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汉章是宁波市工商联发展历史上值得书写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从一个旧中国的工商业者转变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创建工商联经济服务公司、组建甬港联谊会、吸收新会员等工作中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为同志们所称道。这里仅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办“会办”企业和扩大海外联谊等方面，对崔汉章的事迹作一简略的追忆。
带领同行走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初，宁波经济萧条，生意清淡。1949年9月，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对宁波实施狂轰滥炸，使当时的商业中心江厦街成为一片焦土，工商业遭受重创，许多工商业者感到前途渺茫，人心涣散，有的关门歇业，有的缩小经营，有的侧身行商。面对这一局面，宁波市军管会及时向工商业者宣布了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并发放了工商业贷款，供给原料，帮助一些工厂、商店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经营。时任宁波天章绸布店经理的崔汉章，拥护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特别是党的干部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国营经济薄弱，有的不法工商业者乘国家和人民面临暂时困难之机，疯狂地追逐暴利，扰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使宁波市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接连出现四次大的涨价风，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及各项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调整公私工资、税负、劳资、产销等关系。崔汉章积极参加党和政府对工商业的调整工作，为恢复和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意见，得到领导的肯定。他通过学习《共同纲领》和政策法令，认识到要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必须首先将批发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于是他率先响应国家的号召，根据天章绸布店经济状况较好、职工人数较少的特点，与九龙、凤苞、大同、永丰、华一、元隆等棉布店实现私私联营，合并成为宁波第一绸布公司，同时担任了该公司的襄理。私私合营的改组为公私合营作了准备。
崔汉章、周信涛、胡思明、丁锦甫（后排从左至右）与俞佐宸（前）合影
崔汉章善于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真实情况，在行业中发挥了骨干、带头和桥梁作用。他担任棉布业同业公会副主委后，带领广大会员进一步学习《共同纲领》，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爱国守法的教育，并采用各种方式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当时的工商业在经营中普遍遇到了进货难、筹资难、经营难等问题，致使企业发不出工资、交不上税金。大家感到“前途光明，但日子难过”。崔汉章带头全力经营企业，他与第一绸布公司的同事一道，赴上海向公司股东曹光彪先生要求增资，结果筹得了旧币5000万元。他还与同业公会的委员一道到上海、杭州等地学习取经，回来后辅导同行企业改善管理，扩大业务。他带领同行企业参加在宁波、杭州、武汉等地召开的物资交流大会，使企业状况有所好转。崔汉章带领同行顺应形势发展生产，言行一致，在同行中的威望不断提高。在1953年1月22日召开的宁波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崔汉章当选为副主委。
崔汉章带领会员学习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对同行业公私合营起了促进作用。1956年3月，他参加了市工商联举办的政治讲习班，担任班委会副主任，不仅自己刻苦学习，接受“启蒙教育”，而且帮助广大私方人员领会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性，明确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的一致性。在极“左”环境中，他能联系思想讲真话，敢于反映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对个别工商业者暴露的一些消极情绪，他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同时，他还乐于帮助人。当时批发商改造后，大部分工商业者都转到新企业上班，其中也有一些人出走他乡另起炉灶。棉布业的舒家法和应云祥在批发商改造后就离开宁波到上海搞经营，但由于经营困难，本钱所剩无几，回到宁波后连生计也难以维持，只好以摆小摊、钉皮鞋糊口。崔汉章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有嫌弃他们，而是主动上门，帮他们排忧解难。后来舒家法被安排到源康绸布店，应云祥被安排到美乐绸布店。正是因为崔汉章肯讲真话，肯帮助人，所以许多工商业者都愿意向他掏心里话。
组织创建“会办”企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工商联开始恢复活动，宁波工商联也于1979年11月恢复活动。紧接着，党中央作出给原工商业者“摘帽”，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定。广大工商业者得知消息后，无不感到兴高采烈。崔汉章说：“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光。”许多已退休的原工商业者积极要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力，崔汉章就因势利导组织部分老会员于1982年创办了“宁波工商经济服务公司”，开创了全省工商联系统办企业的先例。公司开办初期，坚持拾遗补阙、调剂有无、服务为先的宗旨，利用工商联遍及全国的网络优势，从事技术设备引进、沟通外贸渠道、组织短缺原材料、推销地方产品、填补市场空白等方面的经营。在经营上，崔汉章牢牢把握为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经济服务公司不但推销了大量地方积压产品和农副产品，而且帮助企业组织到不少紧缺的原材料，使公司在服务中提高了知名度。
崔汉章向来做事谨慎。他对公司的经营人员说，办公司首先要按政策办事，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严格遵守国家物价政策。当时公司组织的商品不少属紧俏货，但公司坚决做到原价进原价出，只加4%—5％的服务费。公司制度严格，手续齐全，商界称赞工商经济服务公司是块金字招牌。公司对税收政策更是循规蹈矩，崔汉章对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公司要为社会多服务，要为国家多贡献。公司按时足额上缴税收，甚至有些可税前支付的没有支付，有些该用的钱也被省下了。1988年税收物价大检查期间，崔汉章叮嘱公司财会人员，把账“查其彻底，查其够”。联系该公司的税务专管员也称工商经济服务公司是依法纳税的样板。
崔汉章充分利用老工商业者的经营之道经营好公司。他胆大心细，在用人上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使这些原工商业者心情舒畅地为公司的经营殚精竭虑。他在管理上一抓库存的滞销商品，二抓货款的回收。如安徽省一厂家欠公司2万元货款，迟迟未见汇来，崔汉章通过安徽省工商联的一位负责同志帮助联系，讨回了货款。在他管理公司期间，公司没有一笔“烂账”。经过上下努力，当时公司在纺织品批发生意上位居全市第二位。到1988年，公司累计营业额达4677万元，实现利润151万元，上缴国家税收109万元，企业积累资金47.5万元。
积极促进对外联络
早在80年代初，崔汉章就十分重视利用工商经济界人士的优势，开展对外联络工作。1980年，他协助俞佐宸主委筹建宁波甬港联谊会。经过8个月的筹备，宁波甬港联谊会于当年10月31日正式成立。该会成立以来，在密切甬港两地联系，联络两地同乡感情，促进宁波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联谊会被境内外宁波籍人士称颂为“联结海外同胞之纽带，宁波对外开放之桥梁”。俞佐宸主委逝世后，崔汉章继任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为甬港联谊会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到崔汉章去世的1994年底，宁波甬港联谊会共接待香港甬港联谊会成员及境外、海外客人549批、2925人（次），落实捐赠项目577个，折合人民币1.4958亿元。崔汉章还利用各种机会，请进来，走出去，扩大对外联络。1981年11月，崔汉章随宁波市经济考察团去香港访问。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波市第一次组团访港，影响很大。这次访港加深了甬港两地人士的联系和了解，团结了在港的各社团宁波籍人士。1987年9月，崔汉章负责接待了香港观塘工商业联合会访甬团。接待中结识了20多位香港朋友，签订了两地工商联友好合作意向书，促进了港商与我市外经贸单位业务洽谈。从此，双方交往日趋频繁。1988年7月，应香港观塘工商联的邀请，崔汉章率领宁波市工商联代表团一行5人，又一次赴港访问。他们参加了香港观塘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董局就职典礼，拜访了有关工商社团以及同乡会、联谊会等组织，增进了宁波市工商联与香港工商社团之间的联系和了解。
崔汉章为加强与香港甬籍人士的联系，增进与境外、海外同乡的交流倾注了一腔热情和心血。正如他于1985年11月5日在《宁波侨乡报》上撰文所说的那样：“发动和团结全世界的宁波籍人士，团结奋斗，再展宏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崔汉章于1994年12月病逝，享年79岁。
（附记：此稿材料由周信涛、周竹君、胡思明、陈春芳、王云生、徐大和以及部分与崔汉章同事过的老同志提供，稿件亦经其审阅。）
（原载《在民主团结的旗帜下》，1999年，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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