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和著作

时代背景

斯密的经济学说产生于18世纪中叶。那时，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已得到了广泛发展，成了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农业上小农大量被消灭，资本主义农场日益增加，大量破产农民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力。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已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地位，取得了海上霸权，成了最大的殖民帝国。迅速膨胀起来的国内外市场均要求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封建专制统治虽已结束，但地主和金融贵族的代表在国会中仍占多数，许多有利于地主和金融贵族的法令和制度仍在起作用，政府颁布的不少政策法令还束缚着产业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要顺利发展，必须要有经济自由，消除国家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取消依据重商主义原则制定的保护关税制度，实行自由竞争和贸易。时代迫切需要有一种完整理论来为经济自由提供有力呼吁和论证，这是斯密理论产生之“源”。同时，西欧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为斯密理论产生提供了“流”。时代需要也可能产生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大师。然而，这位大师是斯密而不是别人，与斯密的经历与智慧也分不开。

生平与著作

斯密出生在苏格兰的克卡弟的一个海关官吏家庭，曾就学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于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1764年以私人教师的身份跟随布克列公爵赴欧洲大学旅行。1778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长，一生中最后三年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到了晚年，受到社会极大尊敬，他的著作《国富论》被译成法文、丹麦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一次，英国首相小庇特约见几位名人，斯密也在特邀之列。当他走进房间时，在座各位都起立致敬。斯密说：“各位贤达请坐。”首相说：“不，我们将等您先坐下来，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对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有几件事可能值得一提。一件事是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做学生时，受到他尊敬的老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教授的熏陶。后者用自己创造的名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教育学生，用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学生。他声称，在不对他人的身体或财产造成损害，不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享有这样的天赋权利，即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运用自己的才能去从事任何工作或娱乐活动^[2]。他被斯密称为“永远不能让人忘记的哈奇森”。另一件事是格拉斯哥的影响，斯密曾在这里做过学生，当过教师，当时的格拉斯哥正处在商业和工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他身边那些干劲十足的商人使他受到鼓舞和刺激。正如《亚当·斯密传》作者所说：“他之所以成为大经济学家，是由于当时克莱德河上的贸易日益兴旺，各种问题不断涌现，对于这些问题，这个城市有进取心而又聪慧的商人每天都进行着激烈的争论。”^[3]再一件事是他对欧洲大学的旅行访问，尤其是与重农学派包括魁奈在内的一批思想家的交流与沟通。他接受了自然秩序的理念并对之加以改造，成为自己的重要信念。他把重农主义称为“最为接近真理”的学说。他明确认为，魁奈居于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首位，甚至曾打算如果《国富论》出版时魁奈还在世，便把该书献给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国经济学家。还需提及的一件事是他和大卫·休谟的莫逆之交。休谟是他老师也是好友。休谟的人性论对斯密哲学思想形成的作用是无可争辩的，休谟的经济自由观点也是《国富论》作者的重要思想来源。

斯密生前出版的著作并不多，最重要的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性操论》和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前者研究的是精神世界，出发点是同情心；后者研究的是物质世界，出发点是私己心。因此，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如历史学派及原苏联经济学史专家卢森贝等）就提出存在两个斯密。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这两部著作的初版虽有时间先后，但修订再版的过程却是交替进行的。同一作者不可能在两部著作中提出相互矛盾的观点。实际上，从对人的行为动机分析来看，这两部著作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他在《道德性操论》中说，“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4]，在《国富论》中则说，人们的行为都“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5]。只是由于两本书研究对象有区别，因此，在阐述人的行为如何从利己本性出发时，各有其侧重点而已。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斯密经济理论的代表作。其主题探讨国民财富如何增长，其基本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斯密研究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是自然秩序。他把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说成为从人的本性产生而又适合人的本性的秩序。利己是人的本性，追求自己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这样的人就是“经济人”。自然规律只有在让每一个人可自由追逐私人利益的条件下，才会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