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修订西方的破坏性领导问卷，并澄清在中国情境下的破坏性领导的内涵与特征，我们首先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6 -2。由表6 -2可知，破坏性领导问卷各项目因素负荷较高，因素结构清晰，且方差解释量为77．06%。本书所做研究所得到的标准差比西方研究结果大，说明本书所做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为了修订西方的破坏性领导问卷，并澄清在中国情境下的破坏性领导的内涵与特征，我们首先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6 -2。由表6 -2可知，破坏性领导问卷各项目因素负荷较高（0．83～0．93），因素结构清晰，且方差解释量为77．06%（一般情况，达到55%左右即可）。
表6 -2 破坏性领导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既然破坏性领导的测量工具适合中国组织情境，而且其测量的内容又是破坏性领导的行为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组织情境中也存在破坏性领导。另外，把本书所做研究所得的项目平均数（1．78）和项目标准差（0．86）（见表6 3）与西方研究中的项目平均数（1．38，1．39）和项目标准差（0．53，0．58）进行比较后发现，本书所做研究中员工感受到的破坏性领导行为的平均数高于西方的研究结果（Tepper，2000；Harris，Kacmar ＆Zivnuska，2007），在一定程度上（限于研究样本）说明中国组织情境下存在破坏性领导，而且破坏性领导行为更明显。本书所做研究所得到的标准差比西方研究结果（Tepper，2000；Harris，Kacmar ＆Zivnuska，2007）大，说明本书所做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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