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的艺术

胡 平

一、个人简历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秘书长，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二、主要著作

1．《意匠之美：民艺与设计艺术论文集》，澳门文星出版社，2003年

2．《遮蔽的美丽——中国女红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艺术与人生》（参编），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

4．《工业设计全书》（参编），江苏科技出版社，1995年

5．《中国民间美术辞典》（参编），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

三、奖项

1．1998年，获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金坛奖教金”；

2．2000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3．2000年，获东南大学教材一等奖；

4．2001年，获江苏省教材一等奖、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5．2001年，获东南大学教学一等奖；

6．2002年，获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许尚龙奖教金”。

一、中国的“火”与“药”：从物质性到精神性

如果说“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文明的开端，那么“火药”的发明就是人类文明历程中一个重要而关键的里程碑了。

人类原始社会是“茹毛饮血”的时代，还不会利用火，生吃食物、植物果实以及飞禽野兽，都是生吞活剥，连毛带血地吃了。经过一段漫长的进化之后，才学会了用火。考古发掘表明40万至50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已经知道了如何运用和保存火，说明那时候中国人已经知道保存火种和利用火了。火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现象，如火山喷发时的火、森林和草原大火、雷电击中枯木引起的火、石油及天然气等在干旱高温条件下的自燃失火等。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看到火时会产生神秘和恐惧的心理，唯恐避之不及。另一方面又慢慢发现火可以用来取暖御寒，也可以烧烤食物，所以，人们更进一步地用火来狩猎驱赶野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农业定居时期，先民经过试验和实践又发现火烧过野草可以使植物生长得更快更好，所以又发明了“刀耕火种”的方法。到了这一时期，人们设法保存火种，并使其常年不灭。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燧人氏”就是发明人工“钻木取火”的先驱。传说固然不能确定是否为历史，却是我们先民的集体记忆。直到今天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了用燧石（燧音suì，一种经碰撞可以迸发火星的石头）取火的方法。人类从被动地用火转化到主动地用火，是很大的文明飞跃，昭示了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

原始火药的发明源于中国道家们的炼丹活动。道家们炼丹术不是为了研制火药，而是为了炼制“长生不老”之药，火药的发明可以说是一个副产品。中国古代炼丹的方法大致有水法和火法。水法炼丹，就是用水溶解金石药的方法，有化、麻、煮、熬、酿、浇、溃等法；火法炼丹，即用炉火烧炼金石药的方法，有煅、炼、炙、抽（蒸馏）、熔、飞（升华）、伏（伏火）等。长期隐居山林的炼丹家们，虽然没有炼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却意外地炼出了一些金属，这对化学和冶金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就指出，化学起源于炼丹术，天文学起源于占星术。古代炼丹家们在采用“伏火法”炼丹的过程中发明了原始火药，这在科技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唐代开始有了较先进的火药，唐代医学家、炼丹家孙思邈的“伏火硫黄法”与现代火药的配方接近，用“伏火硫黄法”制造的火药，见火就能迅速燃烧，产生大量气体引发爆炸。我国史籍上最早出现“火药”一词的是宋代庆历年间曾公舜等人编撰的《武经总要》。在这本军事类百科全书中不但使用了“火药”一词，还详细记载了军用火药的三个配方。其配方是硝石一两，柳炭一钱八分，磺一钱四分，按百分比计算分别是75：14：11，这与现代黑火药中硝石、木炭、硫磺的百分比配方75：15：11已经基本接近，因而具有现代火药威力强大的特征。

自此，火药用于生产、战争的领域越益宽广。但是，神话传说和民间风俗向我们又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火的发现和发明固然以物质性为第一要义，而精神性却是更为重要的含义。

“祝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火神，湖南南岳的主峰就被命名为“祝融峰”，这是人们敬重火神的写照。旧时全国各地均建有火神庙和药王庙，每到逢年过节之际，善男信女都前往祭祀。湖南浏阳民间的花炮业者大都信奉火神，一是求火神保佑平安，不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二是求火神保佑生意红红火火，财源广进。景德镇瓷业和各地砖瓦窑业工匠在烧窑点火和特定节日都要祭拜窑神或太上老君，因为这些神祗主管“火”。江苏泰州湖西庄民间砖瓦窑工在春节后的阴历二月二十日要集资办“老君圣会”。是日，全庄老少乡亲抬着亲手烧制的“犼”巡游在全庄主要道路，庙旗、大锣、彩旗、腰鼓队、锣鼓、龙队、三角旗、龙凤旗幡、都天轿、老君轿、遮阳华盖等仪仗簇拥前后，鞭炮震耳、锣鼓喧天。这个砖制的“犼”全身涂着彩釉，头扎彩绸，张嘴瞠目，头上有一独角，作蹲伏状。举行庙会时由人抬着巡游。大犼的腹部中空，与眼、鼻、嘴相通，背部开一小口，巡游时可向腹中投入点燃的香烛，烟火气由嘴鼻和眼中飘出，很有气氛。窑工们拜太上老君就是为烧好窑祈福，表达了民间百姓良好的愿望和情怀。有些地区春节后玩的第一场龙灯，往往要到火神庙拜过之后才出灯。

“燃竹驱祟”和燃放炮竹的风俗形成，建立在古人对大自然中一些神秘现象的认识缺乏，认为炮竹的炸响和火光的闪亮可以对付某种超自然的灾害，祛除瘴气、阴霾以及对人的侵害使人致病的鬼魅、妖怪、山魈、恶鬼等所谓“祟”。这种燃竹驱魔的习惯相衍成俗，民间就叫它为“燃竹驱祟”。汉代东方朔在《神异经》中说：“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以竹著火中，火扑哔有声，而山臊惊惮远去。”很显然，这时的火是用来以驱赶鬼怪凶物，安保人们太平的。火的使用已经涉及信仰和安全的范畴了。

鲁迅先生曾经批评中国发明了火药却用在了炮竹上求神拜佛，而西方人用火药制造了先进的枪炮武器，用以打开别国的大门。鲁迅的这些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弱民贫的中国提出可以理解。但是客观地讲，中国元明时代的火器技术是全世界最早发明的，成吉思汗之所以可以征服那么广袤的欧亚大地，与其拥有彪悍的骑兵和先进的火器相关。而且，元代征服者对中国内地的工匠包括擅长制造火药火器的工匠是比较优待的。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以来的落后，其原因很复杂。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封建中国的传统观念和制度上的保守与落后，导致了西方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双元革命”之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其综合实力迅速而全面地超过中国。其实，大千世界，历史长河，一国赶超一国此起彼伏，这是人类社会正常的发展规律。如果超越国家、民族的视野，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和创造力就在于：能将任何自然、宇宙、物质的对象，进行“人格化”、“拟人化”和“精神化”。从“火”到“火药”再到对火药的各种物质性、精神性的开拓和延展，显示了中国人妙不可言的智慧和技巧。

在人类精神追求上没有绝对的先进与落后，只有价值观的普世性和永恒性。而人类社会在物质和技术上的进步也没有绝对的边界和终点，只有造物观的适用性和可用性。从地理、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今天的版图超过许多欧洲国家的总和。战国时代“七国争雄”，战争的残酷在哲人眼中有着不一样的观点，墨子提出的“非攻”、“兼爱”就是对惨烈战争、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深刻反思的结果。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中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反思战争基础上产生的治国理念。虽然火药的发明并没有在后来的争霸冲突中退场，但是，作为工具的火药并没有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优先选项。这种文化理念深深根植于历代治国者脑中。西方文化是以“理性工具”为先导的文化，讲求实效和能动，但是，西方的“工具理性”仍然出现了对于群雄争霸的“价值理性”的思考和实践。诺贝尔发明了高烈性火药，惨烈的战争却使他反思火药对人类的价值，因此而设立了“诺贝尔奖”来为人类赎罪。同样，爱因斯坦在看见原子弹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毁灭性后，就成为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在晚年积极主张世界和平，主张原子能用于和平事业。

火药用于人们的精神需要有很多方面，这符合人本主义心理学家A．H．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的理论归纳。虽然他的理论范围是更为宽泛的社会和人格，但在我们思考艺术问题特别是涉及艺术创造力和人格完善方面的问题时是不应忽视的。

比如说花炮，它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人们精神和意识赋予的。“未上云霄身先裂，化作长空满天花”的诗句将花炮人格化了，寓意了一种献身精神。花炮燃放时向上喷发、直击长空、一往无前，这种化黑暗为光明、化平淡为绚丽、化沉寂为生动、化腐朽为神奇的追求，也象征着一种“刚健中正”的人生态度。同时，燃放花炮还是人们情感的宣泄和情怀的写照。唐代诗人张悦在《安乐郡主花烛行》中就有“丹炉飞铁驰炎焰，炎霞烁电吐明光”的诗句。

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背朝黄土面朝天，自给自足，辛勤劳作。在这样寂静、静止、封闭的“世外桃源”生活中，在特定的节日来热闹一番，在喜丧礼仪之时表达一番，燃放烟花鞭炮便是手段之一了。这既是自己心情的宣泄，又是与亲友交流的手段。

在中国人的眼里，火药制品有许多高洁的品质和人格魅力。它既有“青云未上身先裂”的牺牲精神，也有“散作人间满地春”的宽广情怀；它既有刚健坚韧的进取品性，又有如谦谦君子般的优雅。明代诗人黎淳在《爆竹》一诗咏道：“自怜结束小身材，一点芳心未肯灰。时节到来寒焰发，万人头上一声雷。”这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火药的品性和人格”。

二、火药的精神性与人文性

我们说，火药是物质的，有诸多的实用性和功能；但是如上所述，中国文化却赋予火药更多、更丰富的精神秉性。火药在过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除了生产、战争之外，民俗、审美、诗文等各个方面展现了它的这种双重属性。

人类一旦掌握了“钻木取火”便会自然而然地运用到各个方面。如“刀耕火种”、取暖、煮食、烧制陶器、冶炼金属等。但是这些都是物质性生产，人类的需要是多样性和全方位的。人类的精神领域是相当广阔的，精神和审美娱乐的需要是更高层次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不论什么阶层的人，不论其物质财富的多寡，不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是需要精神生活或者说都自觉不自觉地有着精神活动。人从来就无法脱开来自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制约和影响。

火药的发明，不仅在中国文化、科技、军事史上是一块里程碑，而且对世界文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说：“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火药……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恩格斯《反杜林论》）。阿拉伯人把火药硝石称为“中国雪”，波斯人因视其像食盐，则取名为“中国盐”而作为治疗癫痫、皮肤疾病的药物。中国火药外传欧洲之后，对整个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很大影响。火药与同为中国发明的纸与印刷术一起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利器。

反观中国，火药在社会精神领域和制度领域又发挥着特别的功用。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节日与礼仪中，火药的身影无处不在。

宋代文人王安石的名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描写除夕之夜放爆竹“除旧迎新”的习俗。南北朝时期一本风俗志著作《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劈山臊恶鬼。”记载了春节来到的第一天就要用爆竹驱鬼避邪，以图来年吉利喜庆的习俗。这与远古传说中用火烧竹子驱赶“年兽”的风俗一脉相承。唐代诗人叶茵在《除夜立春》中写道：“别岁传佳话，论文忆旧盟。黄柑凝腊酿，爆竹带春声。节序有终始，儿童争送迎。此身强健在，列炬到天明。”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是播种的季节，好多地方有放爆竹接春的风俗，如“鞭春牛”、“送春牛”。所谓“送春牛”的习俗，是由一个戴花穿新衣的农妇牵一头也系一块红头布的小牛，后面由一农夫扶犁，象征性地在主人家里犁一犁。预示着新年丰收之意。此时锣鼓声咚锵，鞭炮声喧天。

正月初二是所谓“开财门”的时候，商家或百姓家里要摆上香案、贡果等，燃放烟花鞭炮敬奉财神。湖南民间燃放爆竹要炸得个“满地红”不可。乡下人喜欢“打发”两字，预示着越打越发！期待新的一年发财、发达。

另外，春节拜年、迎送宾客等环节都要以鞭炮助兴，春节期间对登门拜年的“过门客”（即第一次登门的亲戚或朋友），主家都要鸣放鞭炮以示尊敬和祝福。不仅民间如此，宫廷内也不例外。吴振城《养吉斋从录》记载：“腊月二十四以后，圣驾出宫，过一门，内监放爆竹一挂。入宫亦然。”正月初五又叫“出五朝”，这一天家家户户特别是商家商户都早起迎财神、拜财神。财神又叫“路头神”，所以接财神又叫做“接路头”。诗人蔡云诗曰：“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勿抢路头。”即为民间迎财神的绝妙写照。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早晚各放一挂鞭炮，一家团团圆圆吃元宵，其乐融融。烟花炮竹成了不可缺少的助兴之物。

除了节庆之时离不开烟花炮竹，中国是礼仪之邦，在诸多人与人交往过程中，鞭炮也起了润滑剂和助推剂的作用。古代有所谓“五礼之说”，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哀礼。

吉礼——主要是祈福求祥，有宫廷拜祭、民间祭祖、寺庙礼拜。（湖南民间有“朝南岳”的习惯，每到圣帝菩萨诞辰之时香客就成群结队赴南岳朝拜。进香除跪拜外，还要唱香歌，朝拜之时，还要不断变换队形，插穿回环，蔚为壮观。同时一路上都要燃放鞭炮）

嘉礼——如婚礼、寿礼、喜礼（生育喜礼、升迁喜礼、新居喜礼、建房上梁喜礼）等，在这些场合燃放鞭炮就是祈求“红火”、“旺盛”、“美满”。

宾礼——社会各阶层的迎来送往，均在一定场合燃放烟花炮竹，以示礼仪。

军礼——如“大师之礼”（出征宣战）、“大均之礼”（均土地，征赋税）、“大国之礼”（勘定封疆，竖立界标）、“校阅之礼”（凯旋班师、论功行赏）等场合都以燃放炮竹助其雄威气概。

哀礼——告慰亡灵、寄托哀思、表达孝心的“治丧”和“出殡”。

火药的精神性和人文性还表现在诗文咏物和艺术审美的方面。古代文人骚客借炮竹烟花抒发胸怀、咏物言情，将火药鞭炮变成了十分美丽和宜人的对象。且看：

“残腊初雪霁。梅白飘香蕊。依前又还是，迎春时候，大家都备。灶马门神，酒酌酴酥，桃符尽书吉利。五更催驱傩，爆竹起。虚耗都教退。交年换新岁。长保身荣贵。愿与儿孙、尽老今生，祝寿遐昌，年年共同守岁。”

——晁补之《调名佚》所写的送灶神、除夕守岁的情景

“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

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

——苏轼《荆州十首》在荆州除夕之夜放爆竹时表达的思亲之情

“万瓦青烟夕霭生，斗杓迎岁转东城。隋宫守夜沈香燎，楚俗驱神爆竹声。

玉树罗阶家宴盛，羽觞称寿彩衣荣。九门朝客思公甚，向晓天风舞雪霙。”

——欧阳修《与谢三学士唱和除夜偶成拜上学士三丈》赞颂放爆竹的楚俗

“城中爆竹已残更，逆浪翻江意未平。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

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岛烟湖雾看春生。”

——唐代诗人陈与义《除夜》道出了人们送旧迎新的好心情

“爆竹声中岁又除。顿回和气满寰区。春风解绿江南树，不与人间染白须。

残蜡烛，旧桃符。宁辞末後饮屠苏。归与幸有园林胜，次第花开可自娱。”

——赵师侠的《鹧鸪天》写除夕烟花以自娱

“爆竹声飞，屠苏香钿，华堂歌舞催春。百年消息，经半已凌人。念我功名冷落，又重是，一岁还新。惊心事，安仁华鬓，年少已逡巡。明知生似寄，何须苦苦，役慕蹄轮。最难忘，通经好学沈沦。况是读书万卷，辜负他，此志难伸。从今去，灯窗勉进，云路岂无因。”

——词人赵长卿的《满庭芳》借新年爆竹声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伤感

“前村後村燎火明，东家西家爆竹声。老逢新正幸强健，却视徂岁何峥嵘！儿时祝身愿事主，谈笑可使中原清。岂知一出践忧患，歛缩岂复希功名。雪霜满鬓觉死近，节物到眼空叹惊。蚕官社公正暖热，春盘傩鼓争施行。蓬门车马所不至，山僧野叟相逢迎。呜呼吾曹见事晚，古俗实在蚩蚩氓。茆檐一笑语儿子：明当满举屠苏觥。”

——陆游《壬子除夕》除夕爆竹声中回顾一生坎坷和苦难，不禁感慨万千

总之，这样的诗词还有很多，不胜枚举，都是借烟花炮竹抒发或喜悦或悲切或诙谐的心境和胸怀。借物寓情、借景抒怀，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炮竹在古代文人眼中有着何等位置啊，在中国文化的塑造上又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啊。

三、火药的艺术美特性

德国美学家席勒曾讴歌道：“呵，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以火药作为艺术的表现样式和媒介可能也是中国人做得最早和最好的。艺术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这是古往今来人们所一致认同的道理，今天大多数艺术理论家都认为是一种所谓“无功利目的”的审美过程。然而这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并非是远离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火药的艺术究竟有什么美的特性？其一是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其二是形式美的感觉。

前面曾提过被当代心理学界誉为“第三思潮”的心理学家A．H．马斯洛的理论，其核心命题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它与艺术创造密切相关。对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马斯洛从心理学对之给予了独特的解释。他将人的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正是这五类由低而高的需要构成的动机使人们不断地去行动、去满足、去完善、去创造。

人的“生理需要”即生存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人首先要活着，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人类的文化本身主要功能也正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火药的出现和发明使人能获取充分的食物和保护自己。人的其他更高级的需要就会随之出现。

生理需求相对得到满足之后便是“安全需要”。人对于安全需要在幼儿和儿童时期即已形成。马斯洛把人类对于安全的需要描述为从生存的需要扩展到对良好社会环境的需要：人喜欢生活在一个安全、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保障的、可依赖的、熟悉的、稳定的世界。火药之于原始人类驱魔、纳吉的作用即在于此。

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很好地得到满足，对于“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马斯洛认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持续的都市化和渐渐消失的乡村式亲密，匆匆过客和新来乍到者等等，都使人们有一种情感上的异化感、孤独感和疏离感。这也正是人们如果在现实中寻找不到亲情和归宿就转而到艺术作品中去寻找的根本原因。当然，人们更希望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去满足这种“情感和归属的需要”。火药与烟花炮竹对于人们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的交流和表达需要正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尊重的需要”是来自于外界肯定的、较高的评价——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重的需要。如对于实力、成就、优势、自信、独立、自由的欲望；对于名誉、威信、地位、声望、荣誉、高贵、赞赏的欲望。这种欲求和需要使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位置和必不可少，总之有踌躇满志的感觉。宫廷烟花礼仪和民间百姓的以烟花为媒介的交往实现的就是这般尊重的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可以归结为人对于自我发挥的欲望，即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对自我实现者来说，每一次落日余晖，每一朵鲜花都那么美妙温馨，他能体验神秘的力量，能体验一种失去时空感的、气势磅礴、视野无垠的感觉，他能从中确认和增强自身的价值感，他注重享受过程的乐趣而不太在意结果，他能将平凡事物变为具有内在快乐的游戏、舞蹈或戏剧，他在生活中能表现为富于哲理的善意和幽默。烟火戏和转瞬即逝的火树银花给人的正是这种需要。

在自我实现的理论中，创造力和审美需要是我们讨论火药艺术产生的心理学证明。

在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特征越来越显著的条件下，人们对于创造性活动的意义和见解已不仅仅局限在天才的特殊创造领域，而是扩展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改变了艺术创造性和创造力的狭隘观点，将视线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天才身上转移到有着健全人格和完美人性的普通人身上。当今烟花、焰火已成为视觉文化景观的主要承载体，成为全民同乐共享的艺术和审美对象。

其实对人格力量和人的价值与潜能的肯定，与人的生活需要是在多层次上互为匹配和互动的。任何素质优秀的人既可以有欣赏艺术的需要，也可以有创造艺术的潜能，反之亦然。只有在人类全部生活的“创造力互渗”中才能寻求艺术和审美体验的形成途径。这是“火药的艺术”给予我们理论上的佐证和启发，也从学理上解释了为什么烟花炮竹能给各种层次的人群以情感的满足和审美的愉悦。

火药艺术能使人们产生美感的因素还有“形式”给与知觉的综合感受。

人类以知觉（视、听、嗅、触、味）来感知外面的世界，知觉从临界的形、色、声、质的直观和直觉开始，经过反复剌激可以形成经验、表象和概念。再往后有两种可能，一是伴随着想象和幻想往形象和意象发展（形象思维）达到一种普遍性，完成艺术典型形象的创造，一种则转向意识与思维。烟花炮竹给人以视听嗅的综合刺激。它既有音乐——听觉和抽象性，又有形色——视觉和具象性，甚至还有香气——嗅觉性和味觉性。

宋代的很多文献中记载了烟花戏的艺术特色。南宋钱塘人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了临安（今杭州）的风俗：“其各坊巷……又有市爆仗、成架烟火之类。”这种成架烟火和烟火屏风，就是将各种烟火、爆仗用药线按一定的顺序串联起来，架绑在木架上点放的大型烟火杂戏。南宋已出现受雇于人而“呈艺”的专职烟火师。南宋詹无咎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烟火艺人高超的烟火技艺：“龟儿吐火，鹤儿衔火。药线上，轮儿走火。十胜一斗七星球，一架上，有许多包裹。梨花数朵，杏花数朵。又开放，牡丹数朵……”此外这类“烟火戏”则更进一步与烧烟火、放爆仗、药法傀儡相并列。其“钟馗捕鬼之类，内藏药线”的大型“屏风烟火”，一次点放，能达到“百余不绝”的地步。这种含有多种人物场景的烟火戏，提高了市民的欣赏趣味。

据文献记载，在东京（即北宋都城开封）四月八日的“浴佛节”上，曾有“药发傀儡”的生动表演。“迎拥一佛子，外饰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为之。唯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众僧举扬佛事，其声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见佛子于金盘中，周行七步，观者愕然。今之药傀儡者盖得其遗意。”“药发傀儡”，烟云声响俱全，形象妙趣横生。在南宋临安七十余种的“大小全棚傀儡”中这种“药发傀儡”仍占有一席之地，而其他烟火样式如“起轮”、“走线”、“流星”、“水爆”等，已在民间普及开来。

今日之浙江泰顺县“药发木偶”就是这一古老民间烟火技艺的传承者，如今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用烟花燃放时产生的推力，带动各种关联的木偶造型做翻跃、打斗等舞蹈动作，深受百姓喜爱。

这些机巧灵活、变化多端、形色兼备的烟火戏和傀儡戏在艺术的特性上都显示出视觉、听觉、内容、形式的综合感染力。这种艺术形式将人们对火药的“偶发性”和“操控性”之间的平衡做到了极致，将“瞬间”与“定格”之间的的艺术语言发挥到了极致。

四、当代火药艺术的大创意者：蔡国强

蔡国强是旅居美国的世界知名视觉艺术大师，是把“中国火药”玩遍世界的顶级艺术家，也是卓越的主题焰火设计高手。蔡国强近年来多次与著名的科学家、服装设计师、建筑师、作曲家、舞蹈家、电影导演等跨领域合作，创作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装置艺术和多媒体艺术作品。他善用的艺术表现手段不是别的，就是“火药”。其独特险峻的构思和大气磅礴的风格，使他当之无愧地进入当代最前卫艺术家的行列，成为当代国际艺术领域中最受瞩目的艺术家之一。

蔡国强的艺术足迹几乎遍及所有国际大展，其作品相继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巴黎庞毕度当代艺术中心等展出，他的主要火药草图及大型装置也为这些美术馆永久收藏。他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团队视觉特效总监，那29个“脚印”就是他设计的杰作。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首都联欢晚会中，蔡国强担任国庆晚会焰火表演总导演，向广大观众献上丰厚的视觉盛宴。业内一致认为，蔡国强的网幕烟花创意非常高明，乃艺术大手笔矣！

说他的作品有大创意，是因为他在创作中，摆脱了“火药”技术的限制，奥运焰火的29个“脚印”，所用的焰火类型和技术并不是最新最先进的，但是“脚印”的创意却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而他在2011年9月22日杭州浙江美术馆创作的大型火药画《观潮图》则显示了他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该画高3米、宽36米。有100多位志愿者参与爆破制作，堪称巨制。这件作品是他想把瞬间的时间转变为恒定的空间形象，在对“火药”的操控中发挥其不可预想的效果。过去2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火药画”，即以火药为材料，通过燃爆和控制手段直接在画布、纸、木板等上创作绘画。《观潮图》是浙江海宁钱塘江大潮给他的艺术启迪和灵感而创作的。他说：“去年（2010）看钱江潮时很幸运，据说我看到的是八年来最大的潮。后来我参阅了很多古人关于潮水的画作，发现他们对于潮水的描绘已经足够好，不仅可以写实，而且还能抽象成自己的符号。我这幅《观潮图》，用的线条组合都是从古人画作中汲取灵感，而用火药来创作，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好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天碧星河欲下来”和“纷纷灿烂如星陨”的气势是一种大视觉、大景观的艺术笔调和手法。媒体评论“他将火药的能量转为潮水的能量”。这幅作品3天准备但3秒完成，当他点燃导火线时，只听见像鞭炮般巨响，“嗖嗖嗖”的只有三四秒时间，火苗飞蹿，瞬间结束了创作，剩下的只有团团白烟和硫磺的味道。这就是火药的魅力所在。

蔡国强强调的是火药材料的纯粹性，他把火药的特性发挥到了一种艺术的极致。如果说一些大型的庆典、晚会用华丽的焰火是一种绚丽之美，那么蔡国强的作品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一种纯粹之美，显示了他驾驭火药偶发性的高超水平和感性的力量。这样的艺术实验对于中国传统的以“火药”为主体的烟花景观创造都以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尝试。应该是火药技术与艺术创意在传统与现代情境中的新融合与新对话。

五、结语和感想

王国维曾说，唯有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具备的“六识”之功能而感知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种感受，才能被称之为“境界”。火药艺术由音乐与节奏，色彩与火光，造型与动感，优美与壮美，烟雾与气味等形式元素构成。它给人以多样的感受与意境，被誉为喜悦的音符、吉祥的象征、美丽的图画、动人的诗篇。

艺术精神作用于人生无异于“美的规律”塑造人生。人类一旦建立起自己的艺术法则和尺度，就会生生不息地孕育和衍化着多姿的艺术。

艺术精神也是人类使自己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它如同科学精神、宗教精神一样属于高级的意识活动。

艺术精神来自于人类对美的事物或移情于美的事物的经验，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辩证过程。浏阳烟花作为“火药艺术”的佼佼者，其最高的艺术精神和境界就在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就浏阳的烟花文化来说，我们不能说自己的层次有多高，但是至少能说我们的文化层次越来越丰富了。从浏阳花炮的经济行为、产业行为到精神行为、审美行为来看，浏阳烟花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和典型的文化标记。它彰显了中国文化的身份和性格，反映了中国人的人性光辉和精神追求。任何时候，这些特性和价值都不会泯灭和消退。

“烟花并作长春国，日月潜移不夜天”。祝愿浏阳烟花和中国的火药艺术永远照亮艺术和美的不夜天！

2011年10月于南京九龙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