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Padilla，Hogan和Kaiser指出，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文化价值观是促使破坏性领导产生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权力距离较高的文化中，员工对上司敌意行为的容忍程度会较高，这必然助长了破坏性领导行为的产生。李楠楠、陈伟娜、凌文辁认为，国家经济环境因素也是促使破坏性领导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处在这样的“家”文化中的组织，出现破坏性领导是必然的。
Padilla，Hogan和Kaiser（2007）指出，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文化价值观是促使破坏性领导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变革动荡时期，由于需要快速行动和单方面决策，领导者往往获得更多的特权，从而为破坏性领导的出现提供了基础。Hofstede（1991）指出，文化是促使破坏性领导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强调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更可能出现“阴暗领导”（Luthans，1998）。例如，在权力距离较高的文化中，员工对上司敌意行为的容忍程度会较高，这必然助长了破坏性领导行为的产生。
李楠楠、陈伟娜、凌文辁（2009）认为，国家经济环境因素也是促使破坏性领导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整体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裁员、减薪等降低成本的管理方式必然造成一定的人心动荡，管理者采取辱虐型管理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李楠楠、陈伟娜、凌文辁，2009）。例如：当前我国就业市场整体上处于供远大于求的状态，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来源和职业地位，下属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直接上司，即使不满意上司的敌意行为，也只会敢怒而不敢言。
中国“家”文化也是破坏性领导产生的重要根源。这一文化特征，泛化到组织中会表现出上下属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权力地位绝对的不平等。不管上司的观点和行为是否正确，下级只有惟命是从，否则，就有可能被上司穿小鞋，导致个人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损失。在组织中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上司说你行，不行也行；上司说你不行，行也不行”。由此可以看出，组织中的领导（管理者）掌控了下属的经济和职业命脉。因此，处在这样的“家”文化中的组织，出现破坏性领导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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