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心竭力打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娘家”

毕薇蓓：宁波市工商联原调研咨询部部长。

自1991年秋至2001年底，我在苍水街193号整整十度春秋，两进两出会员部和研究室，亲身经历了中央15号文件在宁波宣传、贯彻、执行、推进的前期过程，目睹了宁波市工商联老一辈领导干部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感受到他们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的高尚情怀，也有幸参与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的发展过程。岁月如梭，转眼已过去二十多年，但当年全会上下千方百计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倾心竭力打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娘家”的艰难历程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张白纸成优势

1991年10月，我从宁波水表厂调到工商联。当时市委组织部和工商联都来要我，但是组织部要先借一年后再调动，工商联是直接调过来。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选择了工商联，想来也是缘分吧。

报到当天，副主委陈春芳、书记陈祖庭分别找我谈话，要我书面说明为什么要来工商联。因为水表厂当时是省直属国有企业，我身兼党办主任、宣传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科室支部书记数职，而工商联刚刚机构整改过，我来了连个科员都不是。我实话实说：“我只知道工商联是老板参加的组织，是统战口的。我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从头学起，尽快进入新的岗位角色。”说完了，我心里很忐忑。没想到两位领导非常高兴，陈副主委说：“一张白纸好，我们要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条条没有框框！”陈书记也说：“这本来是你的劣势，现在变成你的优势啦！”

我傻了，一张白纸怎么反而成优势了？陈书记说：“你来得刚刚好，中央下了个文件，工商联正好到了一个转折点。原来我们是配合政府服务大中型国有企业，现在我们转移到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上去了。个私经济这块儿工作正好缺人手。”

之后我才知道，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在经济社会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同时也给工商联工作带来了一些新课题。面对新形势，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1〕15号，以下简称“中央15号文件”），对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和职能等进行了全面阐述，明确工商联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以中央15号文件的颁发为标志，工商联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全新的历史使命，工商联机关出现了严重的畏难情绪。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个私经济原本不是工商联的工作对象，平时了解、接触也非常少。再说，当时私营企业虽有发展，但整体上尚处于受限制阶段，经营隐蔽，统计困难。虽然15号文件指明了工作方向，但一下子从做惯、做顺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同业公会转移到小的、微的、连统计都没有的私营企业、个体户，工商联要怎么做，做什么，从哪里做起，大家一片茫然，情绪波动很大，各种思想都有，普遍认为队伍是空的，任务是虚的，开头是难的，实在是无处下手。人们常说，工商联的工作，是标准的“占位不越位”，当时却是连站哪里都不知道了。

而落实15号文件的责任部室会员处，当时人手正紧缺。陈豹年同志那时是会员处处长，刚好被借到工商联经济服务公司兼任经理一年，日常工作由童赛桃代管。其他五六个人分别负责全民国有、大集体企业、同业公会、老会员等工作，个私经济工作还没有专人接手。10月18日，市工商联就要在九届十五次常委会上传达学习中央15号文件精神。恰在此时，我这张“白纸”来了。

两位领导当天就给我布置了三项任务，要求一周内完成。第一项任务是代表党组撰写一份常委会总结发言，主要是宣传中央15号文件精神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陈书记给了我“空、虚、难”三个字，说只要解决当下这三种情绪就好了。现在回想，当时他们让我这个一无所知的新人写这个总结，估计一是考虑工商联原来的人不好跳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想考验我能不能适应新工作。第二项任务是给同业公会工作会议准备一个总结材料。第三项任务是起草一份宁波市委关于中央15号文件调查组的调查提纲。

一周之内，我反反复复学习、琢磨中央15号文件精神，针对“空、虚、难”情绪，提出“明、实、创”三条对策。所谓“明”，是指党中央第一次就新时期工商联工作下达文件，向我们明确服务对象、工作任务以及方针政策，这是党对工商联的高度信任，绝不是空的。所谓“实”，是指工商联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一支拥护党领导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队伍，这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中工商联面临的艰巨挑战。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明确的，我们的任务是实实在在的。唯其难，才更能显示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所谓“创”，是指有了方向和目标，我们不能等，不能靠，而是要去创、去闯出一条路来。各县（市）区一定要认真、反复学习15号文件，根据各自情况迅速行动起来。据说这个总结就改了一个字，算是圆满完成。

因为从下调令到报到只有三天时间，我原来的工作来不及交接，所以三个“作业”一完成，我就又被“借回”水表厂，常委会和同业公会工作会议我都没有参加。

一个月后，我回到工商联正式上班。当时经过大会小会的思想宣传、吹风，市工商联和市委统战部、政策研究室联合对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情况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全面调查，向市委报送了《关于贯彻中发〔1991〕15号文件有关问题的报告》，全市上下对15号文件精神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机关内部也基本统一了思想。

从零开始打根基

1992年5月，市委转发了《关于贯彻中发〔1991〕15号文件有关问题的报告》。陈春芳副主委亲自主抓，指定会员处为责任处室，由我专门负责，江和平、许时行及其他同志配合，开始倾全会之力全面贯彻实施中央15号文件精神。

第一步，就是发展壮大个私企业会员队伍，也就是解决“空”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家底“空空如也”：1991年底，市工商联有会员513家，基本上都是全民、集体、乡镇等国营大型企业，私营企业只有13家，占比2.53%。刚刚摆脱“黑户口”的个私企业，原本就半遮半掩地发展，很难打听。去市工商局求助，也找不到完整的全市非公经济统计资料。

更不容乐观的是，社会上普遍不了解工商联。由于工作对象长期囿于国营“大老板”“大企业”，一般群众对工商联知之甚少。现在转为发展个私企业会员，市里各大单位也要我们拿着文件解释半天才明白，何况草根出身的企业家，思想工作难度相当大。

就在这种情况下，工商联领导不抱怨、不畏缩，带领同志们想方设法物色发展对象，千方百计壮大队伍，脚踏实地摸索出了不少方法。

以老带新。根据已有的会员、同业公会和原工商业者及子女名单，逐个走访、打听，周书权、徐和清等老前辈非常积极地帮我们物色推荐。徐和清的外孙女婿许观良就是这时候入会的，他可是宁波市第一个跟外商应诉打官司的民营企业家。

以新带新。每认识、走访一位新的企业家朋友，我们都真心诚意请他们积极推荐，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有收获。

求助外援。15号文件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工商联的领导，要大力支持工商联的工作。我们就分头到各有关部门、单位宣传文件精神，要求给我们推荐会员。民建自然是首先被想到的。当时民建和工商联虽然已经分家，但还在一栋楼里办公，经常互通有无，周芳、罗放鸣等老常委都是那时候推荐过来的。个协给我们推荐了望湖桥市场的个体户孙振耀和南站开小卖部的胡雅琴，我们高兴极了，立刻上门做工作。孙振耀后来成为我们的活跃分子。而胡雅琴既是党员，又是劳模，非常符合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要求。但她一开始不了解工商联，也不知道什么是非公代表人士，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上门交流，直到她非常开心地加入工商联会员队伍，相互之间还经常走访交流。其他像政协、各党派、工商局、乡镇企业局、外经贸局、老三区有关单位，但凡跟经济、企业搭界，我们都挨家挨户上门走访。

虽然有中央文件精神指导和各部门的推荐、支持，可查找企业、登门拜访、思想疏导、帮助团结等各项具体事务还是要工商联一件一件抱着石头往前摸索的。回想起来，工商联干部那时候简直就是推销员，逢人就“推销”15号文件，“推销”工商联。90年代初，电话还不普及，工商联几乎人人都成了“包打听”，从开始的单位走访、企业打听，到后来的走亲访友、路边闲聊，见面就是“你有没有认识的非公企业？”一打听到跟“公”不搭界的企业，立刻抓紧一切机会走访了解。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见老单位的一个小年轻，听说他到台商、三胞投资协会工作了，我马上就拉着他去单位推荐企业。

早期个私企业的起步也非常艰难，多数在城郊接合部，或者在村里租房，基本不通公交，自行车就成了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已经65岁高龄的陈副主委一马当先，带着同志们天天往外跑。我跟他一起走访的机会比较多，会员部和其他部室的干部也是经常三个两个一组，城里乡下到处“搜索”非公企业。当时个私企业虽已不再是“黑户口”，可多少仍属于“限制户口”，很多企业怕麻烦，相当低调，即使是对同村人也不肯多说。特别是头一年，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冤枉路，好多细节至今仍历历在目。第一次去周芳那里，我们在又窄又乱又脏的巷子里推着自行车来回地找，街街弄弄到处问，不知道转了多少趟，才发现垃圾场旁边的小破房子竟然就是她的精密仪器厂！这还算是好的。有一次，我们去马天宝推荐的惊驾桥村附近的一家企业，正值伏天，亮晃晃的白日头下，石子小路上几乎没什么人，只听到陈副主委和我两个人喀拉喀拉蹬自行车的声音。我们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问，到底也没找到。

偶尔也有惊喜。我记得当时宁波新联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是工商登记中最大的私营企业，老总是吴宰成。他给宁波卷烟厂配套做烟舌，是卷烟的专用设备，每年赚好几十万元，要知道当时万元户都已经很厉害了。一打听到他的公司在海曙大厦，我跟江和平就直接冲到他办公室，拿出名片，自我介绍，请他入会，他竟然当场答应了！

就这样，在全会上下的不懈努力下，到1992年底，市工商联的非公会员从最初的13家发展到了148家，马天宝等4位企业家也通过审批程序补选为市工商联九届执行委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总算是略有根基了。后来，会里还专门成立了“私营个体经济工作委员会”，由吴宰成任主任，马天宝、张宝娣、章立行、江和平任副主任。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企业队伍日渐壮大，为加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建设， 1993年前后，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筹建基层商会，健全组织网络。庄桥镇商会的筹建失败和家具商会的成功创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我们想先在江北搞个试点，因为江北地域最广，个私企业最多。在会员叶海云的牵头联系下，陈副主委带队拜访了庄桥镇政府。时任镇长冯沛福很支持，但是镇书记态度含糊。我们说，建立商会有利于你们企业发展，工商联信用社可以在资金上给予适当支持。冯镇长就说，你们先搞起来，等搞得有模有样了，书记自然就支持了。于是，我们费尽心力，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还帮他们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问题。结果冯镇长调走了，庄桥商会就不了了之了。这次失败的经历真是刻骨铭心。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庄桥商会还是成立了。

家具商会的成立就比较顺利。三号桥是家具市场，王红光做得最大，我们就直接找到他，动员他加入工商联。这个小青年非常有爱心，当时市政府组织援藏，他一下子给西藏比如县捐了10万元，这相当于比如县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他在捐赠仪式上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宁波第一个登广告发家的，也是靠党的政策致富的。我第一桶金赚到了，当然也要回报社会。我去过比如，那里的人太苦了，我要帮助他们。1998年10月，家具商会正式成立，至今他们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都是非常强的。

根据15号文件“分步到位，平稳过渡”的要求，全大市基本上从零开始，“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有一定政治素质和经营规模、遵纪守法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入会，到1996年底达到了2247家，会员总数占比从1991年的不足3%提高到42%，还在30个乡镇建立了工商联分会（商会）。后来，我们以江东区为试点成立了街道基层商会，另外，市黄金珠宝同业公会、饮用水同业公会、装饰材料商会等行业协会以及宁波温州商会、宁波泉州商会、宁波三门商会、宁波永嘉商会等异地商会也相继成立，市工商联的直属基层组织网络慢慢建立起来了。

培养骨干筹协会

15号文件要求，工商联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思想引导教育，在他们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但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市场秩序比较混乱，要教育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企业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经营，踏踏实实创业，还需要一支精英队伍带头。而且工商联推进“两个健康”发展、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任务迫在眉睫，原工商业者队伍人数只减不增，参政议政工作青黄不接，每次都是大海捞针一般找人，工作非常被动。如果提前筛选、审核、培养一批参政议政的核心队伍，既方便推荐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有利于增强非公经济人士的凝聚力。

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企业家们也非常迫切地渴望拥有自己的组织，就准备牵头成立一个协会。我们觉得用“民营企业家协会”这个名称最贴切，既有特质又能与其他同类协会相区别。企业家们非常激动，纷纷支持，“成立吧，费用我们出！”“就在我们单位搞吧，要人要钱要地方，都有！”“一定要登广告，一定要第一版！多少钱都要花！两万？三万？没问题！”我找到《宁波日报》当时的一把手顾远略，他一听，马上就说，《宁波日报》第一版怎么能打广告？我就跟他搞脑子：“要解放观念嘛！至于钱，你说！”结果，1996年10月8日，宁波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正式成立，《宁波日报》头版的下半版一行醒目的大字——“热烈庆祝宁波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成立”，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祝贺单位。咱民营企业第一次上了《宁波日报》的头版，大家多么开心啊！

企业家协会自选领导、自筹资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这在民营企业发展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地方给地方，活动绝对保证出席率，除非人不在宁波，否则哪怕露个面，也要到会的。大家交流业务，探讨投资，进行合作，搞得非常红火。

协会选出的第一任会长是陈春芳，秘书长是我。工商联和总商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总商会的会长出任协会的会长既长脸又能服众，也符合上级要求。由于整个过程都是我们工商联在帮忙牵头，会员处负责人当秘书长也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节日，协会就自己组织活动，自娱自乐。没有主持人，我和孙振耀就搭档主持，也没有主持稿，现场发挥，大家玩得好开心，印象很深刻。

继陈春芳之后，宁波通用塑料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宝法、奥克斯总裁郑坚江相继任协会会长。我调到调研咨询部之后，会员处处长张相群继续担任协会秘书长，协会队伍及其影响力不断扩大。

服务会员建“娘家”

15号文件明确规定，反映会员的意见、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是工商联的主要职能。而且，工商联作为人民团体，在统一战线上具有政府部门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从一开始我们就向企业家们广泛宣传，工商联是民营企业自己的组织。和工商局、个协、私协不同，工商联不是政府机关，不是“管理”企业的，只是团结、帮助、引导、教育民营企业的，工商联是民营企业自己的家，是民营企业家的娘家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建议，都可以通过工商联向上级反映。我们有参政议政的平台，有政协，可以写提案议案，可以多渠道帮助企业反映问题解决困难。

在工作中，我们真是把会员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真心真意地帮企业解决问题，尽量服务到家。我记得钟渔艇在江北开了个汽配零件厂，大场地不好租，我们去村里协调解决；有一位叫朱守仁的会员，是位学高分子化学的老知识分子，他搞了个甲壳素提炼项目，从水产下脚料中提炼肥料，没地方推销产品，我们就陪着他，乡镇企业局、科技局，到处跑，陪他去宣传产品。

会员处负责联系会员工作，对大企业比较熟悉，可以定期打个电话问候了解情况，而对刚刚发展起来的个私企业会员就一定要亲自上门，随时了解情况，及时帮忙解决问题。当时东渡路一带类似现在的小商品市场，有好多摆地摊的，那里地势很低，稍微有点雨就积水很深，一来台风，我们就蹚着水，一家一家走访慰问。

长期相处中我们深深了解到，企业家说是老板，其实比伙计还苦，非常需要组织活动交流放松。有一次评比，就有老板开玩笑，说：“劳动模范应该评评我们。谁能像我们这样全年无休，一天24小时至少也要工作18、20个小时的？”我们经常组织会员搞活动，没什么奖品奖状，就是加强交流增进感情。有一次唱卡拉OK，东后宫饭店老总廖国星一曲《一帘幽梦》夺魁，他开心极了。还有一次，有会员说，一年到头实在太累，有必要去放松一下。我一呼吁，一下子十来个企业家都跑来报名，而且一定要在外边过夜，我们就跑到温州学习了两天。

活动组织得多，企业参与得多，有些人就开玩笑，你们跟企业家走那么近，不怕犯错误吗？我们理直气壮，这些小微企业，政府管不到、顾不到，反映会员的意见、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工商联责任在肩，自然要尽心竭力才是。我们跟企业家交朋友，扶植帮忙，引导教育，雪中送炭，我们怕什么？

就这样，我们完完全全沉下去，和企业家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孩子上学，夫妻吵架、闹离婚，家里大大小小什么事儿他们都跟我们讲，有时候半夜打电话来，我就打车过去。会里同志们都是这样，这样的故事多得是。

大家总觉得，到工商联没有负担，说话不用过脑子，想咋说就咋说，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毫无顾虑，跟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还鼓励他们多反映问题，只要提出来，我们就想方设法帮忙解决。

搞好调查研究，反映企业呼声，充分利用人大、政协等平台，为个私经济发展摇旗呐喊，是工商联参政议政的重头工作。研究室主办的《宁波市场信息》深入挖掘市场现状，及时反映企业问题，引起了市领导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站在经济发展前沿，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前瞻性引导，也是工商联的重要职责。当时我针对宁波科技型企业发展较为落后的现状走访调研，发现工商局、科技局都尚无相关资料。《关于发展宁波科技型企业的调研报告》出来后，陈主委在多次大会上引用，得到了各部门的一致好评。

工商联上上下下一门心思为企业服务，以心换心，企业家自然也把工商联当成了自己的娘家，经常来工商联串门，在主委、书记、各办公室，跟在自己家一样，无话不谈。王红光当时还问我，毕老师，我到底是专做家具，还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好呢？李君曾说，我是盯着工商联才越做越大的，工商联做担保公司，我也做担保公司。遗憾的是由于担保的企业出了问题，他跟着受了牵连。还有个现象我印象最深，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笑。我们的会员企业一入会，马上就换名片，说是打上“宁波市工商联”几个字，做生意打交道提高信任度，那感觉，不要太好！印有工商联或者商会、协会的执委、常委、会长的名片递出去更是分量十足，非常自豪，这是企业的实力、名望、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象征啊！

引导会员促发展

十年来，我和众多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结下了深情厚谊。如早期的庄希平、王红光、王久芳、陈天云、周芳、罗放鸣、李莹、林利兴，后来的张宝法、陈金娣、翁振涛、毕金良、盛静生、张江平等，我亲眼看着他们加入工商联，一步步成长为我市非公企业家中爱国、敬业、守法、诚信的典范。1996年，宁波市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已经近500名，分别担任全联执委、省人大代表，省、市工商联常、执委，市、县人大代表，市、县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在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建言献策、奔走呼告，成为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中坚力量。

企业家在洪塘福利院慰问时合影

引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工商联责无旁贷。这些年我组织、参加的企业家慈善活动不计其数，其中对方维尧副书记带队去洪塘福利院慰问那次印象最为深刻。洪塘福利院有百来位老人，是当时宁波市规模最大的福利院。不同于社会上送米、油、食物等慰问方式，我们直接带了慰问金，一部分送给福利院，一部分装到一个个信封里，由企业家一个一个房间亲手送去。宁波电视台派了叶武（著名老中医叶海的儿子）参加。老人们拿到装着现金的信封，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住地说“谢谢”，说一辈子从来没拿过这么多的钱。陈英俊、孙振耀、缪国星、钟渔艇等企业家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感动，纷纷表示，以后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福利院领导也连连赞叹工商联的活动有创意，重真情。

我们很多企业家都非常低调，但是献爱心却争先恐后。副会长王久芳在企业刚起步的时候就非常热心公益。有一次他去杭州参加一个慈善会议，很晚了给我打电话，非常着急，说别的企业家都是二十万三十万的报，他事先不知道，怎么办啊，报多少啊。他常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印度海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他都是第一时间送上沉甸甸的援助。

当时非公经济人士中很多人身份不好，像归国华侨子女、家庭成分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是入不了团或党的。我们不仅热情发展他们进工商联，还推荐优秀的代表人士加入青联、民建等党派组织。

我们的企业家委员关心时政，回馈社会，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提案议案。以前有位叫水存谷的常委，他很会写文章，围绕税收等企业经营难题写了很多提案，市里各部门都有答复。有一次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孚凌来宁波调研，我们推荐了几位企业家参加座谈会，他是其中一位。孙孚凌副主席夸水存谷：“你最有前途！”他早已经身家过亿，搬到上海去了，但是直到现在还和“小罗”（罗龙利副主席）保持联系。另外像王久芳、王红光、翁振涛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意义的提案议案。毕金良后来担任鄞州区工商联（商会）的会长。他们为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春风化雨暖人心 乘势而上谋新篇——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回顾 余海大/口述 陈晓东/整理

余海大：宁波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宁波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

201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中发〔2010〕16号）正式下发。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工商联的定性、定位、定责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工商联事业新一轮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作为宁波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我一方面深受鼓舞，备感振奋，有幸在自己的任期内迎来工商联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从2009年6月担任工商联党组书记以来，通过一年左右深入的学习思考调研，我渐渐摸到了工商联工作的“门道”，更深深爱上了工商联这份事业，也一直在思索如何在自己的任期内开创宁波工商联工作的新局面。中央16号文件出台后，我深切地感到这是对工商联事业千载难逢的大机遇，抓住了就能实现大发展大提高，错失了就会贻误良机，导致工作停滞甚至倒退，这将是我作为党组书记的最大失职。我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起责任、挑起担子，带领同志们一起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开启宁波工商联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抓住深化思想共识这个“本”

实事求是地讲，社会各界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工商联的地位和作用还缺乏足够的正确认识，工商联同志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底气。中央16号文件是工商联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历史契机，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凝聚工商联同志精气神。

在我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各方面对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都给予了重视和支持。2010年底市委常委会集体听取统战工作汇报时，同意出台宁波的实施意见和召开工商联工作会议。市委督查室将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列入了2011年度的专项督查计划。时任市委统战部部长郁伟年同志非常重视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对于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经常听汇报、作部署，更是亲力亲为，出面协调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逐字逐句修改重要的文件材料。为争取市、县两级统战部的重视和支持，在2011年6月市委统战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上，我主动要求作辅导报告，详细解读中央16号文件和省、市实施意见。为方便大家易学易记易贯彻，我还把中央16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提炼为简明扼要的“中8条”，印发与会人员。这次辅导既是对中央16号文件精神的专题学习会，也是对即将出台的宁波实施意见的一次“预热会”、动员会，统一了全市统战系统的思想认识，大家收获很大，反响也很好，会后有四五个县（市）区的统战部部长主动向我索取辅导材料。关于工商联的文件最终还是要靠工商联的同志去抓落实。我利用召开工商联各类会议、走访会员企业和基层工商联、工商联会刊网站等各种渠道、多种形式，认真组织传达学习，努力把全市工商联同志干事创业的劲给鼓起来，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工商联组织的认同感和向心力给提起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到一处调研，每主持一次会议，每参加一个活动，每每遇到统战系统、工商联系统和其他部门熟悉的同志，我必讲中央16号文件的重大意义和主要精神，“16号文件”几乎成了我的口头禅。就是通过集中的学习培训和随时随地、潜移默化的教育感染，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在大家的心里留下了痕，更扎下了根，推动各方面共同关心支持工商联工作，共同把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这件大事抓好办实。

抓住制定实施意见这个“纲”

学习贯彻工作千头万绪，关键要纲举目张，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这里的“纲”就是研究制定具有宁波特色的中央16号文件实施意见。2010年11月，我牵头启动了实施意见的调研起草工作。

实施意见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有没有“宁波味道”。为此，我重点抓好“两个结合”。第一个结合是吃透上情和掌握下情相结合。作为宁波的实施意见，首先要吃透上情，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16号文件和省实施意见的主要精神，不能为了搞“创新”、搏“出彩”而偏离上级的政策意图。在调研起草过程中，我和时任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汤为平同志保持着“热线联系”，经常请示请教，时刻关注省实施意见的最新进展。汤为平同志对宁波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对宁波制定实施意见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帮助。2011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实施意见》（浙委〔2011〕51号）颁布。根据省实施意见的有关内容，我牵头对宁波实施意见作了11处修改完善。两个半月后，宁波的实施意见也紧锣密鼓地出台了，这在全省工商联系统还是第一家。

体现宁波特色，关键还要吃透下情接地气。为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在市工商联层面，我先后主持召开了四个不同群体参加的座谈会，组织了一次大范围的书面征集活动，各方面共提出意见建议94条；在市委统战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上，市、县两级统战部提出意见建议62条；在提交市委统战部正式研究前对实施意见稿修改了8次。这150多条意见建议和8个修改稿，集中反映了大家对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的需求和期盼，既是制定实施意见的充分依据，更是今后贯彻落实实施意见的民意基础。在此基础上，我还专门带队赴温州、台州，学习考察兄弟城市工商联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的经验做法。依据充分了、民意掌握了、经验学到了，对于制定好实施意见我心里也更有底了。

我抓的第二个结合就是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相结合。宁波的实施意见不能单纯成为上级文件的“传声筒”，更不能以完成任务即可的心态应付了事，而要着眼于宁波的实际，有效解决长期来制约工商联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把工商联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2010年底，我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牵头起草了《我市工商联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分析了五大类的重点问题，即工商联工作中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专项经费保障问题、基层商会发展问题、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和指导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16条对策建议。这些问题和建议就是宁波实施意见需要重点创新突破的“主攻点”。同时，宁波各级工商联近年来涌现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实效性的特色亮点工作，如我们一直努力推动的商会互助资金会、商会大厦建设、基层商会党建等，都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对于这些经验做法，同样需要通过制定实施意见，从实践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从零星探索上升到系统推广，并得到党委政府进一步的重视和支持。

总结宁波经验和解决宁波问题相结合，这就是“宁波味道”，也就是对中央16号文件和省实施意见的细化、深化、具体化。实施意见还专门就基层工商联反映最强烈的人、财、物等比较薄弱的工作保障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这些都是对基层工商联工作的重大突破。

实施意见初稿形成了，但还仅仅是统战部、工商联的“单相思”，在正式提交市委常委会议前，还必须事先和14个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达成思想共识。为此，我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找部门领导面谈，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许多部门对实施意见非常慎重，采用开会集体研究的方式，并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办公厅反馈。第一轮沟通协调下来，有接近80%的重要意见没有被采纳。我非常着急，这些都是宁波实施意见中的特色亮点，如果拿掉了这些“干货”，实施意见就味同嚼蜡、索然无味。于是我又紧接着进行新的沟通协调，重新收集事实和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细致、推心置腹，全力争取理解和支持。一直到市委常委会议召开前夕，所有问题才基本达成一致。市委常委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下午，书面汇报材料报郁伟年同志审阅时，他不甚满意。郁伟年同志曾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文字水平很高，同时更是出于对工商联工作的重视和关心，他对汇报材料逐字逐句进行了细致修改，标点也不放过，一直到晚上6点半才审阅完毕并赶紧付印。我很感动。

第二天即2011年7月25日下午，市委常委会议召开。当天研究讨论的议题很重要，一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轮到工商联汇报。我用10分钟时间简明扼要地汇报了近五年工商联的工作成果、中央16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宁波实施意见的起草说明、工商联换届方案等全部内容，脉络很清晰，依据也非常充分，得到了与会领导的肯定和赞同。除个别条款有异议外，会议原则通过了实施意见。第二天一早，我和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编办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针对优秀乡镇（街道）商会负责人享受副职待遇问题再次进行沟通协调，最后对文字表述作适当修改后，正式通过。

9个月的调研起草过程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却也是一次难得的加强沟通、争取理解、寻求共识的过程，重视支持工商联工作的意识和行动，就是在一次次的沟通协调、磨合博弈中慢慢形成的。2011年8月3日，《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实施意见》（甬党〔2011〕12号）正式下发，这是我市出台的第一个关于工商联工作的专门文件，宁波工商联工作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抓住政策落地生效这个“实”

再好的文件如果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也只是一纸空文。制定出台实施意见只是迈出了学习贯彻工作的重要一步，最关键的还是要把写在纸上的政策措施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为此，我参照省里的做法，结合宁波的实际，提出了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分解任务落实责任、抓好督查推动落实的“三部曲”。

实施意见出台后，我马上筹备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的一把手参加，并安排作交流发言和书面发言。有的领导同志不理解，认为由一把手参加一个部门的工作会议，由党政部门在工商联工作会议上作表态发言，“规格”是不是有点高了，“重视”是不是有点过了。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参照省里会议的规格，是工商联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工作会议，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都要出席会议。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许多领导给我和市工商联办公室打电话，请教交流材料怎么写才合规、才“贴肉”。有三个部门的交流材料写成了工作汇报，没有对如何支持工商联工作进行表态，被我退回去了，有一个部门反复修改了三稿才过关。全市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作会议于2011年11月1日下午召开。当天上午，市主要领导要在杭州参加省某民主测评会议，等会议一结束，便从省会场直接赶到宁波会场。下午，会议正式开始。时任市委书记王辉忠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时任市长刘奇同志主持会议，时任市政协主席唐一军同志和有关市领导出席会议，时任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汤为平同志作了讲话，有13个地区和部门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后，市领导还集体会见了市工商联（商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这是市委市政府首次召开工商联工作会议，规格高、规模大，使工商联在党委、政府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高了，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界中的影响力扩大了，也给工商联同志鼓劲加油、凝神聚气，工商联工作有了更好的环境和氛围。

文件出台了，会议召开了，但离真正抓落实还有一段距离。工商联工作会议结束后，我马上牵头对实施意见进行任务分解，共细分为62条，落实到44个市直部门和各地党委、政府，要求逐条逐项抓好贯彻落实。2011年12月31日，也就是工商联工作会议召开两个月后，市“两办”正式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实施意见》任务分解方案（甬党办发〔2011〕140号）。紧接着从2012年4月起，市委督查室开展工商联工作专项督查，采用自查、县（市）区实地督查、市直部门座谈汇报等方式。时任市委统战部部长胡建岳同志、市委副秘书长陆志孟同志和我分别率领三个小组，分赴县（市）区进行督查。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当地分管或联系领导作工作汇报，组织部、编办、财政局、人社局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督查结束后，向当地党委、政府进行书面反馈。督查反馈开门见山、直陈问题，重点反映重视支持不够、贯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这次督查对县（市）区触动很大，许多重点难点问题、“疑难杂症”迅速得到妥善解决，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工商联工作。

召开工商联工作会议、制定实施意见任务分解方案、开展工商联工作专项督查，这三项工作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环环紧扣、层层递进，始终保持着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的热度和力度，始终紧绷着贯彻落实宁波实施意见这根弦，一鼓作气、锲而不舍，借势发力、持续发力，终于打开了宁波工商联工作的新局面。

我担任市工商联党组书记6年多，其间，见证更亲历了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这件工商联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感到十分幸运。我和同志们一起，乘着中央16号文件这股东风，在宁波工商联的重要历史阶段担当尽责、勤勉工作，没有辜负组织的重托和同志们的信任，履行了党组书记的应尽职责，感到十分的欣慰。尽管工作中存在不少遗憾，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接力奋斗、再攀新高，内心更是十分期待。我始终热爱工商联工作，始终铭记学习贯彻中央16号文件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