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企业的技术投资数据，本书利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了苏州市企业的研发投资数据。苏州市是我国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地区，区内企业大多为制造业企业，技术水平也相差较大。因此，利用苏州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4．1 方法与数据
本书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苏州市出口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本书的模型为：
其中：RD和exr分别为研发活动指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CONTROL为一组控制变量；η为残差。
为了进一步分析汇率调整对企业技术投资的非线性影响，本书构建了如下实证方程：
当c2显著且小于0时，说明汇率对技术投资具有非线性影响。当汇率水平低于临界值E时，本币贬值会促进技术投资；相反，当汇率水平高于临界值（本币币值较低）时，本币升值会促进技术投资。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资产规模、盈利状况、销售状况都可能影响研发活动，我们的控制变量中将包括资产规模、净利润和销售额指标。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企业在研发活动中还会关注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国家和相关政策、经济增长状况和研发投资的成本，国际市场需求越大、政策激励越强、地区经济增长越快、研发投资成本越低，研发活动就越活跃。我们分别以苏州市出口增长速度表示国际市场需求，苏州地区生产总值反映经济增长状况，以人民币加权平均利率反映研发投资的成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本书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虚拟变量，反映政策因素。此外，企业存在的时间也可能影响其研发活动，部分设立时间长、拥有核心产品和技术的企业更有可能开展研发活动，本书的控制变量也包含了企业成立的年份。
在分析汇率对出口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时，采用了2006～2012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人民币1年期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以及苏州市出口企业问卷调查数据。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企业资产规模、盈利、销售额、研发投资、劳动等指标，为了给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依据，问卷调查中也包括“您认为哪些指标影响贵公司研发活动”的选项。共发出问卷100份，收回73份。除问卷以外的其他指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苏州统计年鉴》和《苏州市经济月报》等。
4．4．2 实证分析结果
1．描述性统计检验
研发活动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本书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对苏州市出口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表4．1显示了样本企业相关年度指标的描述性统计检验结果。
表4．1 出口企业相关指标和年平均汇率的描述性统计检验
2006～2012年，样本企业资产平均值为37．151 25亿元人民币，企业规模差异也很大。此外，企业的利润和销售额也具有明显的差异。表4．1中包括了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苏州出口增长率和1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描述性统计检验结果。
2．相关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就会导致回归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先对自变量作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2。
由表4．2可见，在所有指标中，企业销售收入、资产规模和净利润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和出口增长速度、人民币汇率之间也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必须将这些变量逐一作为自变量。由于本书研究的是汇率的影响，不能将汇率从自变量中剔除，因此在自变量中不能加入与汇率高度相关的苏州地区生产总值。
3．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本书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值对苏州市样本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将企业销售收入、资产规模和净利润分别作为自变量，共得到3个模型，结果见表4．3。
表4．3 汇率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包含非对称性影响）
注：（1）由于部分指标为0，无法取对数，本书在取对数前将这些指标加1，再取对数。
（2）由于部分企业利润小于0，无法取对数，本书用企业的利润减去利润最低的企业的利润。
由表4．3可见，三个模型的F检验值、调整后R2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解释力较强。在三个回归模型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值的系数都能够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值小于0，说明人民币汇率是影响样本企业研发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民币升值将促进样本企业的研发投资。一般来说，当人民币升值时，出口商品国内外比价不利于出口，如果具备条件，出口企业会加强研发，提升技术水平，降低成本，改善贸易条件，维持甚至提高出口利润。在其他变量中，企业上年研发对数、销售额对数和总资产对数的回归系数都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研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上年研发投资越多，本年度的研发费用投资也较高，同时，销售额大及规模大的出口企业的研发投资也较高。在宏观指标中，三个模型里的1年期贷款利率和苏州出口增长率的系数都能够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研发投资成本和市场需求是影响出口企业研发的重要因素。此外，企业利润、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和企业设立时间等不能在三个模型里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对出口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存在稳定的影响。
由于企业自身的状况不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也必然存在差异。根据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本书再探讨人民币升值对资产规模不同的出口企业的研发活动是否存在非对称性影响。我们根据样本企业的资产规模将企业划分为大企业组和小企业组，所有资产规模高于平均资产的为大企业组，资产规模小于平均资产的为小企业组，分别对大企业组和小企业组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4．4。
表4．4 汇率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包含非对称效应）
F值和调整后R2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在小企业组中，人民币汇率回归系数小于0，但大企业组中的回归系数大于0，说明人民币升值能够促进小企业的研发，但对大企业的研发有抑制效应。对于小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对其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它们可以利用自己“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调整经营管理，增加研发，降低经营成本。相反，大企业的资产规模大，人民币升值后难以迅速调整经营管理，出口企业只能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设备，减少包括研发在内的各项成本，维持利润水平。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小企业研发投资增加，但大企业研发会减少。
其他变量中，上年研发投资和销售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都大于0，结果和表4．3一致，证明了企业研发投资的稳定性及其与销售额的相关性。但是，在小企业样本组中，1年期贷款利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小于0，而大企业样本组中利率的系数大于0但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小企业的研发行为面临更硬的预算约束，而大企业研发活动没有资金约束。苏州出口增长速度和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在小企业样本组中的系数都显著且大于0，说明小企业的研发活动受市场需求的影响更大，而且国际金融危机使小企业更强烈地感受到转型升级的压力。相反，大企业样本组中苏州出口增长速度的系数不显著，国际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但小于0，说明，大企业的研发活动与市场需求联系不大，而国际金融危机后大企业的研发活动受到了抑制。在两个样本组中，企业成立时间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研发活动与企业成立时间长短无关。
4．汇率调整对研发投资的非线性影响
为了反映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投资的影响机制，我们再分析人民币汇率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投资的非线性影响机制。考虑到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应对汇率调整及市场变化时的能力和方式存在差异，我们在利用全样本数据分析后，再将所有企业根据规模划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具体划分过程中，我们以企业规模是否超过所有企业平均值为标准。如果某企业规模超过所有企业的平均值，则该企业为大企业；如果某企业规模低于所有企业的平均值，则该企业为小企业。我们分别选择企业资产规模、企业销售规模和利润额为规模变量。
表4．5 汇率对企业研发的非线性影响（全样本）
表4．5显示了全样本分析结果。在所有三个模型中，F统计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所反映的变量关系成立。三个模型的D．W．值都接近2，说明三个模型的残差都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调整后R2都高于0．90，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高。由模型系数的拟合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汇率调整对企业技术投资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当汇率低于临界值670时，人民币贬值对技术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当汇率高于临界值670时，人民币升值对技术具有促进作用。这个结果表明，在本币币值较低的情况下，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能力，迫使企业减少规模扩张，增加技术投资。相反，如果本币币值太高，继续升值有损于企业创收能力，使企业没有足够实力进行技术投资。
第二，技术投资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上期技术投资对数的系数大于0，说明上期技术投资越高，本期的技术投资也会处于较高水平。这是因为技术投资往往不是在1年内全部完成，而且技术投资还需要配套投资。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的技术投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小于0，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对苏州市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苏州市企业出口急剧下降，企业收入和利润大幅度减少，很多企业面临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一定的利润以度过金融危机成为这些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技术投资必然减少。
第四，企业规模对技术投资的影响不显著。部分规模大的企业已经处于成熟期，增加技术投资、提升产品技术含量的动力不足；部分规模小的企业处于成长期，竞争压力较大，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反而会增加技术投资，加快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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