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论

后发优势论的演变

后发优势论是关于经济上后来发展的国家在发展中存在一种由后发国地位带来的特殊利益的理论，应当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发优势论的创立者是俄裔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Gerschenkron，1904—1978）。他在1962年出版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一书中，通过对19世纪德、意、俄等当时欧洲较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验分析，提出相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的显著不同，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会影响发展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后来增长速度会越快，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这是一种来自落后本身的优势，也可称“后发性优势”、“落后优势”、“落后的有利性”。后发优势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对落后会造成紧张状态，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并激发制度创新；二是可以在吸收先进国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三是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在一个较高起点上推进工业化。

在格申克龙之后，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后发优势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例如，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列维（M．Levy）从现代化角度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作了具体化，总结归纳出后发式现代化的一些利弊，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M．Abramovitz，1912—2000）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追赶假说”，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呈反向关系，即越落后其增长会越快——当然，这是指“潜在”或“可能”，而要把这种“潜在”转化为“现实”，还要有一系列限制条件。在他之后，美国学者鲍莫尔（W．J．Baumol）又对这一“追赶假说”作了发展和补充。

如果说上述学者的思想标志着后发优势创立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速增长，一些学者通过对拉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与路径的比较，对东亚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促进了后发优势的进一步深入。这些学者有美国经济史学家罗索夫斯基（H．Rosovsky，1927—　）、日本学者南亮进和大川一司等。他们认为，拉美国家从初始条件（如自然资源、人口压力、人均收入和资本、人力资源等）看，都比东亚各国强，而东亚各国能取得快速经济增长而拉美则没有，关键在于东亚较好地利用了后发优势，通过后来的增长努力和正确的路径选择，超越了初始条件限制。美国学者希尔曼（J．Hellman）和韩国学者金泳镐也对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作了深入研究。美国学者伯利兹和克鲁格曼（E．Brezis and P．Krugman）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经验基础上还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发展“蛙跳”（Leap－frogging）模型，认为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产业领域实施技术超越，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与先进国竞争，而先发国家由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及技术转换的高成本，可能反而被锁定于原技术水平上。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新形势下，后发优势论进一步得到拓展。对此，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M．Grossman and E．Helpman）、巴罗和萨拉－依－马丁（R．J．Barro and Sala－i－Martin）以及范艾肯（R．Van Elkan）等都有所分析论述。总的说来，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会使后发优势表现更加突出，影响更加深远：一是资本会更快从丰裕国家流向短缺国家（那里报酬率较高）；二是技术扩散加速，技术溢出效应日益突出；三是信息技术发达，不但使科技扩散更快、要素跨地区流动更活跃，也使后进国对先进国各方面经验教训的借鉴吸收更加全面、及时。

与后发优势论相反，一些学者尤其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学者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发达国家当年工业化初期情况大不相同。今天，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就面对经济强大的发达国家，后者对前者的不利影响无处不在，使当今发展中国家在以下多个方面处于劣势。

资本积累的后发劣势，主要指发展中国家资本匮乏、收入低下。这种低收入状况使储蓄能力低下，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而资本形成不足又导致低生产率，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形成R·纳克斯所讲的“贫困的恶性循环”。R·纳尔逊（R．Nelson，1930—　）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也持类似观点。

技术进步的后发劣势，指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难以有效消化，也无力形成自主研究与开发能力，从而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日益扩大。

产业发展的后发劣势，指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强化了后发国家的低水平产业结构。

结构转换的后发劣势，指后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明显的二元性，传统化和现代化的二元结构存在于经济、政治等各领域，贯穿和渗透于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整个经济体系。

制度创新的后发劣势，指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必需的制度基础很薄弱，有严重缺陷，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除了上述劣势，后发国家还有国际贸易的后发劣势和国际关系的后发劣势。这主要反映在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上。中心—外围论由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提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国际经济关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这种国际经济关系的外围，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格局。中心国家利用旧的国际分工，从事附加值高的工业品生产，外围国家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在双方贸易中，由于工业品需求弹性大，初级产品需求弹性小，于是工业品价格不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下降，从而使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依附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多索（F．Cardoso）、桑托斯（M．Santos）、弗兰克（A．Frank）、伊曼纽尔（A．Emanuel）和阿明（S．Amin）等。他们大多是拉美经济学家，故又称“拉美学派”。他们同样是中心—外围论者，并认为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中心国存在依附关系，在贸易、资本、技术等方面依附于发达国家，受发达国家控制，使这些外围国家得不到应有发展。中心与外围间的贸易是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生产的大量剩余被转移到中心国家，使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越来越大。

后发劣势论及其主要代表——依附论

可见，上述这些后发劣势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后发劣势论着眼于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寻找不发达的原因，从资本、技术、产业、结构和制度的不利影响中探索后发劣势；另一类就是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着眼于从发展中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的因素，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等不利影响中探求后发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