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未来

前言：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未来

既有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主要基于产业分工理论，按照静态比较优势被动接受产业分工的安排。然而，在全球产业体系与产业链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例如，目前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制造”是以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包括能源）为代价的，产品的附加值低下，处在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另外，这种生产模式主要依赖的是劳动力成本优势，而要维持这种优势，必然使劳动者的收入难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全球价值链重组的背景下，新的竞争格局与竞争方式层出不穷，沿着传统的思路并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想的竞争力提升和产业升级。

一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加上现代技术的介入，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甚至可以在虚拟平台上进行。这就导致各个国家此前已拥有的比较优势及其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在今天已经不是非常明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的拥有程度是不一样的，其要素价格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于是就给价值链的全球布局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要素价格不一样，所带来的增值效应也不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认为，今天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原有的产业发展的自然禀赋，实际上还取决于产业的内生性要素和在此价值链中的动态位置。从目前价值链的全球分布来看，基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比较利益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劳动力与资本带来的优势现在看来正在削弱，而新技术和新知识正在成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在此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产业体系及其竞争力，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从产值与劳动力的分布比例来看，我国第二产业的增长幅度要大于就业增长的幅度，也就是说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说明我们的制造业这几年也有进步，第三产业也开始大量地吸纳劳动力，这也有进步。但是在人均GDP达到2 500美元的情况下，我们的第二产业比重依然很大，产业结构依然是比较落后的。

第二，制造业发展规模过大。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制造”已经不再是价廉质低的代名词，而成为价廉物美的东西。中国商品在给人留下有竞争力的印象的同时，因为价格比较低廉，也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制造商的不满，并进而引发了一些贸易摩擦。尽管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这种生产模式是以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包括能源为代价的，且产品的附加值低下，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缺乏真正的竞争力。另外，这种生产模式主要依赖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劳动者的收入难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第三，服务业及其结构落后。主要问题在于： 创新不足，总量不足，结构也有缺陷。比如说制造业需要的供应链服务、分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业务外包等生产服务业，都是刚刚起步，这直接约束了我们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四，产业规制急需制定。中国产业的集中度近年来开始有所上升。特别是一些自然垄断产业的垄断力量在加强，以至于发生一方面获得巨额的利润，一方面还要政府给补贴的奇怪现象，这说明我们需要设定规则以保护市场竞争，反对垄断。

第五，在世界分工中的位置比较差。我们的产业目前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已有一定的介入，也有一定的表达，但是位置还是比较差的，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这从我国进出口产品的主要分类中就可见一斑。从出口来说，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的绝对数和增长率都是非常高的，当然这是好事，但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出口产品中主要是传统制造业中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产品，而知识性的产品，高技术的设备、材料还是要依赖进口。

二

那么，中国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在哪里？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曾经提出著名的产业竞争力模型，叫做“钻石模型”。迈克尔·波特的基本观点是： 一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对产业竞争力有很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有四项： 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及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这四个因素可能会加快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也可能造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在一个国家的众多产业中，最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是在国内这四个关键因素中特别有利的那些产业。因此，“关键因素”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最重要的来源，被称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钻石体系”。

迈克尔·波特认为，除了上述四种主要影响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变量可能对产业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机遇和政府。机遇是那些超出企业控制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如技术的重大创新、石油危机、战争等。机遇可以打破现存的竞争环境、竞争秩序，创造出“竞争断层”。这种断层的出现虽然可以使原有产业的竞争地位丧失殆尽，但也提供了新的机会。政府通过在资本市场、补贴、生产标准、竞争条例等方面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企业、产业的竞争力。Q·约翰逊在对亚洲新兴工业国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进行分析后也强调指出： 为了经济的发展，一个发展导向的集权的“硬的”政府是必要的，因为它为投资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并且为政策的有效贯彻提供了所需的机构。但是，机遇和政府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同样的机遇给不同的产业可能造成不同的影响，能否利用机遇以及如何利用机遇还是取决于四种基本因素。政府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主要在于对四个关键要素的引导和促进上。

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看法虽然有道理，但我认为不够全面。我认为正是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从本源上看应该是内生的，但也取决于该国产业参与世界产业体系的程度与在其中的位置。何况波特教授对竞争力的内生性变量的把握我认为还是浅层次的。我认为产业竞争力的本源性变量应该是产业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是我们的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这样的案例，即它的要素禀赋、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支持、市场结构形态不一定很符合波特教授的要求，但它的产业确有相当大的竞争力，如日本、德国等。

我认为发展中国产业未来的竞争力，首先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吸收和创新的能力，形成知识经济条件下新的比较优势基础，即知识与智力资本的优势。而这源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资本增值的规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科技的产业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传统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成为稀缺的资源，它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和利润。正是因为如此，知识自然也就成为企业和资本家乃至国家资本追逐的对象。但是知识积累、知识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是漫长的，是需要时间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对科技也很重视，我们的科技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有发展潜力。从人均产业水平来看，我国的人均产值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我们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弱，我们的产业创新制度需要创新，产业创新的投入还需要增加。在中国，我认为制度变革恐怕是当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最重要条件，但产业竞争力又不会因为制度的变革自动地强大起来。

其次，我们要更大程度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并且在产业价值链中谋求好的位置，从价值链环节的低端逐步提高到高端，再从高端成为价值链的控制者，这样中国产业才可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为此中国产业需要尽快转型，要积极把握产业链全球分布的历史机遇，积极介入全球化发展，考虑将我们的产业按照价值链全球分布的特点进行布局，即在发达国家进行信息收集和分类，研究开发以及适量生产，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装配和市场开发，在新兴工业国家增强价值链的中间制造环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比较利益，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

一国在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能否创造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与商业环境，使该国产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当国家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进行空间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产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进行努力，以确保竞争优势。

本项研究成果在总结全球分工体系演化总体趋势与理解产业生态系统对我国产业发展重要意义的基础上，首先客观评判已有的主要产业竞争力评价标准体系（包括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经济论坛、荷兰格林根大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各自建立的指标体系），然后构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模型，对模型中的若干参数（反映各种可能影响产业竞争力水平的变量，如成本水平、研发投入、“干中学”效应、政府补贴等）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得出不同参数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力争形成既依托主流经济学理论，又具有现实数据可获性和操作性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此后我们根据设计的指标体系对2—3个产业进行实际的测算，检验指标体系的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指标体系进行适当的修改与调整，随后运用到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广泛的分析中去。

本项研究持续了将近3年，先后有许多同事与学生参加了研究，他们是罗云辉副教授、巫景飞副教授、富立友副教授、陈晓静副教授、王云龙副教授、李想博士、左斌博士、季丹博士等，本研究的最后成文主要由我与富立友、陈晓静完成。在此课题完成和成果即将出版之际，我对他们的参与和辛勤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研究课题已经顺利完成，并取得相当好的成果，但我个人认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这一命题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的研究命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就从全球价值链的空间重组来看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相当多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转移与外包，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地位开始出现松动，以“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现了相当程度的产业升级，它们不仅仅满足于劳动密集型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是逐步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对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有力的挑战（Amsden，2001）。然而，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初级产品生产的依赖，但由于其采用进口核心部件与技术、再通过加工贸易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最终仍有可能沦为“世界组装车间”，无法有效地改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边缘地位（Frobel等，1980；Cramer，1999）。

现实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以其核心技术与品牌为基础迅速成为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系统整合者（system integrators）”，对其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的活动进行较大力度的整合与协调，从而继续维持其在价值链上的“制高点”（Hobday等，2005）。更有甚者，在相当多的产业中的一级供应商与服务商也成为“子系统整合者（subsystem integrators）”，对次级乃至第三级上下游企业进行整合与协调。将上述过程以此类推，Nolan等（2008）认为全球价值链从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从“核心企业——系统整合者”到“子系统整合者”再到子系统中上下游企业的“瀑流效应（cascade effect）”。

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布深化和价值链已经被控制的条件下，如何从价值链低端走向高端，如何从高端到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特别是每一产业都有许多“物种”成员，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在这个产业生态系统中，所有成员只有在进化上彼此匹配，或者同步进化，产业才有可能顺利地发展，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希望本研究成果的出版能够有助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希望本研究成为我们与学界同仁继续就此命题深入研究的一个基础。

芮明杰

于复旦大学思源楼

2009-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