特别是爆竹，是不可或缺的，非但不可缺，简直是多功能。不管是迎神、媚神，还是喜庆、图吉利、驱鬼怪、祛病消灾、和睦邻人等等，都得请烟花鞭炮来登台献艺，一炸方休。这一炸除旧迎新，送走贫穷、送走疾病、送走忧愁，一切从头开始。读一读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文征明的《乙卯除夕诗》，即获此淋漓之快，诗中写道：

灯前岁酒笑相酬，镜里流光又一周。

人世百年原有限，吾生万事总无忧。

馀穷不用焚车送，残病都从爆竹休。

去日已除来日在，春风检历又从头。

读罢此诗，我们可以感受到烟花鞭炮在民俗节日中的妙用不仅生动形象，诗人随着爆竹声声心潮涌进的感受也跃然纸上。无怪乎千百年来，在传统的重要节日中，烟花鞭炮总是响彻神州大地。现在仅就汉族的传统节日，谈谈烟花鞭炮的民俗意义：

除夕放爆竹：又称“封门爆仗”，其意义和作用很多。一说是前面提到的避“山臊”这个恶鬼；一说是和睦邻居，即“竹爆和诸邻”；一说是除旧迎新，如唐张说《钦州守岁》诗云“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又清代钱裴山《和冯玉圃小除夕同夜直韵》诗云“长安爆竹千门响，凭送春风到禁庭”；一说是接灶神和天地间诸神，日人直江广治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记载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民间除夕夜放爆竹的情形：“到了深夜之时，人们打开大门，热闹地燃放爆竹，主人穿着礼服来到接神桌前烧香叩头。这时候，有的人家还‘焚钱粮’，即焚烧用黄纸做成钱状的‘黄钱’和做成马蹄银状‘元宝’，以及焚烧印有欢迎诸神降临字样的‘接神咒’。在腊月二十四日已升天的灶王爷的带领下，诸神于此时降临人间。为迎接灶王爷的降临，人们将已准备好的新的灶王爷的神像贴在厨房里。接完神后，主人便捧着线香来到屋里的神坛前行叩首礼，拜祭挂在屋里的祖先像和家谱。到此，接神的仪式便告终结，由此进入了正月。即使是平日里安静的街巷，在这一夜，热烈的爆竹声也会持续到天亮。”这是当时我国北方流行的习俗，南方则于接神桌前升起炉火，“迎神而祭”，燃放爆竹及其他风俗大体相同。

正月初一放爆竹，又称“开门爆仗”。一说是驱散疫疠之气，“岁朝（即正月初一日）开门，放爆竹三声，云辟疫疠，谓之‘开门爆仗’”。古人把疫疠视为自然界的一种“异气”，人一遇上它就会犯病，并很快传播流行，即今天所指的瘟疫。相传燃烧爆竹就能驱除这种异气；一说也是为了避山鬼，据南朝人宗懔《荊楚岁吋记》载：“正月初一日……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一说是喜庆春节，北宋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除旧岁，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上面两个例子都是烧竹起爆，但后来都被纸卷裹火药的“爆竹”取代。

迎财神放爆竹：旧俗正月初五日为财神爷华诞，家家户户于这一天早起迎神，财神又叫“路头神”，所以接财神又叫“接路头”。今长沙方言有“得路”一词，意为得财喜，与“接路头”含义相近。据说这天必摆上丰盛的迎神供品，鸣锣燃放鞭炮，财神爷才有可能光顾，只要财神一旦降临某家，此家必财源滚滚，获利以亿万计。然而，还得看谁起得最早，爆竹放得最响，引得财神注目，否则财神早就被别家“抢”去了。有的人想出新招，于头一天夜晚就开始忙着迎财神。蔡云《吴歈》诗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于是，鞭炮声半夜就响起来，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财神爷，又称作“赵公元帅”，据说他的名字叫“赵公明”，至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备受人们的青睐。正月初五，正是人们尤其是经营者们向赵公元帅大献殷勤的极好机会，其礼拜方式，莫过于放爆竹了。请看看1993年正月初五的上海滩，“近年来，财神老爷是民间诸神中最出风头、最受崇拜的‘明星’。正月初五，便是赵公元帅这位大腕，来人间走一遭日子。那天半夜零点起，整个上海滩就像一口爆盐炒豆的铁锅。后来，据报纸报道：全市爆竹碎屑共计30吨（自然不是全部，比如屋顶上的就大概没有清理了）。……初五上午，我也呆不住了，被好奇心驱使去了几个地方。在个体饭店集中的乍浦路，看到了壮观的景象，爆竹碎屑就像一条红地毬把路面都覆盖了。想象起当时万炮齐鸣的盛况，美食街简直是一片雷区了。”这里记载的“爆竹屑”的情况，的确令人咋舌。然不独上海，各地均有此“盛况”。它既表现了当今城市人以求发家致富的狂热心态，也有着传统文化和民俗意识的深厚根源。从传统习俗来看，正月初五日，是商店于新的一年“悬旌返肆”的第一天，又叫“开市”，或称“破五日”。因为习俗规定新年开市必须过五日方有所作为。商贾都在这一天祭财神，燃放鞭炮，以求新年开张就“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一天的祭神放鞭炮又叫做“烧利市”。各商家在这一天痛痛快快放几挂爆竹，以祈开市大吉。

腊月“报旺鞭”：农历年腊月，旧俗各家祭祀百位神仙，称“腊祭百神”，于农历十二月八日，即“腊日”行祭，或于农历十二月中择吉日良辰行祭。家家户户挂神像，像前置熊熊炉火，供桌上陈列三牲、酒和糕果，敲锣击鼓，燃放许多爆竹。腊祭用的鞭炮名目繁多，有“单响”、“双响”、“遍地锦”、“春雷”、“百子”、“一本万利”、“霸王鞭”等等。霸王鞭是由千百只小爆竹连接起来的成串鞭炮，燃点后声声相连，如同一言一语向神报告一年来的平安，所以腊祭又叫“谢年”、“过年”。“霸王鞭”又称为“报旺鞭’，预报来年兴旺之意。“三牲三果赛神虔，不说赛神说过年。一样过年分早晚，声声听取霸王鞭。”清代诗人蔡云生动地描写了腊祭中鞭炮的隆重场面。

祭灶神放鞭炮：腊月下旬祭灶活动，是最广泛而有趣的民间祭祀，燃放爆竹也富有特色。“灶神”，又叫“灶王爷”、“灶君”，据说，堂堂灶神就是灶锅上爬来爬去的讨厌蟑螂，湖南方言称之为“偷油婆”。这位由玉皇大帝派驻各家来的“长驻观察员”，掌握一家人的吉凶祸福，被奉为一家之保护神，一般人在厨房的北面或东面墙上设神龛，龛中贴着木刻印灶王爷像，有的贴的是灶王爷、灶奶奶的双神像。没有神龛的住家则贴在墙上。农历十二月下旬，灶神必回天宫向玉皇大帝报告，玉帝便根据这一家一年来的表现，决定来年的家运，交给灶王爷回去后安排。七天后，各家灶神沿故道返回，执行新一年的任务。灶神升天叫“送灶”，送灶之日在腊月二十四日左右。有的地方则“官三民四龟五屁六”，即送灶之日，做官的在腊月二十三日，平民百姓在腊月二十四日，开设妓院的老板（俗称“龟头”）在腊月二十五日，做男宠的（俗称“屁精”）在腊月二十六日。送灶必备两样东西，一是灶糖，二是鞭炮。腊月二十四日夜，各家将香炉、烛台、香烛、灶糖、灶孤掌果、油灯、爆竹陈放在灶神前，由男主人主祭，女人不得参与，旧时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礼俗。郭麐在《送灶词》中作了细腻的描述：

白米出磨如玉尘，帐煌作饼甘人唇。

青竹灯粱缚舆轿，红纸剪碎糊车轮。

愿侯上天莫逡巡，祝侯之来福我民。

勃谿诟谇侯不闻，男吟女呻侯不填。

常时突烟有断绝，有时脯膊烧湿薪。

侯居我家亦云久，亮如鲍叔如我贫。

上天高高帝所远，虮虱小臣纵疏懒。

平生所事不欺人，何况我侯皆在眼。

今朝再拜前致词，富且不求馀可缓。

有酒在瓶盛在盆，故事聊以糟涂门。

安知司命不一醉，我已独酌馀空樽。

千家送神爆竹齐，小儿索饭东门啼。

这首诗反映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生活和主人祭灶时的心态。诗中“千家送神爆竹齐”一句画龙点睛。仿佛一幅幅壮观的民俗活动场面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家家都有灶神，同在一个晚上升天，故而千家万户爆竹齐鸣，街巷喧腾。由此可知，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烟花鞭炮在民俗活动中如此广泛使用，并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

另有一首诗也描写了送灶时燃放鞭炮的情景，其中有这样两句：“一室团乐阿荣拜，阿熙爆竹惊如怪。索里哇哇戏阿勋，痴呆欲共而翁卖。”送灶神，即将“灶马”（一种印有灶王爷像的彩纸）等一起于灶门前焚化，算是灶神上天了。灶神“出发”前，鸣鞭以送。俗以鞭炮响声大，清脆连贯，是好兆头，来年大吉大利；放了哑炮，或半道中熄灭，则将有厄运。因而人们对祭灶的鞭炮十分注重，不仅放成串鞭炮，还放“天地响”之类的双响爆竹，质量也需上乘，生怕中间出岔子。七天后的除夕夜，各家再用同样的方式把灶神及各路神仙请回来，只是供桌上不再摆灶糖去讨好灶王爷。鞭炮总是少不了的，除夕之夜通宵达旦爆竹声不断。

元宵节放烟花鞭炮：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日，古称“上元节”，这天晚上叫“上元夜”，又称“元宵节”，虽然已是春节活动的尾声，却是喜庆活动的又一高潮。元宵节必赏灯，于是又称作“灯节”。元宵赏灯始于何时，说法较多，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始于汉朝。据说汉高祖死后，吕后及吕氏勋戚专权，忠于刘姓王朝的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等人杀掉诸吕，拥戴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因肃清诸吕的日子正是正月十五日夜晚，后来每逢这一天晚上，便举国上下点彩灯以示庆祝，习俗相沿形成元宵张灯节。此说是将历史事件附会于节日。从民间民俗活动的意向看，元宵节也是属于与农耕生活有关的农事祭祀活动范畴。不过，传说汉代已有了元宵张灯的习俗，唐代发展到较高水平。据唐代史料记载：开元天宝年间，“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

烟花成为元宵节的重要娱乐用品，至少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宋代以来，观灯与放烟火构成元宵节民俗中两大主要活动。南宋时，元宵烟火节目已十分精彩，单个的花炮水平很高，形成一系列高档品种，在此基础上，烟火匠师发明了将各种单个的花炮分组捆绑在高大木架上，再用火药线按顺序连接起来，只要把起头的引线点燃，各色花炮就次第自然燃放。经久不息，蔚为壮观。这就是所谓“集百巧于一架”的成架烟火。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宫廷的成架烟火阵营庞大，“宫漏既深，始施放烟火百余架”。到了明代，在组合成架的基础上花样翻新，发展为更复杂的烟火戏，利用火药燃烧的力量推动一些小型人物（傀儡）运动，甚至演绎出一段段故事情节。清代的烟火戏更奇巧变幻，清初烟火戏“炮打襄阳”、“火烧战船”，展示出两军交战拼杀、炮箭交驰，令人眼花缭乱。类似成架烟火都必须选择固定地点，就地观赏，耗费巨大。绑扎费工费时，不能移动。为方便保管、运输和灵活使用，明代中期又创新了“合子花”，后来成为清代高级烟火的主要品种。然而，这类极高级的烟花，仅仅为历代封建宫廷观赏专用。至多不过是地方豪门巨富能一娱耳目，平民百姓则无从问津。烟花不同于爆竹，它价值昂贵，“一赏而数百金”，升斗小民决无此消费能力。

烟花在元宵节民俗活动中表现为鲜明的三个层次：第一是专供皇帝及宫廷于喜庆中观赏；第二是豪门贵族家庭玩赏；第三是城乡带有群体性的社庙烟火会。宫廷烟火是封建统治者粉饰太平之具，借以表现“与民同乐”姿态，它的观赏范围狭窄，是极少数人的娱乐天地。豪门、勋戚、巨富的邸舍烟花是竟逞豪华、争奇斗富的标榜品，借以光耀门楣，显示阔绰和排场。《新刻绣像金瓶梅》中第二十四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赏元宵楼上醉花灯”，即反映这一特权阶层的民俗生活。唯有乡村社庙举办的元宵烟火活动蕴涵着浓郁的民情风俗和乡土气息。

宫廷喜庆烟花，号称“御用品”，规模庞大，场面壮观，变幻莫测，是历代烟火设计、生产、演技最高水平的代表，特别是清代宫廷烟火，每年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十五日结束，十五日晚是上元节观灯、放烟火的最高潮，这一天首先是宴会，接着举行烟火晚会，内廷王公大臣、在京外国贵宾均被特邀观赏。清代大文学家毛奇龄在《毛西河诗话》中对康熙二十四年（1685）宫廷于元宵节在北京南海子放烟火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既则火发于筒，以五为耦，耦具五花，抡升递进。乃举巨炮三，火线层层，由下而上。其四箱套数，若珠帘焰塔，葡萄蜂蝶，电车电鞭，川奔轴裂，不一而足。又既则九石之灯，藏小灯万，一声迸散，万灯齐明，流苏葩瑵，纷纶四垂。箱中鼓吹并起，鞉觱篥，次第作响。火械所及，节奏随之。霹雳数声，烟飞云散。最后一箱，有小儿从火中相博堕地，炮声连发，别有四儿花裲裆，杖鼓拍张，作秧歌小队，穿星戴焰，破箱而出。翕倏变幻，难以举似。然后徐辟广场，有所谓‘万国乐春台’者，象四征九伐，万国咸宾之状，纷纶挥霍，极尽震炫而后已。”这段描述仿佛带我们走进一个奇妙的世界。难怪就连文学巨子毛奇龄面对这种“极尽震炫”的烟火奇景“难以举似”，由此可见一斑。据记载：这次南海子放烟火，允许“臣民纵观于行殿外”，不论官民、老少、男女，“皆许进观”，康熙皇帝的这一做法，也算是封建帝王“与民同乐”口号下寥若晨星的一例。

乾隆时期，清代宫廷元宵节燃放烟火有了进一步发展，曾任四川、云南总督的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对清代乾隆年间宫廷中元宵节燃放烟火的盛况作了详细记载：乾隆年间，一般在北京圆明园以西（俗称“西厂”）的一座名叫“山高水长”的楼阁中观赏烟火。楼前有宽阔场地，宜于施放烟火。乾隆皇帝观赏烟火的御座常年设在山高水长楼的第一层，王公大臣则在楼上一层就座。十五日傍晚，乾隆皇帝在歌乐声中于御座就位，晚会随即开始。首先是16人的乐队出场（乐器有三弦、胡琴、古筝等等），向皇上叩头后，面对皇上席地而坐，合奏乐曲，并合唱满洲、蒙古歌曲。接着是摔跤表演，有勇士相扑，有赤体短裤儿童爬高竿等杂技节目。然后是10岁以下儿童列队作过堂枪射击演练。最后是朝鲜等外国艺术家演唱本国歌曲（有时还安排灯舞和清唱）。至此，文艺节目结束。由乾隆皇帝亲自宣布烟火戏开始，御前侍从通过传声筒向全场传此口谕。御前侍卫听到皇帝口谕后同时将各木柱上的合子花药线引燃。顷刻间，只见无数条金蛇风驰电掣般钻向天空，转瞬升至十几丈高；白色的焰火凌空撒下耀眼光芒，五颜六色盛开的万点奇花在白焰衬映下溢彩流光，艳丽夺目，拉开烟火会的序幕。接着，身穿貂皮蟒袍的御前侍卫每人手持“合子花”，一个接一个地燃放。合子内跃出人物、花鸟等，无所不有，当最后一个“合子花”——“万国乐春台”燃起时，布置在西厂沿河一线的所有花炮同时点着，顿时万响齐发，汇成烟花怒放的海洋。随着“万国乐春台”腾跃升空，乾隆皇帝缓缓站起，离开他的御座起驾还宫。聚观的臣民也相继散开、离去。这时，步军统领率清兵作防火处理。“事毕人散，河岸爆竹残纸殆寸许厚，而紫雾苍烟，迷漫空宇，亦历半时许方消尽也。步军统领率兵以水浇泼，谓之‘压火’。”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元宵节烟火戏的盛况。一夜尚如此铺张，连续六七个夜晚不停地燃放，所需烟花数量、品种之多，耗资之巨，是难以想象的。

上述还只是皇帝在北京时的情形，如果元宵节前后皇帝出行在外，那么除京城依旧按时燃放烟花外，皇帝所在的行宫还得举行专为皇帝观赏的烟火节目。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天子“至尊”、“至上”，在节日习俗中也不能例外。

豪门勋戚之家的元宵烟火也不同凡响，他们为光宗耀祖，显赫门庭而大放烟火，花费十分惊人，历代笔记、小说中多有描写。这里仅举清代蒙古亲王那彦图元宵节在北京那王府的燃放观赏烟火的情景：“从初一到十五日每日晚间常有活动，就是赌博和放花……放花三四次。约在晚间九时，一家人齐集组云轩前，这是最大的院子，四面有游廊。所放花炮是最时兴、高贵的，花筒、八角、葡萄架等。最后是放合子，先搭起高架，把合子系在当中，点燃引火，合子就开了。一层一层地从合子里下来各种玩艺或仙女等，火花围绕，灿烂夺目，确是好看。放花时，靠外面的东边的游廊站满了府外邻居二三百人，他们鸦雀无声，尽情看花。”那彦图所处的时代是清朝末年，这是当时王公贵族元宵佳节燃放烟花的较详细记载。平民百姓无此消费能力，只得隔墙相望。这时城市豪门烟火已淡化了祈祝礼仪和信仰色彩，较多的是以娱乐喜庆为主。

古代城郊、乡村社庙元宵烟火会，保存了朴实的民间民俗活动风貌，远非豪门烟火可比。上述那彦图王府的烟火，围观群众达二三百人，可谓不少，但都“鸦雀无声”，毫无生气。豪门与百姓，如同鲁迅先生比喻的贾府的“焦大”与“林妹妹”，社会地位悬殊，彼此隔绝，不可能产生感情的交流使彼此融合，形成喜庆的氛围。然而，农村群众的社庙烟火则完全不同。请看范来宗笔下社庙烟火的场面：

金衙是何园，其地旷非奥。

久成荒砾场，旁建社公庙。

居民思媚神，立竿光照耀。

空中掣金蛇，耳畔轰火炮。

争趋忘近远，聚观杂耋少。

有客远方皋，目笑头屡掉。

直记禁园春，盛会元宵闹。

漫天黑夜陈，遍地白日照。

锥蝶打襄阳，蜃楼现海峰。

垂老返江湖，百思不能到。

伟哉天上观，岂易人间肖。

即此娱社公，聊乞丰年兆。

这是一份极好的民俗材料：元宵之夜，村民不管远近纷至沓来。围聚在社庙前，挤挤攘攘，有高龄老翁，有少幼儿童，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远道来的客人，为之吸引，投入到这“盛会元宵闹”。烟花倏忽的夜空，时而黑夜朦朦，时而亮如白日。炮打襄阳，蜃楼、海峰时隐时现。多么生动的一幅节日风情画。人们何以如此忘情？人们何以如此狂热？原来是“即此娱社公，聊乞丰年召”。社公，是人们心目中主生万物的土地神，希望他带来丰收之年。综观中国民间节日习俗和群众活动，总是随着农事祭祀的脉博而跳动的，喜神之所喜，乐神之所乐。

元宵节的“闹元宵”是节日中又一种群众自发的民俗活动，也是用鞭炮声“闹”起来的。诗人范来宗《锣鼓》诗中写道：“轰连爆竹近还遥，到处喧阗破寂寥。听去有声兼有节。闹来元旦过元宵。”和盘托出节日鞭炮的热烈气氛。所谓“闹元宵”就是三五成群结队，各执锣、 、铙、钹敲打奏乐，走街串巷，一路燃放鞭炮，儿童嬉笑相随。常常是各队彼来此往闹至深夜甚至通宵，闹至十天半月乃止。这个习俗在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盛行。

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上国家的主人，广大群众成为节日活动的主体。烟花爆竹不再是旧时代宫廷、富豪的节日专用品。特别是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烟花步入千家万户，为佳节的祖国蓝天编织出彩虹世界。如今，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坐电视机前欣赏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成为节日风俗新内容。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开头的歌声，唱道，“鞭炮饺子成双喜”，“加上电视喜成三”。鞭炮、饺子、看电视称为“三民俗”，烟花鞭炮居三民俗之翘首，它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放点炮竹吧！”伟人毛泽东在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时说的这句话，代表着整个华夏民族的声音。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张玉凤回顾，1976年新年除夕夜，当时毛主席在他的中南海住所，“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达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到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炮竹是他为我们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我们去除旧迎新。”

今天，除夕之夜的爆竹，仍然意味着——除旧迎新！

烟花鞭炮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之万代，它们燃烧自我化而作为闪光、彩链，把欢乐和喜庆带给人们。

2．烟花鞭炮与婚丧嫁娶

毛泽东1927年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谈到农会权力时举了这样一件事：“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了，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在我国传统习俗中，放鞭炮表示向对方赔礼道歉，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我国，各种人际交往中，要表达喜庆或哀悼，如燕尔新婚、生意开张、新寓乔迁、高堂祝寿、破土奠基、华屋新成、生子添丁、功成名就、升学参军，或释嫌致歉、丧葬亲朋，如此等等，最普遍、最通常的方式就是燃放爆竹，这种习俗一直相沿至今。其他的习俗如旧时农民祈雨求晴，也是要放爆竹的。解放前山东省思县夏寨的祈雨就要燃放鞭炮。开始，“村民们抬着龙王像到了18里以外的赵王河边的张庄去。到了张庄后，就把神像放在该地的船上。村民们在岸上供奉祭品，焚线香，放爆竹，叩头烧纸，把带来的两只木桶装满水。同时，村里的老人站在前面读祈愿文。回到本村后，便将柳枝插入两只水桶中，村民们一同叩头。祈求下雨是村民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因而全体村民都参加祈雨，所需祭品、鞭炮的费用由村民共同捐助。这类农耕仪礼今已消亡，它却是我国解放前山东农村的真实生活写照。无论是现存的，还是曾经有过的各类民间习俗仪礼。总是与烟花鞭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婚嫁，古往今来，是人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古称“吉事”之一。贺婚习俗始于汉代，汉代以前是不允许庆贺婚礼的。《礼记》上说：“婚礼不贺，人之序也。”历周、秦而至汉代，贺婚都为禁令。但这种做法未免太没有人情味，且有悖人伦。所以历代多有越轨者，贺婚现象也多有存在。到了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宣帝下了一道诏书，认为婚姻之礼，是人伦中之大事；酒食相会，是行礼乐的方式，民间婚姻嫁娶为何不可以摆上酒席庆贺一番，并批评地方官坚持婚礼不贺的做法是一种“苛禁”，宣帝的提倡，使贺婚成为公开合法的习俗。不久太后利用大将田蚡与燕王女结为伉俪的机会，特下诏书，要求满朝皇族宗室及列侯前往田府贺婚，为这一习俗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婚仪礼也日益复杂和讲究排场，后来形成一系列程序，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朝、迎亲、拜天地、入洞房等等。婚礼期间，居室厅堂挂上“和合二仙”像。“和合”是中国神话中象征夫妻相爱之神，二像均蓬头，笑容可掬。一个手持荷花，一个手捧圆合，象征和谐合好。在婚礼中，鞭炮声时时响起，尤其是迎亲（将新娘从娘家接到新郎家）、拜天地（即新婚夫妇向天地、神佛、祖宗叩头施礼）、入洞房，鞭炮声更是热闹。我国上海郊区至今流行的迎亲放爆竹习俗既有传统遗风，又具时代气息。特别近年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住房建得非常漂亮，大都是两上两下的小楼房，洞房布置十分讲究，光床上的各色被子就有20层，一直叠到天花板。当新娘被接到男方家门口，新郎家立即响起噼里啪啦清脆的鞭炮声，谓之“点旺火”。放完爆竹，燃烧起用彩色纸围着的竹枝。据说，这样小两口婚后日子红火，美满幸福。如今，特别是在城市，婚礼比旧时大为简化，但无论怎样简化，鸣放鞭炮总是不可缺少的，而且鞭炮的档次更高，品种更多。

丧葬死者是古代人灵魂不灭观念的产物。我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礼仪使隆祭和厚葬传统延续数千年。旧时，丧葬也称“白喜事”，与婚礼一样受到人们重视。旧时的有钱人家，人还没死，棺木早几年就置办了，每年上一道漆，多的漆至数十次，使坚如铁石。葬地也是预先选择，讲究风水、龙脉好，等到人死后，则经小殖、报丧、大殖、发讣闻、接三、伴宿、出殡等烦琐丧仪，最后将棺木在寺庙中存放一段时间，方埋入土。“大殓”，就是将死者放入棺木，入棺的时间要慎重选择。小说《红楼梦》里写到贾敬死后，“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丧仪更是奢华，其六十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浪荡子情遗九龙珮”，写了贾敬灵柩进城：“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是日丧仪尡耀，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道看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出殡”俗称送葬，即将棺木抬到墓地埋葬。达官贵人送葬队伍庞大，前有仪仗、旌幡、乐队引导，喇嘛、道士、僧人奉经相随，后是死者的孝子贤孙坐轿，然后为灵柩，灵柩后面是死者女眷坐的轿子，最后是执干戈斧钺的后护，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延绵数里。沿路纸钱飘飞，鞭炮声不绝，据说是为死者灵魂开道。到了农历清明节前后，我国民间有墓祭习俗，俗称“扫墓”。扫墓时，将长方形五色纸压在坟墓的封土堆上或系于竹竿竖立在墓侧，称作“压墓”或“挂坟”。一般都带上墓祭供品，诸如干菜、糕果等，叫“揖墓粿”。如家中正值娶妇或添丁，就要修葺墓基、墓地，叫“培墓”，所带供品也比平常墓祭要多，需十二品，扫墓必焚烧银箔，燃放鞭炮。墓葬附近的农家孩子们听到爆竹声都会围到墓旁，扫祭者将所带糕饼分发给周围的孩子们，这种糕饼称之为“印墓粿”。

举办丧事燃放烟火因耗资巨大，一般只是极少数的富商大贾家庭丧葬中才有，但也不乏其例。据一位浏阳专营烟花鞭炮数十年的老先生王煦生说：“1935年浏阳巨商郭绍卿家做丧事，在西门外状元洲放一次‘桶花’，历时3小时之久，一层层人物故事，层出不穷，一座桶花费光洋800元。”平民百姓甚至艰于衣食，无力营葬，汉代的董永，因葬母只得卖身为奴，是有史料记载的真实故事。隆祭和厚葬是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反映。解放后，我国普遍实行火葬，丧葬从简，但直至今天，治丧和墓祭等民俗中燃放鞭炮却是始终不移的习俗。

新寓乔迁贺喜，源于古代的“暖屋”风俗。古代人把某人移居新宅或迁居、亲友送礼饮宴祝贺这种活动叫“暖屋”。据明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今之入宅与迁居者，邻里醵金治具，过主人饮，谓之‘暖屋’，或曰‘暖房’。”移居相贺，是自我国汉代就已有了的习俗，有史料记载：平恩侯许伯搬入府第，当朝丞相、御史大夫、将军、中二千石等官员不断前往许府祝贺。这一习俗至今仍较普遍。乔迁之喜鸣放鞭炮毋庸置疑是在鞭炮发明之后，但具体始于何时，尚待考证。今天迁居相贺，通常是燃放爆竹，通常方式是亲友携带爆竹、礼品，造访主人新居，先在新居门口放一挂或几挂鞭炮，然后再由主人引进居屋。

华屋新成庆贺，古称“燕贺”，也是至少在汉代已形成习俗。《淮南子·说林训》记载：“大厦成而燕雀相贺。”意思是说，一栋新房落成后，燕子、鸟雀纷纷于屋梁上构窝搭巢，唧唧喳喳飞舞嬉戏，如同相贺。所以后来就以“燕贺”用来指祝贺新居落成。唐朝时，诗人孟浩然的一位好友新建成一座楼亭，很多官僚前往贺喜。孟浩然不事权贵，不愿跟着这些官员一起去祝贺，于是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心迹，同时也是以诗为贺，诗中有两句，“愿随江燕贺，羞逐腐僚趋”。意思是，我宁愿随着江中的春燕去祝贺你的华厦新成，而让我跟在那些腐败官吏们去则是一种羞辱。这里实际上借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不与腐败官僚同流合污。“燕贺”一词却用得恰到好处。如今这一习俗仍盛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盖房的与日俱增，华屋如雨后春笋，人们登门祝贺，爆竹声更是噼噼啪啪，响彻云霄。

生子添丁相贺，古代亦有之。古代婴儿出生后满百日，或满一周岁都要以一定的方式庆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记载：“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啐（音醉），至来岁生日，谓之周啐”，后来更有发展，小儿新生第三日也宴请客人，称“三朝酒”，满百日为“百日酒”，满周岁为“周岁酒”。这些传统习俗，意在预祝孩子身体健康，至今我国城乡，尤其是农村仍较盛行，有的地方也有燃放爆竹祝贺。

在古代，科举考试获中、仕途升迁等视为光宗耀祖之荣、功成名就之事，莫不庆贺，尤其科举场中，无论秀才、举人、状元、进士，获中者喜形于色。试院的差役敲锣击鼓，鸣放爆竹，登门报喜。特别中了状元、榜眼，报喜尤为热闹，俗语有以中状元为“平地一声雷”。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许多生动的描述。时至今日，秀才、举人早已成为历史，庆贺的对象转移到了升学、参军、事业成功等方面，但也有以燃鸣爆竹为其庆贺方式的。

兴业开张时放爆竹，取“开张大吉”之意。古时店铺都供有财神，于正月初五日财神诞辰之日，鸣爆竹以迎神。这种习俗为今天的经营者们大为发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经济迅速发展，几乎天天都有个体新店开张，机关办实体开业，于是日日有爆竹声响彻街巷，不仅是开张之日燃放，各店铺逢“八”日也要鸣爆竹。因“八”与“发”谐音，寓意“发财”，故大鸣爆竹以求财。一位新华社记者1993年1月9日写下了《长沙街上‘炮’声隆》，记录了如下情景：

“昨日是新年头一个逢‘八’日，街头再一次闹腾起来，从早晨8点开始，长沙市区至少有上百家大小单位的门前，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从新华分社到省政府这一段长约一公里的并非闹市区的路上，沿街架起6副人字梯，人们爬上梯子，把万响红炮挂在行道树上，竞赛似的燃放着。‘炮’声此起彼伏，烟雾腾腾，红屑满地……长沙各主要街道昨天都显得很热闹，装修一新的门面与门前的花篮、门上的对联都沾上了一些鞭炮红屑，按当地风俗，鞭炮屑任他铺在地上为好，喻示走‘鸿（红）运’。”

这种民俗的新现象，真是“前无古人”了。

（李群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