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清曾任宁波市政协研究员金臻庠

戴士清：曾任宁波市政协文史特约研究员。

金臻庠（1896—1966），宁波爱国老报人，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青年。他一无背景，二无政府投资，依靠宁波“救国十人团”成员支持，于1920年夏集资创办了宁波《时事公报》。金臻庠向以“为民喉舌”作为办报的宗旨，有一定的号召力。该报于1948年10月被国民党内政部以“造谣惑众”的罪名而饬令停刊。1949年初，金臻庠接受党的号召，主动为迎接宁波解放出力。解放初，宁波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他去上海募得巨款救助灾民。随后三年间，又为筹组工商联倾注了不少心血。可以说，金臻庠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服务桑梓不遗余力的爱国民主人士。

金臻庠

临危受命迎解放

1948年10月28日《时事公报》最后一期上刊登的社长《金臻庠启事》中说：“忽奉令停刊，不得不与诸君暂别……惟正义所在，自不能默然而息，自当依法向内政部声辩，要求收回成命。万一不获所请，自后当以‘在野’之身，仍为桑梓服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渝。”他为谋求报纸复刊奔走呼吁，终告无望。当时，他对国民党的独裁专横心存不满和气愤，但是报纸复刊无望，前途未卜，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1949年1月（正月初一），中共鄞慈县办向城区国民党军政委员、社会知名人士寄发《告鄞慈民众书》，金臻庠收到后，心有所动。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势如破竹，但宁波仍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形势严峻。为迎接城市解放和接管，中共四明工委于4月下旬成立“城工部”，由四明工委委员钱铭岐任部长，并向城区国民党军政人员、社会上层知名人士等投寄传单和劝告信，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党的城市政策，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深明大义，保护好城市。金臻庠收到信件后，经过深思熟虑，主动找到原报社电讯室职工毛重耀（地下工作者），要求转告城工部：愿意跟共产党走，为迎接宁波解放做出贡献。城工部表示欢迎。

5月初，城工部部长钱铭岐约见金臻庠。金臻庠平素很少离城外出，现在突然出城，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怀疑。后经钱铭岐同意，改由沈曼卿作代表。沈由柳璋陪同，以就诊为名，去望春桥中医李儒林家。抵李家后，沈换乘脚划船前去约定地点。见到钱铭岐后，沈汇报了城区情况，并说敌人负隅顽抗不成，可能采取破坏和“应变”两手。钱表示我们也应作针锋相对的两手准备，以防不测，并交代了三项重要任务：一是进一步摸清敌人动向，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动态，以及重点企业情况；二是迅速改组商会内的自卫救济委员会，掌握该会的人财大权；三是组织社会力量，包括稳住上层人士不出走、资本家不抽逃资金等，要他们为人民立新功，并发动义勇警察和消防队员，防止敌人边撤边破坏，保护好工厂、商店和公用设施等。沈曼卿返城后，向金臻庠作了汇报，他们立即秘密开展工作，改组了商会的自卫救济委员会；联络上层人士，稳住了准备出走的王文翰、周大烈、宁波警察局局长钱久望、基督教青年会倪德昭等；动员和组织义勇警察、消防队员，在解放大军进城前城市处于“真空”状态的情况下，担负起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市政设施，保证发电、交通、电信畅通等任务。

5月22日，上虞解放。金臻庠坚守在商会电话机旁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保持与各方联系和协调工作。

5月23日，余姚解放。24日一早，金以商会的名义将准备好的“治安纠察”臂章分发下去。义勇警察、消防队员也纷纷戴上臂章，手持木棍，分地段巡逻，以防败兵歹徒的不轨行动。下午4时许，解放军已推进到江北岸，当时新江桥的浮桥被国民党军队拆掉一截，无法通行。金臻庠派人前去接应，将解放军指挥机构迎至青年会暂驻，大部队露宿在同兴街（中马路）一带。

入夜，商会内灯火通明，电话铃声不断。金臻庠与分布城区各处的治安纠察队员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情况。午夜后，各处传来消息，国民党残部已向镇海白峰、奉化方向撤离，城区没有发生歹徒抢劫或破坏扰乱事件。

那天，四明工委、城工部在望春乡公所设立临时指挥点，用电话与城区党组织和商会联系，了解和掌握敌军动态。西路解放军由鄞慈县工委派包纯和、王毅作向导，从西门攻入城区，午夜后进入城中与江北方向进城部队会师。包纯和、王毅持钱铭岐同志亲笔信到商会见金臻庠，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在鄞县县政府（今市府大楼原址）胜利会师，并对他们出色的工作表示慰问和感谢。金臻庠接信后，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总算把解放军盼来了，宁波终于解放了!”

这夜，城区灯火通明，安然无恙。宁波迎来了解放，迎来了新生!

同舟共济渡难关

宁波解放时，正值青黄不接。人民政府对各种物资一时还不能完全掌握，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供给极为紧张。“八一”建军节临近了，怎样劳军？金臻庠与工商界人士商量，他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当前最急需的物资。当时，宁波粮食业多是前店后厂，存粮不多，经动员后，全行业出借存粮（大米）900石，后由太丰面粉厂经理洪宸笙出借面粉6000余包，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1949年9月5日，宁波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克服暂时困难、建设新宁波的大计。金臻庠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之一，还代表民主人士在大会上发言。他第一次体会到当家做主的光荣与责任，并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了进一步认识。

宁波解放初，逃到舟山的国民党残部不断派飞机骚扰宁波，妄图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舟山群岛。自9月13日起，敌机连续空袭灵桥、新江桥及闹市区。20日，敌机轮番疯狂轰炸江厦街、东渡路一带，隔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投一枚燃烧弹，共投下9枚，瞬间冲起九条火龙。风助火势，顿时宁波最繁华的金融商业区在火海中化为一片废墟。军管会、市政府立即发动工商界、慈善机构等，于9月27日组成“宁波市遭匪机轰炸善后救济委员会”，推举苏展为主任，钱铭岐、金臻庠、俞佐宸等为副主任，着手调查伤亡人数、受灾损失，进行救济灾民、清理灾区、抢修桥梁、发动旅居外地的同乡捐款救灾等工作。金臻庠奉命专程去上海，向旅沪宁波同乡报告国民党飞机对宁波市区实施狂轰滥炸，造成家乡父老乡亲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的事实，呼吁同乡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救助乡亲渡过难关。

金臻庠到了上海，拜访了魏伯桢、方椒伯、蒉延芳和盛丕华等老先生。当时有部分同乡会理事离沪去香港，决定动员年轻而热心的同乡们参加，由同乡会发起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家乡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魏伯桢为主任委员，蒉延芳、盛丕华、秦润卿、沈日新、方椒伯、黄振世、傅隆才、董久峰、乌崖琴、孙鹤皋、应斐章、陈悦琏等31人为常委，下设宣传、劝募、财务、总务等组，金臻庠为宣传组组长。宣传组从10月6日开始工作，向新闻单位提供新闻稿件，印发控诉国民党暴行的《血债难忘》宣传单，在各大马路商店橱窗张贴，做马路广告，在电影院放幻灯片，编写《家乡惨遭轰炸详细调查》小册子等。10月23日，上海21家电台举行全日义播，金臻庠、魏伯桢、盛丕华、蒉延芳、秦润卿、周信芳等老先生亲临各电台呼吁。宁波人民遭受灾难，牵动着旅沪同乡的心，激起他们对国民党的无比痛恨。他们发动义演、义卖、球队义赛等活动，国际友人苏联足球队也积极义赛捐助。旅沪同乡会主办的2所中学、6所小学的学生纷纷上街推销救济券。旅沪同乡和上海人民伸出援助之手，争先恐后捐钱出物，不到一个月，募集捐款4000余万元及大量物资。宁波受灾和上海捐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面八方，各地同乡也闻风而动，纷纷汇钱寄物。11月中旬，劝募组副组长黄振世取道天津乘船去香港，发动苏浙旅港同乡捐助。由于同乡们捐助出人意料的踊跃，劝募时间从原定一个月延长到两个多月，认捐者7万余人，捐款21亿元（按当时米价，可购大米1万石左右），超过预定目标20倍以上，实物（包括食品、衣被、鞋帽、急救药品、首饰等）3万余件（部分实物在上海义卖折款），还有高标号水泥用于抢修灵桥。

金臻庠在上海收到钱物后，随时汇寄宁波，及时救助灾区。这笔巨额捐款， 40％用于救济生活困难的受害者，60％作为无息贷款，积极扶持小本经营者生产自救。这对安定当时宁波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全力筹组工商联

1950年1月，宁波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先后召集原商会和旧同业公会理事及各行业代表座谈，充分肯定了宁波市工商界广大爱国人士与党和人民政府同舟共济，做出积极贡献，并将成立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提上了议事日程。7日，召开市工商联筹备会议。会上一致推举金臻庠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俞佐宸、洪宸笙为副主任委员。金臻庠既无企业又不是工商界代表人士，然而，他在迎接宁波解放和劝募救灾等工作中尽心竭力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因而得到党和政府的信赖、工商界的拥护。在成立大会上，金臻庠发自内心地表示：“兄弟对于工商界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谬承推选为筹委会主任，实觉万分愧疚。好在有党和政府领导，有诸位工商界领袖匡助，尤有俞、洪二位副主任的扶翼，将使兄弟减少错误，做好工作。”

筹委会成立时，空袭依然威胁宁波，于是租用西郊路502号作为临时办事处。1月9日举行的第一次常委会就在那里召开。晚上返回原址办公。从工商联保存的会议记录本看，几乎每天晚上都安排了会议，从下午6时或7时开始，以确保与会者的安全。星期六晚上则是筹委会工作人员座谈会。金臻庠每次必出席并且发言。在1月13日第一次座谈会上，他强调说：“工商联与旧商会不同，一方面要整顿改组各同业公会，另一方面要整顿工商联内部。大家应确立为工商界服务的观点，改变以往商会像衙门、态度不礼貌等作风。”

筹委会成立后，首先健全组织机构，设立接管、生产、法规、文教、劳资关系、整组等专门委员会，分别由常委兼任主任。接管委员会的任务是把解放前的宁波旧商会和工业协会两会文书档案、财产接管过来。生产委员会研究工业生产计划，组织商品物资交流等。文教委员会是较繁忙的委员会，组织工商界学习《共同纲领》和有关政策法令，还委托财经干部学校培训三期会计簿记人才共900人，以解决当时急需财会人员的问题。1950年11月下旬又组织工商界文工团（设京剧组、歌咏组、体育组）和工商界票友举行义播和义演，为皖北、苏北灾民募得寒衣款3000余万元（旧币），数目虽不大，却是空前的纪录。

金臻庠非常重视机构内部工作的规范化。如召开会议必有记录，出席者亲笔签到；在记录后面，与会者个个盖章，以表示同意；决议如已办理，在上方加盖“已办”戳子。筹委会内所有会议记录，都留有金臻庠签署的“阅”字和盖的印章，有时还加注意见。从这里可以窥见金臻庠在筹委会期间关注所有工作和活动，几年如一日，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

金臻庠对党的号召积极响应，往往闻风而动。这是曾与他共事过的老先生如徐在铭、胡思明等的共同印象。如抗美援朝初期，针对工商界中存在的“恐美”“崇美”“亲美”思想，工商联率先举办时事形势讲座，请市府秘书长钱铭岐、工业部长王中等作报告。1950年12月，他和工商联动员工商业者订立以“增加生产、保证物资供应，稳定物价，遵守政府法令，不欠税逃税”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公约，并组织发动工商界一万余人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年过半百的金臻庠和五四运动时一样，走在队伍前头，高声领呼口号。通过这些工作和各种活动，工商界人士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得到极大提高，并在慰问中朝部队和救济朝鲜难民活动中捐献了16.4亿元（旧币）。1951年6月，工商界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原计划4架飞机，后来完成了7架半（旧币111.8亿元），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抗美斗争。

金臻庠在工作中还起到了党与工商界人士联系的桥梁作用。解放初，只有少数工厂的会计制度较健全，其余绝大多数用的是上收下付的旧式账册，有的账册不全，甚至有几套账册来对付国家税收，因此只能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方法来征税。评议中又往往发生“大户压小户”“小户挤大户”的弊端，吵吵嚷嚷到深夜还争论不休。此时，金臻庠就会出现在会场，劝说大家以国家利益为重，平心静气地评定税负。1952年开展“五反”运动，开始时有些工商业者不理解，金臻庠以工商联为家，坚守工作岗位，向工商界人士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3月5日，他在给妻子刘绥华的信中说：“我同工商界说，这‘五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职工或机关干部对你斗争，不是和你有私仇，是为了国家前途。干部的‘三反’运动斗争也很激烈。有很多人立过功、流过血、受过伤，因为腐化，斗争毫不留情。我们工商界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这样一想就心平气和了。等到证明你老实彻底地交代了，而且保证以后不再重犯，就重新团结起来。这样来一个讲一个，他们听了我的言论，就明白这是对的。”金臻庠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反复宣讲，使政策形象化，使工商界消释疑虑，正确对待“五反”运动。

金臻庠在主持工商联筹委会的三年间，还被选为市协商委员会成员、省人民代表等。出席会议前，他常常深入调查，甚至到居民会去征求意见，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带到会议上去。1951年10月初，他出席在杭州举行的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抽空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工作异常忙碌，大会被推为发言人，小组被推为副组长（组长为苏展专员），所以没有一些空时间。总之，浙江两年来各方面工作都有伟大辉煌的成就。我虽然事情较忙，但是精神上是愉快的。新中国的确是值得爱的。”在那些岁月里，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感到英雄有用武之地，因此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家人倾诉肺腑之言，以分享他的欣慰之情。

在同一信中还写道：“大会闭幕后赴沪。唯在沪需要办的事太多了，各小学校及托儿所、天一救火会筹募经费为数太大（预定在沪募四五千万元）；而浙东中学（今宁波四中前身）组织校董事会，又须物色在沪老校友中之经济较富裕者。”解放以前，金臻庠热心公益事业，兼任不少社团的董事、会长。解放初，他为江北区的教育、卫生、消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亦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四处奔波，为政府分忧解难。

1953年1月，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俞佐宸任主任委员。筹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从1955年6月起，金臻庠连续当选为宁波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兼副秘书长，并驻会工作。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金臻庠受到不公正对待，只保留政协委员一职。1966年初，金臻庠去世。1979年4月，党落实各项政策，使金臻庠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原载《在民主团结的旗帜下》，1999年，宁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