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跟着共产党

冯梯云（1925—2016）：民建中央原常务副主席，国家监察部原副部长，宁波市民建、工商联原副主委。

我是浙江慈溪人，早年曾在上海统原银行任职员，后来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求学。1946年初，从上海来到宁波，以“经理代表”身份主持正大火柴厂厂务，不久兼任余成钱庄副经理。宁波解放前后，我亲身经历了宁波市工商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度在宁波的实践。

正大火柴厂是家老厂，创设于1908年，原由法国人经营，后因经营不善宣布倒闭。1913年前后，由老板徐惠生集资继续开办。他的二儿子徐日廑接办后，由于熟悉技术、善于经营，使多年来停滞不前的正大火柴厂出现转机。但当时国内火柴业竞争激烈，加上瑞典、日本火柴的大量倾销，“正大”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后来“火柴大王”刘鸿生先生组织起火柴联营（托拉斯），正大厂才算有了起色。我到宁波后，在同仁的支持下，修建厂房，改进设备，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恢复了在福建、江西、上江（金华、兰溪一带）、下路（嘉兴、湖州一带）、台州、宁波等地区的销售市场，使“童车牌”火柴声誉重振，年产火柴曾达到11.6万余件。但是，国民党在溃逃前夕，对宁波市进行了严重的破坏，正大火柴厂同样难逃厄运，生产受到了很大损失。

2000年12月，时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冯梯云（前排居中）视察宁波市工商联时与机关干部合影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我和广大工商界人士及全市各界群众一起，怀着激动的心情，欢庆胜利，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队伍。宁波解放后成立了市军管会，负责人是丁秋生、顾德欢等人。军管会对宁波市的工商业发展十分关心，5月28日召开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阐明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要求大家遵守法令，搞好生产，克服困难，建设新宁波。我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对党有了新的认识，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和工人群众一起保护工厂，恢复和发展生产。

当时的宁波处境很困难。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对宁波实行海上禁运和封锁，并派遣飞机进行狂轰滥炸。自1949年“9·13”大轰炸以后至年底，敌机先后空袭27次，使市区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空袭造成死152人，伤295人，毁房5800余间，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誉的市中心区悉付一炬。大批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很多工厂、商店只能靠减薪裁员来维持生计，出现“板贵棺材贱”、棉纱与棉花价格倒挂等不正常现象。企业劳资纠纷多，经济恢复步履维艰。加上宁波又是座消费性商业城市，工业不很发达，经济结构畸形，解放初期由于调整经济服务对象，消费结构起了变化，使一些原来从事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交易所、私营钱庄、典当以及迷信、奢侈享受的消费性行业趋向衰退和淘汰，这又为经济工作增添了难度。

为了尽快扭转局面，市军管会一面整顿经济秩序，一面组织工商企业尽快恢复生产。我作为正大火柴厂厂长，以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待问题，认为市场秩序不好，资金周转不开，成本升高，工厂生产就会亏本、伤元气。我向军管会谈了这些想法。当时有的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解放军还有一种害怕的心理，认为躲还躲不及，怎敢上门提意见。但是我想，跟共产党走，就要相信共产党，对党敞开心扉，敢于直言。军管会财经部领导刘德甫听了我的意见，说：“你能向党反映自己的意见，讲心里话，这很好。但你的意见不全面，要看到全市、全国，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你一个工厂的得失上。”他接着讲了宁波市和全国的形势，讲了恢复生产的意义，希望我能按着军管会的要求搞好生产，在工商界带个好头。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认识到自己很需要学习、改造和提高。我找了一些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书来读，还在厂里组织了包括税务局驻厂员在内的干部学习小组，学习讨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后来又参加了中共宁波市委组织的学习《共同纲领》等活动。通过学习，我的认识有了提高，激发了我搞好生产，为祖国建设多做贡献的热情和决心。

1949年9月5日，中共宁波市委召开市各界代表会议。市委在会上提出，要改变宁波的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企业都应该设法摆脱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把为国内需要生产、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今后宁波一切企业生产发展的方针与发展方向。取缔投机奸商，保护正当的工商业，欢迎他们投资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并向他们学习生产、经营、管理工厂的知识。遵照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恢复发展生产。工商界代表3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代表工商界及民主人士在大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正确主张，要在党的领导下尽我们的力量把生产恢复发展起来，积极支前，完成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会后，市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恢复生产。9月15日，成立了临时救济委员会，组织各方面力量投入抢修、救护、劝募、救济工作。正大火柴厂不久即恢复生产。当时，天上不时有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骚扰，厂里又有原料不足等困难。为了保护工厂，维护正常生产，市军管会派出工作队进驻正大火柴厂。在他们的帮助下，正大火柴厂的生产很快恢复，情况一天天好转起来。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以满足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这时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在旧社会，我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工厂的工人是对立的关系。现在解放了，尽管还当厂长，但不能以旧的管理方法对待工人，要争取改善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另外，工厂的生产要继续发展，也要有一套新的规章。怎样更好地贯彻“劳资两利”方针，保障工人基本权利呢？为这事我想了好长时间。这时，听说东北一些地方采取签订劳资集体合同的办法，效果很好。我学习了这一经验后，立即着手在正大火柴厂搞劳资集体合同。我和工厂的工会组织一起商量，他们也同意这样做。由我执笔，先起草管理生产的厂规，共拟出包括生产程序、操作规程、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规定和办法一百多条。由于我当时还没有脱开旧观念，有些内容是主观想象的，不符合工人的利益。后来我同工会协商研究，在他们的帮助下，将规定、合同都作了改进。经过反复协商，共同签订7章54条劳资集体合同。今天看来，这份合同有一些条款还不完善、不合适，但在当时是宁波市产生的第一个劳资集体合同。对此，宁波市委、市政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关怀。

1950年5月17日，正大火柴厂召开资方与工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上千人，十分隆重。尤其使人兴奋的是，就在我们开大会的这天，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解放了！大会的气氛更加热烈。宁波市委副书记王中、副市长兼劳动局局长刘德甫、市工商局局长耿尊三等领导参加会议。王中副书记在会上讲话。他一方面肯定了劳资双方签订合同，认为此举有利于促进和发展生产，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资方的厂规中还有束缚工人手脚的内容，并鼓励我继续为党、为国家做好工作。这次会议对我既是鼓舞，又是教育。以后在劳资双方协商问题时，我更加注意尽量多听取工人意见，争取把各方面的情况考虑得全面一些。这个劳资合同当时被《甬江日报》全文刊登，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由于我坚定了紧跟共产党的决心，坚决按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办事，正大火柴厂很快便恢复和扩大了生产，1950年即实现盈利26亿多元（旧币）。

1955年2月22日，正大火柴厂正式实行公私合营。在全厂筹备合营过程中，市委工作组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重大问题反复商议，合营筹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由于对资改造是一场复杂的、深刻的革命，对每个工商业者来说，都涉及思想、立场、利益等方方面面。在改造过程中，工资、福利、劳资关系、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等方面存在一些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在经济上要把握好分寸。对相关人员的特殊情况，我们反复磋商，按照有关政策和劳保条例的规定，接受合理要求的部分，对过高的要求给予耐心解释，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其次，在人事安排上，体现“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工作组会同党、政、工、团负责人与我反复商议，从有利于本厂发展着眼，既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稳妥地解决了有关问题。

1956年1月17日，全市召开工商业者大会，3400多人参加，60多位工商界代表在话筒前排队争相发言。会场上群情振奋。大家通宵达旦地写申请，要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次日下午，工商联负责同志带领全市工商界代表两千余人，向市人民委员会递交申请。1月19日，宁波市市长葛仲昌宣布批准全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建筑业共13067户实行公私合营。1月21日，全市数万人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广大工商界人士与全市人民一道欢庆这个历史性胜利。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那天大会的情景，人人兴高采烈，处处敲锣打鼓。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在大会发言中讲了这样一句话：“今天，宁波市的资本主义企业进入历史博物馆了。”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宁波市于1956年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和广大工商界人士一同跟着共产党，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大局初定后，社会政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党和政府抓紧落实、妥善处理有关政策问题。在人事安排上，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民主协商，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政治上给予妥善安排，有的工商界人士担任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有的安排为中央、省、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执委会成员。1950年2月，宁波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成立，这是政协宁波市委员会的前身。我先后当选为市第一届第二次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协商委员会常委。1953年1月12日，市工商联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市工商联的基本任务，选举了领导机构，我被选为副主任委员。这样，一方面我仍继续主持正大火柴厂的厂务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组织工商界的活动，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工商界人士广交朋友。这期间，党和政府赋予了我很多荣誉和责任：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后任省政协常委，省青联副主席、全国青联委员；担任民建浙江省委会和宁波市委会副主委、宁波市工商联副主委。1955年6月，宁波市政协成立，我任第一、第二两届市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从1959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市政协副主席，同时兼任一至六届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时还兼任宁波政治学校副校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各项工作。

“文革”期间，我同很多人一样受到冲击，先是被揪斗，后来下放到工厂劳动，直到1979年才出来工作，中间离开工作岗位达十多年之久。在这段日子里，不论受到什么样的磨难，我对共产党的信赖和热爱始终坚定不移。恢复工作不久，我从宁波市调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浙江省委会副主委。1983年，又调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务。1987年，国家成立监察部，1988年春节我被调至监察部任副部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和多党合作制度确立60周年。回顾解放初期在贯彻多党合作制度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回顾我在党的领导、培养和教育下，由一名普通的工商业者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的经历，看到人民政协事业的不断前进和发展，我深深地感到：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原载《我与人民政协——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专辑》，2009年，宁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