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产业升级的对策研究

随着传统要素红利的逐步丧失,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现状,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不仅“倒逼”我们改变对传统分工模式的路径依赖,免于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利于打破我国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固化产业形态,通过构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战略促进产业升级:

3.2.1 打破低端锁定,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从价值链治理模式来看,我国大多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都属于俘获型和层级型,缺乏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低,且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受到具有强大的设计和研发品牌营销能力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压制。如波音公司凭借强大的研发和设计能力,控制了民用客机核心零部件的设计和制造;Intel公司控制了微处理器的设计和制造环节。因此,要突破被支配、被俘获的困境,需打破低端锁定,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两端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从国际经验来看,为获得更多的产业发展机会,各国首先根据其资源禀赋特点嵌入全球价值链,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根据本国国情,制定适合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如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的多是附加值低的产业。如今其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经济高度发达,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产业升级经历了以下过程:1961年以前,韩国由于战后物资匮乏、经济基础薄弱,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国内消费品工业的逐渐发展,1962～1971年开始采取出口导向战略。1980年转而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在80年代通过对钢铁、纺织、石化、水泥、家电、造船、汽车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对精密化学、计算机、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给予重点扶持,确定了以生物工程、信息产业、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为战略重点。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重点以大集团企业为中心进行产业组织调整,着重培育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学、研联合,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促进了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韩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NP的比重分别从1991年的8∶46.1∶45.9调整为2001年的4∶34.7∶61.3,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韩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21世纪,韩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革新提高韩国仍具有优势产业的国内价值链的附加值(如石化、钢铁、汽车、造船等);重点扶持尚处于引进或吸收过程的产业(如精密机械、计算机、航空航天等);积极发展未来产业(如通信业、环境保护产业和物联网等)。韩国在以上各阶段的政策调整中,遵循了从比较优势发展到动态比较优势,最终实现了产业的升级。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资料计算,韩国纺织品、钢铁、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化学品等主要工业品的显性比较优势(RCA)[1]分别从1962年的0.71、0.2、0.09、0.23上升到2009年的1.47、1.87、1.64、0.89,钢铁、机械及运输设备等的比较优势由弱变强的趋势明显。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增长表明了韩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比较优势部门已经从劳动密集型顺利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总而言之,韩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与技术引进、利用和自主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技术的发展过程始终影响着比较优势部门的选择、培育和成长。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资源禀赋的特征使我们最初从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向高端价值链攀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积累,为了不固化本国产业状态,我们也应抓住时机,在逐渐成长起来的国内市场上,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构建和扩大在这些环节的市场势力。

具体可通过以下战略打破低端锁定,沿着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加强技术创新,培育嵌入高端全球价值链的切入点

虽然技术创新在我国已得到相当重视,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也一直呈快速增长之势,从1995年的3 393项提高到2012年的217 105项,我国的R&D经费支出总额也在逐年递增, 2012年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98%,但我国的创新投入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的“两低”局面仍然存在。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相比还有相当一段差距。因此,一方面,可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市场换技术”战略获得国外核心技术,利用节省的研发时间进行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从而向附加值高的价值链两端攀升,实现产业升级,如近几年我国高铁的迅速发展就是实施这一战略的成功案例;另一方面,发挥本土市场需求的规模效应、价格效应对本土产业创新的强大引致功能,实现“市场创造技术”[2],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找到在“市场换技术”与“市场创造技术”之间的平衡点,加大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一代移动通信、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电动汽车等)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力争将其培育成为嵌入高端全球价值链的切入点,再通过其带动与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整体地位。

(二)通过“渠道控制”[3],创造向高端价值链环节攀升的机会

由于位于价值链低端的本土产业很难接触到该产业的核心技术,我国可通过国际战略联盟、自建海外营销渠道、海外并购等方式,构建以“渠道控制”为核心的国际市场势力。比如三一重工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代表顶尖技术的“德国制造”产品标签,以及普茨迈斯特在我国以外的全球销售网络,这些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使其一跃成为全球混凝土行业最大的企业。一旦本土产业构建了国际市场势力,控制了营销渠道,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过建立畅通的市场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帮助本土产业实现更好的盈利;雄厚的资金支持又能保证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和研发的成功,带动本土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能力提升所带来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又进一步在国际市场上增强本土产业的渠道控制和市场势力,从而把本土产业带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三)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两端延伸,其方向需与产业特征、企业特点和地区差异等紧密结合

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环节进行产品和工艺流程的升级,为产品注入新的竞争优势;对本身具有充裕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可走功能升级的路线,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技术研发和品牌打造,从而完成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向具有高附加值的核心环节攀升。比如电子信息产业,它起源于美国,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领域。美国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产品开发等方面全方位推进,拥有品牌专利,负责标准制定和产品研发以及系统集成,控制着核心产品和新产品的生产,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一直牢牢掌握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台湾地区陆续承接了美、日等国的产业转移,位于产业价值链的中端。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技术积累,台湾地区在电子信息领域有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居全球榜首(比如PC主板、内存、监视器、不间断电源等),同时芯片的加工业也位居世界第一,IC设计产业规模为世界第二。在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与技术优势之后,台湾地区把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制造环节向我国内陆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基本遵循了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迈进。我国大陆在承接了产业转移后逐渐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这三大集群基本被锁定于价值链低端,以加工、组装、制造为主,仅有北京、上海等地承担一定的研发职能,东莞、苏州、无锡等少数电子信息产业区完成了低端嵌入,逐步向中端延伸,我国大陆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处于工艺流程与产品升级阶段。根据产业特征及不同的发展现状,台湾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可在现有发展基础之上,重点向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条延伸,增强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争取掌握核心技术。同时,适当发展物流、信息咨询和服务业等,进一步控制高附加值环节。我国大陆地区则可依托北京、上海等地的研发机构,东莞、苏州、无锡等地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完善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增强研发强度,加大创新力度,开发并拥有一批产业核心技术,重点向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条延伸,在流通环节确立其竞争优势,积极发展营销、物流、品牌与咨询服务业等。

(四)政府需加大研发扶持力度,构建人力资本优势

政府在做好扶持自主研发的相关平台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创新队伍素质,构建人力资本优势。一方面,加大培养自主创新人才,通过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建立高级技术人才培育基地,促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在创新人才方面的合作,以人才培养促进自主研发;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培育人才,比如着眼于关键环节,增强对设计、研发、营销、金融服务等专业人才的培育。通过以上方式实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积累,为自主创新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来源,通过人力资本优势的构建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3.2.2 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其他产业长远发展起到了重大引领带动作用,与传统产业紧密相连、相互支撑、共同发展。2010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将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为现阶段的重点发展对象。《决定》还提出对七大产业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并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如节能环保产业连续8年来年均增长率超过20%,2009年总产值达到1.49万亿元。近年来,风能、光伏产业规模翻番增长,2009年风电装机容量累计达到2 580.53万千瓦,成为全球第二风电装机大国;光伏总装机容量2008年达到140兆瓦,太阳能电池产量2.5吉瓦,占世界太阳能电池总产量的37%,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国。医药制造业近5年平均增速约为23.8%, 2009年完成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此外,在部分技术领域,比如多兆瓦级风电机组研制、高纯硅大规模与低成本生产技术、新型疫苗研制等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也涌现出来,呈现集聚化发展态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光伏产业发展的起伏涨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这些问题。自2006年以来,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光伏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后,各地方政府纷纷上马该项目。之后因遭受欧债危机、欧美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的影响, 2012年下半年光伏产业由当初的“天之骄子”一度沦落到破产倒闭的边缘。究其原因在于,光伏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许多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设备、原材料需从国外进口,导致产品成本较高,无法适应国内的市场需求;同时,出口市场依存度过高,使其很容易受外部贸易保护措施变化的影响。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以下方面还有待完善:一是现行体制还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没有解决;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企业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比较突出,学术浮躁、短期行为等现象在相当范围内存在;多头管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造成产业链断裂,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合能力。节能环保产业的价格形成机制、“三网融合”相关行政管理体制、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药审批程序、通用航空发展的空域管理规定、卫星应用的军民结合机制等亟待完善。二是没有掌握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比如在我国的节能环保产业中,自主完成技术开发并顺利投入市场的节能环保企业仅占20%。目前我国生产的3 000多种环保产品中,约有1/5的产品由于可靠性、适用性、产品设计结构的欠缺,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约有2/5的产品需要改进。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政策法规不完善。首先,市场培育亟待加强。目前,节能环保、生物制造、新能源汽车尚处于市场导入期,需要加强市场应用示范,引导消费模式,完善市场应用相关基础设施。其次,市场准入和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如新药审批慢,定价机制不健全,新药难以纳入医保目录,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体系不完善。再次,能源和资源价格不能充分反映稀缺程度,排污收费及污水、垃圾处理费收缴率低等。四是投融资体系不健全,财税政策不完善。创业投资规模小,天使投资缺失,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发达,场外交易市场尚处于摸索阶段,资本市场不健全。创新型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资金缺乏的问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扶持力度不够,支持方式和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等政策落实不到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的经验具有一定借鉴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制造业遭遇经济危机和日本制造业崛起的双重压力,部分传统部门停滞甚至衰败,但新技术的发展却呈现出良好的经济绩效。1994年,美国在高新技术研发上投入达1 730亿美元,占DP的2.6%。同时,美国政府实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结构调整战略,通过减少干预和管制等手段来刺激高技术产品的供给,鼓励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一方面,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使得汽车、钢铁等行业以更高质量、更低成本生产出了更新的产品,很快占领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催生了许多新兴产业,成为了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最终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新能源、干细胞、航天航空等产业的发展,期待以新能源革命等作为整个工业体系新的标志性能源转换的驱动力,发动一场新的技术、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如推出的奥巴马“能源新政”,其中的四大支柱包括节能增效、新能源开发、智能电网研发、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经验表明:一方面,政府在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引导作用,如增加研发投入、鼓励发展高新技术等;另一方面,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它们将高新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全过程才使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产业升级。总结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扶持的成功经验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了相关配套政策体系;二是对技术研发、支撑体系建设等创新投入大;三是大力支持产业链整体技术突破和联动发展;四是引导新兴产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和集聚。

因此,结合国外先进经验,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因市场潜力巨大,各国都非常重视。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科技优势地位,常在某些领域采取极为严格的技术封锁政策,产品仅供本国企业自用。面对核心技术来源受保护的压力,我国需要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通过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产品,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使其形成优势领域。关键是可以在这些优势领域中集中优势资源打歼灭战,形成在一些产业、地区和领域的局部绝对优势,从而通过它们可实现这些产业跳跃式的发展。如在生物、信息、天空、海洋、地球深部等基础性、前沿性技术领域进行超前部署,加强交叉领域的技术和产品研发,以提高基础技术研究水平。

(二)系统培育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

当前我国对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支持还比较滞后,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继续鼓励自主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财税、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面培育更好的政策支持环境,而不是单纯在数量增加上进行刺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支持力度,也需把相关政策聚焦到支持产品研发的前端和推广应用的后端;既要为大型企业“走出去”战略到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也要为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投融资环境,激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积极性。

(三)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

一些发达国家为提升全球竞争力,研发产业呈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在海外设置一批原创型技术研发基地。在此背景下,我国可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整合国际资源,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团队,同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科研单位或企业到海外收购研发机构,通过合作吸收国外的高新技术及开拓国际市场,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相对于传统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除了地理位置邻近特征外,还具有显著的创新驱动、知识溢出、产业放大和技术不确定特征。实质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涵盖了战略性技术研发、新兴技术产业化、新兴产业网络化整个过程的具有知识传播、动态循环和创新扩散的组织间关系网络。因此,可充分利用集群的各种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3.2.3 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当前我国产业发展还处在重化工业阶段,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需消耗大量的生态和资本资源,带来了土地和水资源的不足、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加剧、能源安全风险等问题。为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面临着从制造业走向服务业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是面临的迫切问题。[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容量显著增加。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因整体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而偏低,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服务性投入消耗却相对较小。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战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一)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缓慢,比如由于体制、政策的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要高于工业,管制过多、市场化程度较低,其结果是资源流入不足,弱化了竞争机制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导致了服务业创新不够,企业经营效率低,供给能力的扩张受到制约;实体产品的生产中物质材料消耗占产品成本比重较大,外包项目不多且涉及面较窄,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导致外包服务需求不足,也束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等。针对以上问题,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一是加快对交通、电信、金融等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步伐,放宽市场准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源配置由以政府为主向以市场为主转变,通过引入多元市场主体,形成竞争机制,从而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成本,扩大市场供给,满足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二是在不影响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引进、管理创新为目标,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全面提升与外商投资的合资合作水平;三是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跨国经营,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开展海外并购,加强战略联盟,提升与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合作水平;四是优化产业布局,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通过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及社会保障等改革,打破束缚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引导制造业向城市周边集中布局,依托制造业集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完善扶持体系

服务业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政策性歧视问题,对产业发展形成了障碍,主要在于服务业用水、用电和用地政策与工业政策反差较大。此外,一些服务业领域对外资开放但对内资却迟迟不开放,如果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和外资,不让民间资本介入,不利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国家需完善相关的扶持体系,特别对于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从国际上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服务创新、吸纳就业和提高竞争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各国服务业中发挥着中坚力量并成为政策支持重点。虽然我国针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不断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但在市场准入、项目审批、技术创新、市场监管和司法程序等方面仍然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发展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三)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进展缓慢,特别是一些具有准公共服务性质的社会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科学研究、传媒等领域,是以国有事业单位为主导的服务行业。据测算,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对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影响达到3个百分点,未来如果对相关体制进行改革,该比例将提高10～15个百分点。[5]因此,必须加快推进事业单位的改革,提高运营效率。

(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由于信息不对称对制造业的影响与服务业不同,因而制造业能在一个很弱的制度环境下获得发展。[6]而服务业发展则依赖于分工深化、自由竞争和创新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形成又取决于制度环境。我国发展服务业目前存在的制度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收政策。税收制度的设计更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而不利于调动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此外,税种的设置也不太合理,导致服务业税负过重,比如重复征税、部分行业税率偏高等。二是土地政策。土地成本较高,且服务业供地较少。三是融资政策。如授信评估办法主要针对有形不动产,导致贷款比较困难。四是人才政策。如高端人才所得税税负偏高、人才评价机制不够健全。五是管理体制。服务业的综合管理相对还比较薄弱等。对于服务业发展而言,自由竞争是基础,分工深化是动因,创新创业是途径。从发达国家实践经验来看,服务经济发展对制度环境的总体要求主要包括良好的法治环境、自由有序的竞争秩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以及政府的引导及政策扶持。因此,需要不断加强对税收制度、信用制度、监管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法律制度及统计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为服务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2.4 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大国综合优势的内涵主要源于由“大”而导致的规模经济、差异性、多元结构和独立系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工优势、互补性优势、适应性优势和稳定性优势。[7]我国所具有的地区的、经济的、技术的多元化将会导致发展优势的多元化、动机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和产业的多元化,由此将会衍生出“大国综合优势”,这是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战略基础。[8]具体可充分发挥我国以下的“大国综合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一)充分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分摊研发成本,促进技术创新

由于我国对外依存度高,金融危机后导致的出口市场锐减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说明国外市场需求虽然很大,但它受影响的因素非常多,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在依托国外市场的同时,更要充分依托本国巨大的市场。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对国外企业的巨大吸引力,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关键核心技术,然后通过认真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大市场”的特征带来的规模经济可以摊薄研发成本,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市场需求。从产业层面看,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能激励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到研发环节,它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提升某些产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从企业层面看,企业可通过科研创新,向价值链更高端攀升,从而获得更高利润,用来充实研发队伍和加强研发力量,从而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

近些年来我国高铁的蓬勃发展就是成功的例证。根据发改委公布的《中长期国家铁路网规划2003-2020》的调整方案,到2020年,全国营业铁路规划里程目标为12万公里以上,电气化率达到60%以上,建设客运专线1.6万公里以上,规划“四纵四横”铁路干线快速客运通道,并建立3个城际客运系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客车速度目标值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2003～2008年,我国铁路建设投资总额为2万亿元左右,2010年后,我国每年用于升级陈旧铁路网络和建设新铁路线预算资金达1 000亿元以上,据世界银行估算,这个数字超过同期世界铁路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世界各国包括德国西门子、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等的高速铁路生产商纷纷希望进驻该项目,共同分享利润。

我国高铁产业在发展之初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要求,利用我国的“大市场”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2004年,铁道部发布高铁招标,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公司中标。条件是它们必须通过向中国企业转让关键技术才能分享订单,其中阿尔斯通赢得了6.2亿欧元的最大订单,铁路设备由北车集团旗下的长客股份和南车集团旗下的青岛四方生产,国产零部件率达65%。在此次招标过程中,德国西门子公司由于提出的技术转让费和原型车单价过高而出局,从而丧失了中国市场,为挽回损失,西门子公司于2005年主动向中国北车集团转让了总成、车体、转向架、制动系统等9项关键技术,且大幅度降低了技术转让费和原型车单价,使中国拥有生产时速300公里高速列车的技术,西门子因此获得价值6.69亿欧元的订单。通过数次“市场换技术”的转让,我国基本上获得了发展高铁产业所需的关键技术,开始了吸收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阶段。一方面,我国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加紧自主研发,继续突破技术难题:2008年,铁道部和科技部签署共同研发时速380公里高速列车的合同;我国拥有的高铁专利数从2005年的不足100件到2011年的439件。到目前为止,专利总数为946件,基本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体系。另一方面,高铁在全国各地陆续投入运营,又为技术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分摊研发费用,从而使高铁产业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2010年12月,京沪高铁试运营列车在试验时跑出了486.1公里的时速,再次刷新世界纪录。近几年,中国分别和俄罗斯、美国、阿根廷等国签署高铁合作协议,帮助这些国家发展高铁产业。中国用6年左右的时间从完全不具备生产高铁设备技术的国家发展成为具备高铁自主核心知识产权的国家,并开始向国外出口技术和高铁产品,利用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完成了高铁产业的升级过程。当然,从长远来看,在“市场换技术”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自身造血功能的培养。由于当前国际上对技术的保护越来越密集,技术来源越发成为问题,我们应培育自己的研发队伍,提升培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储备一些高端技术及产品,逐步走上创新驱动的道路。

(二)利用大国的“异质性”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从而促进产业升级

由于我国不同区域间表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要素的成本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使得各个区域呈现不同特质,这给予我国产业升级较大的空间。基于该优势,可通过调整国内产业空间布局,实施产业的区域间梯度转移的战略,以提高要素成本的有效配置。比如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交通、通信及城市基础设施有一定基础,但资金和技术力量弱,产业发展慢;而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和技术要素,劳动力成本优势已基本丧失。在要素压力增大的局面下,西部地区在一些传统行业如钢铁、纺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始凸显。这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可承接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东部地区可以腾挪空间进一步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第一,各地区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的要素禀赋制定适合当地的产业发展政策,切忌“一窝蜂”追求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通过不断积累原本缺乏的要素,进行比较优势的转换,因此各地区的产业政策也应适时更换,侧重于为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硬件环境,以及不断完善金融、法律等制度,降低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外部交易成本;第三,在发展适合本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产业的关联作用,通过产业关联促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要素积累。

(三)利用分工优势,构建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国家价值链

我国企业可面向国内市场需求,通过技术创新等完成从加工制造向品牌营销方向的转型,提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同时,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空间布局,实施梯度升级的战略,促进价值链在国内的合理布局。我国可通过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重塑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调整国内不同地区产业的关系结构,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发展平台。

3.2.5 推进产业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和国际转移,实现产业升级

我国正经历着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过程,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该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会面临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一方面,我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受到低收入国家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尚未形成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产业转移非常必要。历史上成功进行产业升级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比如邻国日本,即通过产业梯度转移促使国内产业向更高的价值链攀升,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核心竞争力。战后初期,日本各产业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纺织业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所以日本政府重点扶持纺织工业。之后,大量出口的轻纺产品为后期发展的重化工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1955年开始,日本开始实施赶超战略。利用前期纺织业产品大量出口获得的充足资金,引进了大规模生产技术,使得日本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阶段,开始将石油、化学、机械、合成纤维、汽车和电子、钢铁及有色金属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或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部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纺织业随着产业结构转向重化工业而日渐衰落,日本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并确立机械、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的发生,使得日本将部分原料需求量大和耗能多的生产转移出去。与此同时,日本完成了产业的梯次转移结构。80年代中期,为了缓解日元升值的压力和贸易摩擦,日本的汽车及零部件、电气及电子行业再次向国外转移,从而较快地提高了汽车和电子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再如,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产业转移带动产业升级的经验也值得研究和借鉴。20世纪80年代,面对国际竞争和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台湾地区传统代工生产的中小企业开始外移至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等,产业转移集中在以资讯电子业为主的制造业领域。中国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持续投资和产业转移,岛内并没有遭遇部分学者和当局所忧虑的困境,反而取得了实质性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效应,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无独有偶,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传统产业如钢铁、纺织等转移至日本、西德等国;西德等国又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亚洲四小龙”;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些低附加值的产业又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也曾经历过低成本优势丧失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产业升级才能解决和克服,其战略是将已不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自身则集中关注发展核心技术,将加工贸易等低级环节外包,这一措施在“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过程中被广泛使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和反应。

因此,我国可以参考借鉴这些依靠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的经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环节逐渐向拥有更低成本的低收入国家转移,比如随着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步让位于周边的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我国的一些低端产业可以顺应比较优势演变的要求,向这些国家进行转移。比如可将我国纺织业的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而我国则扮演采购商和生产商之间的中介角色。这一战略不仅可以缓解低收入国家利用成本优势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挑战,而且可以保证低附加值环节的利润,并以此支持产业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攀升,实现产业升级。

除了将产业向国际转移之外,推动国内产业转移、实施梯度升级战略也同样重要。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作为大国具有“异质性”的特点,东、中、西部发展和要素禀赋各具特色,可以通过推进国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实现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提高生产和发展效率。东部地区可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和对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上游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自身则加强技术研发,以技术进步为支撑发展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其目的在于:一是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中西部能源和资源,协助其发展经济;二是通过合理的国内产业空间布局防止比较优势“断档”带来的风险,为东部地区进一步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空间。但同时也相应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大量建设资金外流,税源流失,财政收入减少;短期内政府面临区域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增加双重压力。同样,中西部地区则可以顺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依托自身的土地、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等,但同时,中西部政府间也会展开博弈,可能导致过度竞争,其结果有可能导致农民的土地被廉价征用、投资商获得超额利润、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等。因此,地方政府需建立“以转移产业为本”的思想,使产业转移顺利进行既有利于提高转出地的“腾笼换鸟”的效率,也加快了转入地“筑巢引凤”的步伐,从而实现双赢。转入地政府也要以市场导向为基础,充分分析本地区的优势与转入产业的契合度,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承接转入的产业,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以上战略,推进产业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和国际转移,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1] 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可用于测算国家贸易各部门的比较优势,该指标衡量的是一国特定产业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于世界上该产业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的大小。

[2] 刘志彪、张杰:《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

[3] 张小蒂、朱勤:《论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构建的良性互动》,《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

[4]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5]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6]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出卖的是硬苦力》,《新财富》,2004年第9期。

[7] 欧阳峣:《“大国综合优势”的提出及研究思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6期。

[8] 李勇坚、夏杰长:《制度变革与服务业成长》,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