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主义兴起背景及其先驱

边际主义兴起的背景

边际主义兴起的原因是什么？过去，包括我自己编写的教材在内的国内外一些论著，认为边际革命的发生，是与资产阶级为了抵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用边际效用论对抗劳动价值论的斗争分不开的。看来，这是一种简单化观点。事实上，上述三位学者撰写上述三部著作时，他们还不知道有马克思经济学。他们的理论，挑战的主要是古典经济学。明确向马克思经济学挑战的是奥国学派第二代学者庞巴维克和美国学派的约·贝·克拉克等人，但这已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事了。

从一些史实看，边际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兴起，可能很难从英、奥、法三国有什么共同的社会背景中去找，相反，倒与这三位学者的学术环境和知识结构可能有更多的联系。从学术背景看，当时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但无论是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还是工资基金论，都已越来越难以说明现实生活。经济学要另找出路，尤其是价值由什么决定，需要有不同于古典学派传统解释的新理论，这种新理论就是效用价值论。

其实，商品价值由效用决定的观点，并非新理论，而是古来有之。然而，价值起源于劳动的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产生、发展到衰落的整整二百多年间，由劳动或成本决定价值的观点在价值论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中期起，古典的价值论和工资基金论在现实面前实在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时，经济学家才转换方向来说明价值问题，这也许是边际效用论兴起的一个学术环境。

至于边际效用论正好由他们三人几乎在同时提出，可能是偶然巧合。但由他们各自独立提出，或许和他们各自的知识结构有关。据说，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从小就受过边际效用论思想的启蒙教育，后来都专门学过数学，熟悉微积分，这为他们从事边际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思维工具。至于门格尔的学说，由于德国历史学派本来就不信奉古典经济学，因此，他不可能像杰文斯那样以英国学派叛逆者的姿态出现。相反，他把自己的观点看作是德国屠能、戈森等人观点的继续，推进了从效用或者说人类欲望出发来说明价值的传统。但是，在经济学需要历史归纳法还是抽象演绎法问题上，门格尔和历史学派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

关于边际革命的原因，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定论。不管是什么原因，从19世纪70年代起，边际主义的兴起，确实引起了经济学范式的一次重要革命，经济学实现了古典范式到现代分析范式的转变，并且正是有了这种转变，经济学才正式开始成为一门在可供选择的不同用途之间分配有限资源以实现最佳目标的科学。边际学派都承认，一个人所拥有的有限资源有多种用途时，一定会按使各种资源在使用中的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来配置资源，而资源在整个社会的优化配置，又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实现。于是古典学派的自由竞争思想又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撑，古典经济学进入了新古典阶段。

边际主义的先驱

边际主义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但其起源至少可追溯到18世纪上半叶。我国对边际主义有专门研究的晏智杰教授把边际革命的先驱人物按时间先后列了一张表（见表7-1）。

表7-1　边际革命前史一览表

续　表

在这些人中，我们选屠能、古诺和戈森三人的某些理论略加说明。有关屠能和古诺的思想放到下面第三节叙述，现在先说戈森。

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亨利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是边际效用论的直接先驱。他在1854年发表的《人类交换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一书中，建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主观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为后来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戈森理论的出发点是最大幸福原则。他认为，人们渴望从生活中得到享受，生活的目标是最大的满足，这种满足就是效用。效用大小可用物品给人们提供满足的大小来衡量。如果人们的行为遵循一定规律，就能取得最大享受。

戈森从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发现了两大规律：

第一，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同一物品的享受，随着需求的逐步满足，感觉的享乐程度会随着这种物品的增加而递减，直到出现感觉上的饱和状态。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一原理后来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

第二，如果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有多种可供消费的物品，他要取得最大享乐，就必须把这些物品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享用，当消费行为结束时，应当使相同时间里取得的每一种物品的最后（或边际）单位的效用相等。这就是所谓边际效用均等原理。这一原理后来被称为戈森第二定律。

现在用门格尔设计的一张图表来说明上述戈森定律（见表7-2）。

表7-2　戈森定律举例

表7-2中的罗马数字表示可选择的多种物品享受，其重要性由Ⅰ到Ⅹ递减。例如，Ⅰ代表最迫切的需要，比方说是对食物的欲望，意义最大，第1单位为10，而以下各种物品重要性依次递减。罗马数字下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物品效用随消费数量增加而递减。例如，第Ⅰ种物品随消费量从1单位到10单位递增时，其边际效用（增加1单位消费时所增加的效用）逐渐从10递减到1，第11单位边际效用为0，以下各种物品情况相同。显然，如果他同一时间内能消费10单位物品的话，为取得最大效用总量（最大享乐总量），他应当消费4单位Ⅰ、3单位Ⅱ、2单位Ⅲ、1单位Ⅳ，这时各种单位边际效用都是7，而取得的效用总量是80，任何其他选择，都不能达到80。

戈森还研究了一个人如何从劳动中获得最大享乐的问题。他认为，人们一方面从劳动中可获得有用的产品，从而得到享受，但这种享受会随着劳动量从而产量增加而递减；另一方面劳动本身是一种痛苦，且这种痛苦会随劳动量的增加而递增。劳动者要从劳动中得到最大享乐，应当在劳动产品的最后享乐等于劳动的最后痛苦时停止劳动。

戈森还认真分析了交换均衡的条件，认为人们相互交换多余产品时，各人得到的享乐量会增加，交换应当进行到使其中每一种物品的“最后一个原子”给每个人提供等量效用，双方都得到最大享乐量时为止。

戈森的这些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由最大利润生产变为最大满足的追求，由如何创造更多资源变为如何将既定资源加以最佳配置以获取最大效用总量，这对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边际革命确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