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和工商联

周书权：宁波市工商联原副秘书长。

作为一名原工商业者子女，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全过程。

公私合营 开始改造

自1955年下半年起，宁波百货业由同业公会发起，准备私私合营，即由几家大小不一的私营企业并为一家大的合营企业，这也是公私合营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年10月1日，我父亲开的大中百货号并入私私合营的新昶泰百货商店。但父亲因长期患病卧床在家，无法上班工作，原来每月67元的工资和一客饭钿（私营企业食堂每月折合的饭钱）12.81元钱就不能拿了。这时我正在读效实高中二年级，只好停了学。百货业同业公会主委陈修栋先生就安排我顶替父亲工作。因为我是学生出身，没有经营能力，所以不能拿父亲的老工资，只能拿40元工资，加上一客饭钿，一个月也有52.81元，还加一个襄理（相当于现在的经理助理）的头衔。尽管每月少了近30元的收入，但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总算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时祖母当家，她是个一字不识的小脚老婆婆，经常念叨“修栋先生对我们交关可以”。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公私合营前半年的准备阶段对确有特殊情况的工商业者的照顾。

我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开大东百货行，有职工20多人。1949年9月，国民党政府飞机轰炸灵桥，东渡路大火，许多商店被烧毁，只有部分货品被抢出来。父亲发钱遣散了大部分职员，只剩8个人，大伙儿只好晚上摆地摊糊口。一直到1950年舟山解放，东渡路上才重新建起了房子，但都比以前低多了。父亲把店名改为大中百货号。按照当时2个职工以上都算大商的标准，我父亲算大商，也就是资本家。我顶替父亲工作，连身份也顶了来，成为工商联会员、私方人员。

1956年起，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这年1月18日下午，宁波市民建、工商联俞主委等领导率领全市工商界代表4000余人，敲锣打鼓列队前往市人民委员会，递交全市私营工商业实行全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书。第二天得到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月21日上午，在市体育场举行“全市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葛仲昌市长宣布全市工、商、交通运输、建筑等3988家私营企业为公私合营企业。作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宁波市工商联开始积极贯彻“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不断提高私方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帮助私方人员适应企业公私合营后的新形势。

当时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方式很多，主要是集中学习、上山下乡，以及在企业里与职工一起劳动、工作，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记得，1956年至1957年这两年中，是私方人员开大会、听报告、参加学习、小组讨论最多的两年。据我所知，在市委统战部的指导协助下，宁波市工商联从1956年3月至1957年7月共举办了五期工商界政治讲习班，每期学习三个月，坚持“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推动改造”的方针和“自觉、自愿、自由”的原则，共有1400余人参加学习。

1956年8月，市工商联召开全市私方人员大会，动员大家消除顾虑，端正态度，响应全国工商联号召，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好地进行自我改造。同时，又召开了私方人员先进工作（生产）者200人的座谈会，肯定成绩，表扬先进。同年9月，市两会联合举办私方人员成绩汇报展，共8天时间，参观者达到3000余人。展览内容主要有党和政府对私改造的方针和政策、受表扬私方人员的先进事迹、全国工商联号召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倡议书等。同时，市工商联还按行业组织讨论，使私方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伟大意义，明确搞好企业生产经营是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一种表现。

“上山下乡”认真改造

从1958年春到1960年冬，宁波市工商联多次组织工商业者参加“上山下乡”活动，我被商店推荐，前后参加了四次：一是建设梅山盐场；二是湾头拆坟，平整土地；三是在江北岸造铁路，建设列车发电站；四是农村“双抢”劳动，即夏收夏种。

1958年参加梅山劳动是最光荣的一次。当时市工商联响应市委号召，成立建设梅山盐场的工商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每个分队有三个班，每班14—15人，还有专业的炊事班、服务班、雨衣厂、石灰厂等，为大队劳动者服务，完全采用军事化编制，总计四百四五十人。参加劳动的私方人员多数在50岁以下，50岁以上的极少。当时，我的大女儿刚出生50多天，孩子妈妈就要去妇女用品商店上班了，我也要去梅山，孩子只好交给阿太、阿娘了。2月28日下午4时，我们从工商联出发，带着行李，肩扛手提，列队去江北外滩轮船码头乘船到梅山岛。走到中山东路上，市里专门组织了欢送队伍，从开明街到东门口，马路两边满是送行人群，“支援梅山盐场建设”“建设新梅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们一个个都感到非常光荣，支援梅山盐场建设的决心更大，信心倍增。下午6时，我们乘坐的中号轮船准时开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了梅山岛。同船去的还有工人大队几百人，一船统共800多人。那时梅山岛已建立了8个人民公社，我们工商大队驻扎在三社或四社。后来，由于工地变化，我们调整过两次驻扎地，但总在三社或四社范围之内，靠梅山岛中间位置，上工走路都方便些。大队以班为单位，住在当地居民腾出来的空屋里，多数是堂前间的泥地，上面铺些稻草，左右靠壁各一排地铺，中间一点点宽的走路，可睡12—13个人，人靠着人很紧，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不过不到半个月，我就被班长安排到隔壁一个小小的阁楼上去睡了，因为同班的都来自慈城，就我一个市里的，相互都不认识。在阁楼同睡的是宁波有名的徽帮菜饭店东福园私方副经理吴某，是一个右派分子，说话很谨慎，从不主动与我说话，更不谈政治。阁楼是木质地板，上面放条席子，四角用绳子吊顶小帐子，以防蚊虫叮咬，比楼下睡泥地条件好多了。但晚上去厕所要爬小梯子上下，暗暗的很不安全。好在我当时年轻，视力也好。后来我晚饭后索性少喝或不喝水。我在这个阁楼睡了三个多月。在梅山盐场劳动十一个月半，班组调动，工地变动，住宿也跟着换了四次。

在梅山最艰苦的是刚到的十几天，吃的是番薯干饭，菜是一碗君达汤。后来吃的菜每天从市里运来，伙食逐步改善。工作是把帆船运来丢到海涂上的树背上来，或两人抬上来，用于筑塘垫底。劳动会使人变得聪明，劳动创造世界，这话一点不假。工商大队在梅山盐场建设中，大家都学会了动脑筋、想办法。潮退时走在海涂上，一脚高一脚低，我们就穿上厚布做的袜子，或用绳把鞋子绑牢。挖纳潮河、溜泥时，也改变了旧的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家的工作干劲十足，每天出工都喊着口号“大雨当小雨，小雨继续干”。记得有一天，雨下得很大，一大早，大队长吴俊康同志就带着队伍向工地进发。他走在最前面，大家都穿着雨衣。走了半个多小时，大概有一半路时，盐场一把手邓场长赶来拦住了我们。他说：“今天气象报告有大雨，别的大队都不出工，工商大队也不要出工了，回去休息！”硬把我们赶了回来。我当时就有两点感受：一是工商大队在梅山盐场建设中的积极是有目共睹的，盐场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知道我们下这么大雨还是要出工，所以亲自赶来劝阻；二是盐场领导对每一位支援盐场建设的同志都是发自真心地关心和爱护，这也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关心爱护。

直到1959年农历正月初二中午，我们乘车返回宁波，结束了梅山盐场劳动。

1957年2月，我们去湾头拆坟、平整土地。宁波市工商联共去了230多人，由崔汉章副主委带队，无其他界别人员参加。大概四个月时间，我们就拆光了湾头各村分散在农田上的全部坟地，平整了土地，增加了农地面积，完成了市政府交给的任务。这次劳动吃住条件都比梅山好了许多。住的是面对面两排平屋，大概50来米长，中间有4米多宽的大路。吃的小菜也可以，购买食品也很方便。每两个星期还能回家一次，星期五下午落工回家，星期日晚上6时半回驻地，休息两天，家事也稍能处理。周日晚上回来，各小组召开生活会议，8时半结束。组长去队部汇报，群众在宿舍里讲讲空话，准备睡觉。不过我们驻地周围没有一家村民，所以从去到结束，就我们两百来人，从未与当地农民有接触。

刚开始拆坟，看到坟中尸骨，还有各色各样的蛇游来游去，还是很害怕的。日子一久，习以为常，就不害怕了。我们还摸索出一套拆坟技巧。除坟碑外，大坟四周都有泥土围着，圆圆的一座，只要把一面土挖掉，坟碑也拆掉，几个人拿粗的棍子用力一撞，其他三面就都倒下来了，又快又省力气。然后把石板和坟砖放在一堆，尸骨整理一下，归拢，盖上土，再把拆掉的泥土挑到周围填平，最后用锄头把地平整好，清清爽爽，一座坟就变成了一块新的土地。据统计，我们当时共拆掉近千座坟墓。在整个拆坟过程中，没有一家坟主的家属来闹事，说明党和政府的威信之高。

1957年9月，市工商联组织了460多人去江北岸造铁路，建设列车发电站，负责人是冯梯云副主委，还有徐定怀等两三个副大队长，具体工作是敲石子（有一定规格）、挑石子，用于铁路铺轨。驻地附近一所空教堂成了我们的临时食堂，平时摆放劳动工具，每天开几分钟小会布置劳动任务，中午过来分批吃饭，傍晚下工直接回家。那时没有公交车、自行车，大家都是步行。我住在城里镇明路上，上下班要走50多分钟。我到现在都身板硬朗，估计跟当时的“体育锻炼”有关吧。列车发电站的劳动就轻松多了，时间也短，三个月零几天就结束了，这是工商联为宁波人民做的好事。这次劳动中，有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一天，工地一刻钟休息时，冯副主委把我们六七个年轻的同志叫去，已故的市民建常务副主委王云生同志也在内。大家在铁路边席地而坐，冯副主委温和地看着我，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行业，说他不认识我。我一一作了回答。王云生同志说：“他是代父亲的，他父亲已过世。”冯副主委说，他今年35岁，是我们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但仍可算一个工商青年。工商青年在劳动中要积极主动，带头工作，同时还要适当关心、照顾年老的同志。希望工商青年今后无论在学习还是劳动中都要好好表现自己。我当时就觉得，冯副主委处处见缝插针做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帮助、鼓舞私方人员“听、跟、走”，的确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突出人才。

第四次劳动是夏收夏种。这次我们都分开住在农民家里，每户一人，农民对我们都很客气。我住的那家房东把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住，我印象颇深。夏收夏种时间不长，割稻、脱穗、晒谷约20天，插秧种田一星期就完成了，一个月不到就回来了。我们每天早出晚归，中午休息时间较长，避开高温时段，以防中暑。我割稻时晒着太阳，汗流浃背，腰酸背痛，种田时脚被蚂蟥叮咬，鲜血直流，深深感到农民劳动的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960年下半年，宁波市工商联私方人员走出企业去各处参加体力劳动逐步结束，年底全部回原企业工作。我是宁波市私方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参加体力劳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外劳动一年零九个月，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双抢”回来后我即去苍水综合商店报到，被安排在红旗百货商店（“三百”前身）工作。

列车发电站劳动结束不久，商店叫我去工商联开会。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菜都很紧张，俞主委动员私方人员参加郊区种菜劳动，我被安排为劳动小组长，在工商联学习几天再出发。我爱人这次有意见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女儿，分别只有一岁、三岁，几次劳动下来她很是辛苦。她不知从哪里听说私方人员劳动改造是轮流的，她就打电话给综合商店王经理说明情况。王经理50多岁，非常和善，他也说感到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私方人员去劳动，红旗百货商店都报我，党支部要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同一天，我也在工商联种菜劳动小组学习空暇，向两会分管种菜劳动的同志反映情况。这位从文具同业公会借来帮忙的非在编人员态度非常生硬，稍一争论，就给我扣帽子，说我“抗拒改造”。隔壁办公的两会干部秦联康同志闻声走来，马上把我拉到门卫室，问清情况，立即去向崔汉章副主委汇报。后来秦联康叫我回企业，说组织上会与企业联系的。两天后，店里一位叫周桂法、大我20岁的私方人员去参加种菜劳动了，工商联和企业一句也没有批评我。我对爱人开玩笑说：“你的团员和职工身份发挥作用了，真是工人有力量！”后来才知道，党确实有轮流参加劳动锻炼的政策，工商联和企业一发现问题就及时纠正，我很是感激组织和两位帮忙的同志。

1962年3月，宁波市民建、工商联召开两会委员联席（扩大）会议，有300余人参加。会上，俞佐宸主委传达中央两会代表大会精神，要求解决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大有进步，还要改造问题；二是顾一头、一边倒问题；三是依靠党的领导问题。与会人员脱产学习了半个月，采取“神仙会”的方法，听听、看看、想想、谈谈，继续贯彻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精神。学习回来的同志讲起“神仙会”都兴高采烈，我们听着也觉得这种学习方法十分新奇。4月份起，我们一般私方人员也分批参加“神仙会”，但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这是我最高兴的一次学习。“神仙会”上，大家一致表示要“顾一头、一边倒”，在“大有进步”的基础上“还要改造”，要继续依靠党，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牢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一个小插曲，百货私方人员学习结束后还去“状元楼”饭店聚餐。这可是三年困难时期，平时大家吃得都很差，一尝到“状元楼”厨师做的“番薯宴”，又好吃又新奇，大家真的觉得像神仙一样快活了。

据我所知，从1962年3月“神仙会”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四年多时间，宁波市绝大多数私方人员在企业里都能与职工一道，工作兢兢业业，发挥自身业务特长，改进工作方法，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宁波市工商联在这四年多时间里也继续积极教育，帮助私方人员自我改造，对在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私方人员，每年都在大会上通报、表扬，鼓励全体私方人员向先进学习，也要做出成绩。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私方人员改造的黄金时期。我在商店里担任组里的进货员、记账员，兼任商店的总务工作，工作兢兢业业，积极主动，业务上精益求精，商品陈列评比还得了名次，领导和群众对我印象都很好。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只是踏踏实实认真改造，这些努力却在“文革”中给我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少吃了不少苦头。

坚定信仰 迎来春天

“文革”一开始，宁波市民建、工商联就被造反派勒令“封门”，停止一切活动，办公用房被占用。两会领导成员首当其冲，被游街、批斗、下放到原单位参加劳动，听说俞主委的夫人周竹君竟然被和丰纱厂的造反派安排打扫厕所。据我所知，“文革”初期在基层单位担任工厂副厂长、公司副经理的私方人员都存在被造反派批斗的情况，而在企业里跟职工一起劳动工作的一般私方人员很少被批斗。造反派抄家也主要选老板大的、家境好的，小商出身的私方人员家里没啥“花头”，基本不去抄。百货公司私方人员多的商店，造反派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商店早上开门、晚上打烊，排门都由私方人员背；商店门前和店堂内的清洁卫生及厕所都由私方人员轮流打扫。绝大部分私方人员都会老老实实去做，但“二百”有一个王姓私方人员不肯干。解放初国民党飞机轰炸宁波灵桥、东渡路一带，他所在的商店被烧，他为了生活开了一个主修钢笔的小文具店。当时规定，只要有店面，办过营业执照，哪怕没有员工，也要算工商联会员， 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就被当作私方人员安排在“二百”工作。他说自己过去是职工，这种安排是歧视，他坚决不背，要背就要大家一起背，因此被造反派批斗了好几次，吃了不少苦头，精神上很痛苦。我牢牢记着工商联经常教育我们的“听、跟、走”，精神上还是比较轻松的。

“文革”开始，保留工资一律停发，我只拿1957年的评级工资每月39元。少了每月12.91元的保留工资，家庭生活陷入困难。我只好把家具卖掉，再加上大、小阿弟每月凑10元钱，总算解决了九口之家的基本生活。1971年“林彪事件”后，国家给全国职工增加工资，这是自1957年全国工资改革14年后的第一次，私方人员也可以加，大家都高兴极了。我和爱人每月增加16元收入，真是雪中送炭啊。

工商联停止活动、领导下放原单位劳动后，私方人员与工商联完全失去了联系。我偶然和吴俊康副主委、冯梯云副主委有过短短的碰面，记忆深刻。一天中午，我从中百食堂吃好饭回商店，走到中山东路上，碰到了吴副。我问他在人丰布厂劳动的情况，他问我们这些私方人员在商店里的情况，言谈中颇具关心之意，并说总要相信党，相信党是不会有错误的。另一次，冯梯云副主委来“三百”买丝棉，我刚好一个人在棉布组毛纺柜站柜台，我们一里一外站着，讲了约10分钟。他问我私方人员的情况，还提到北京六厂两校落实政策的情况，说出身不能选择，前途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鼓励我们“听、跟、走”，目光要远大，前途是光明的。当时我就很感动，我们工商联这些领导，自身尚且艰难，还如此关心我们这些会员，时刻不忘教育和鼓励，真是很有领导责任。同时又对冯副主委“上面搞极左，我再加三分，从眼前讲更吃亏，实际上是帮了你们的大忙”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觉得他真是对私方人员教育最严格、帮助也最大的一位工商联领导。现在回过头仔细想想当年的劳动场景：梅山劳动十一个月半，只回家一次，休息了三天；崔汉章副主委带领230多个私方人员破除迷信拆除当地农民都不敢拆的坟墓近千座；460多位私方人员只用三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列车发电站的重大任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私方人员毫无怨言，积极劳动，认真改造，这和工商联多年来的积极帮助和严格教育分不开，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使我们在各种运动中不犯错误。整个“文革”中我也没听说过有哪个私方人员受到严厉的制裁。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私方人员保留工资恢复，补发了十余年的保留工资。我补了1200多元，还请多年旧账，还有400元的结余。日子好过了，政治上也不受歧视了，心情顿时好了许多。1979年起，民建、工商联两会从中央到省、市、县等地方，先后逐步恢复组织活动。同年10月，两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把民建、工商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化”服务的轨道上来，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行动纲领，工商联着手“区别三小”等拨乱反正工作。

我至今不能忘记1981年的幸福心情。那年初，宁波市恢复了近1100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身份，不再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这个数字大概占全体私方人员的65%，这就是所谓的“区别三小”。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百货公司党委阮副书记在“三百”全店大会上宣读市商业局文件：“周书权同志成分不是工商业者，应为职工，现予以更正。”当时，我还是比较平静的。大会后，商店讨论职工加工资，我的工资加了两级，到了58元。双喜临门，我实在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高兴啊！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办理了加入工会的手续。后来听说百货公司跟我一样都是工商业者子女的四五位同事，包括后任市民建副主委的王云生，也是由公司领导去各人所在商店宣读商业局文件，正式更正为职工成分。没几天，上面又有新政策下来，说私方人员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律摘去资产阶级帽子，成为职工，在职的可加入工会，退休的在退休证中划去“资产阶级”字样，一律改为退休职工，今后与职工一视同仁，享受同等福利待遇，不得歧视。

1981年的春天，是所有私方人员的春天。

迎来新生 进入商会

虽然不再是私方人员，不用再接受改造学习，但我和工商联的关系却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近，几番峰回路转，竟然在退休后进入工商联工作。

1979年五一节，商店书记和经理两位领导通知我停止营业，去对面开明街口正在装修的新“三百”给部队转业的张副经理当助手。1979年国庆节，新“三百”正式开业，顾客盈门，生意火爆。作为宁波最新的商店，“三百”各方面都走在前面。我在“三百”做过多年进货工作，头脑活络，对市场比较敏感，带头到上海、常州等地进货，路子多，商品新，跟得上形势，带动店里生意。再加上站柜台时营业服务态度也好，从1981年更正成分到1987年退休的6年里，我被商店、公司评为各种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奖状贴满了房间板壁。我常常感慨，成分多么重要，一样工作，前后待遇却大不一样啊！

1983年上半年，市工商联常委陈春芳同志动员我加入民建组织，后任民建中百支部主任。有一次，公司党委请我们支部提意见，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支部十分重视，晚上特地借“三百”店堂开了一次支部会议，认认真真提了很多意见，归纳为10条。第二天上午，我和支部副主任王德润同志（市人大代表）去“二百”楼上公司党委开会，我详细反映了我们的意见，最后一条是公司工会应代表全公司职工的利益为职工说话，不能跟在公司行政后面跑，要有独立自主意识和敢于协商精神。我刚讲完，公司工会主席朱之麟马上说，这条意见提得好，提得对，工会工作的确存在这方面问题，今后要努力改进。从此，我参加的这类活动越来越多。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民建会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是如此的重要和神圣。

1985年起，公司教育科多次聘请我给各商店柜组长级营业员上棉布、针织、内衣、床上用品、鞋子等业务知识课。有一次，我在老三进鞋帽商店上皮鞋业务课时，陈春芳副主委还专门给我拍了照。陈副主委常常为市民建、工商联创办的旬刊《宁波市场信息》向我约稿。因为我经常在外面跑，又站柜台接触各类顾客，对市场变化、顾客需求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我写好稿子交给编辑徐大和同志，他稍作修改即予刊登。这样，我就成了工商联的“编外人员”。

1983年选举海曙区人大代表，中百公司和冷藏公司两个单位共有三个候选人名额，选出两个代表，我和宁波钟表店的小袁（市级先进工作者）当选，冷藏公司的车间主任落选。我做了一届海曙区人大代表。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我投票选出的新区长，就是后来的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孙嘉祥同志。

喜事一件接一件。1986年，我收到了省商业厅发来的“从事商业工作30年”荣誉证书，这是政府对我们商业工作者的肯定，我很高兴。

1985年，我与工商联擦肩而过。这年，我因为咳嗽拍片，意外发现左肺萎缩，只能靠右肺维持生存。我吓了一跳，赶紧请假跑到杭州看病，医生要求我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不能感冒，放松精神即可。我高高兴兴回来，却发现这一个星期错失了一次大好机会。原来张祥琦副主委来“三百”调我去工商联工作，听说我病得很严重，去杭州就医了，胡思明副主委一听汇报，说调到会里的人个个要会做工作，有病的人三天两头告假，不能要，调动就不了了之了。其实我从杭州看病回来一直到退休，一天假也没请过。这和我们内衣针织组的同志们照顾我也有很大关系。我是大组长，10位同志只叫我在外管柜台，做生意，大大减轻了我的劳动强度。1987年2月下旬，我满50周岁，申请病退，满怀不舍地离开了工作32年的百货商店。

没想到峰回路转，刚退休没几天，3月7日，王云生同志就上门来动员我到工商联工作。陈春芳副主委安排我到咨询服务部，作为聘用人员，工资每月65元，又很快调整为75元，与同办公室的几位老同志同等待遇。到工商联没多久，海曙区人大办公室同志来找我，说区委统战部陆部长请我去他们部办的一家棉布批发公司做经理，工资每月200元。陈副主委要我自己决定。我思来想去，一是自己身体缘故，二是对工商联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很愿意为工商联工作，而且陈、王两位老朋友对我非常照顾，我不能见利忘义。再者，我是病退，到哪家公司工作，原单位领导都可能会有想法，来工商联坐坐办公室，他们不会有意见的。于是婉拒了陆部长的邀请。没想到1993年我任市十届政协委员，和陆部长在会议上接触后才知道，他还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三百”副经理老陆的弟弟。老陆也是原私方人员，“三小”划出后，就由“三百”文具柜的营业员提升为商店副经理。

经济服务 发挥余热

1985年1月，市工商联八届一次常委会决定成立妇女、联络、咨询培训、企业会员、糖烟酒副食行业五个工作委员会。咨询培训工作委员会主任是陈春芳副主委，副主任是徐大和、王珊纯、徐和清、蔡同耀。2月，咨询服务部成立，有营业执照，具体工作由这些老同志在做。3月份我进工商联，刚52岁，还算年轻同志，因此咨询服务部的大部分工作都由我一个人去做了。我骑着自行车到处联系接头。我还分管工商联业务科的百货、棉布、交电、五金行业80余家会员企业的联络工作，他们都是国企。

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各种事情都做。现在记得比较清楚的主要有以下工作。

一是牵线搭桥。有的社队小企业生产原料有困难，我就多次向万信纱厂厂长金人鳌常委求助，解决了不少困难。

二是继续为旬刊《宁波市场信息》组织稿子。我有空就下企业、跑市场，写了不少市场信息。

三是给新商场介绍经验。当时二轻百货商场（位于东渡路华联商厦隔壁）等新商场纷纷成立，往往邀请我们这些老会员去介绍柜台设置、商品供应、商品陈列、组织货源、服务顾客等经验，帮他们提意见和建议等。

四是协调组织各种贸易活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商联牵头组织了不少规模比较大的经济贸易活动，在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工商联在老会所的大礼堂组织了好几次食品展销会，邀请各方客户前来进货，主要是徐和清同志负责，服务部全员出动。我具体负责协调的主要是省工商联组织的华东六省一市商品交易会。这个交易会规模很大，档次很高，每年一轮，轮流在各省的省会城市举行，各省主要领导都出席开幕式，隆重热烈，是商品交易的好平台。我总共组织参加了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五次交易会。在南京的那次，记者会上采访，参展企业反映宁波工商联为企业会员服务很周到、很好，第二天南京《金陵日报》便刊发了相关报道。我买了一份，带回会里。胡思明副主委看后很高兴，立刻叫办公室复印一份寄至全国工商联。在福州市的那次，是宁波市参会规模最大的一次，去的人最多，交易额也最大，共50多家企业、167人参会，傅胜年副主委、蒋国芳处长带队，我和会员部陈波一起参加。历次交易会上，无论是组织会员企业参会、帮助企业布展、汇总上报参展费和交易额，还是安排住宿行程，我都兢兢业业，毫无差错，深得省参展工作小组的赞扬，他们四五个人都叫我“宁波老周”。钮守章会长对我很客气，有一次我去省工商联办事，早去晚回，钮会长叫詹副秘书长陪我在附近饭店吃了一顿很简单的午饭，下午还派他的车送我到火车站。我真的很感动，暗下决心，要把省工商联交代的任务完成得更好！

1987—1993年，宁波市工商联先后七次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华东六省一市工商联联合举办的商品交易会，右二为周书权

五是参加培训工作。在“三百”的时候，我就经常接受百货公司教育科俞科长的邀请，给公司下属各商店的营业员上课，在百货业中还是有点名气的。工商联很重视教育培训工作，牵头组织了不少培训活动，如在城隍庙附近的九中开培训班，老会员徐公仁同志在那里培训中药材方面的业务知识。城隍庙商场“怎样做一个营业员”的培训班也是在九中举办的，总经理陈吉伦同志邀请我给商场所有的柜组长上课，每周日下午两节课，去了四五次，约一个月结束。结束那天，商场党委书记对我说：“你课讲得很好，学员反映很结合实际，他们听得进，对他们帮助很大。”我说，我做了三十多年营业员，讲的都是实际体会，理论联系实际，大家自然听得进。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每次都在后面听课！难怪学员上课都很准时，班上也很静。我也被请去学校上了不少课。如我的邻居、十六中学教导主任陈老师请我去给他的学生讲过一段时间的业务课，因为学校的老师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后来，宁波市职业教育中心也请我去教过一学期的课。正如城隍庙商场书记所说的，我上课理论和实际并重，学生很喜欢。比如，讲商品摆放，我就从老单位“三百”借了毛巾、袜子、汗衫、棉毛衫裤、腈纶衫裤、床单、服装等各种商品，满满两大纸箱，在教室里一样一样现场教学生如何折叠，如何摆放，如何吸引顾客。期末考试，学生成绩基本在85分以上，不及格的只有一两个。我正正规规做了一学期真正的老师。听学生说，校长有时也来教室外听一段。我不认识校长，也从未有过接触，但是对校长负责的态度很认可。我也深深觉得，把自己的所学、所知教给更多的人，真是一种享受。

到了1993年，工商联聘用的老同志除我之外，都年过70周岁，回家休息了。崔副主委也退休了，并辞去兼任的工商联经济服务公司法人代表、经理职务，由傅副主委接任。陈春芳主委把我调到服务公司任副经理。后来，傅副主委与我商量，把工商联经济服务公司改名为工商联经济实业公司，他任法人代表、总经理，把握大局，我任副总经理，具体操作。公司有棉布、针织、副食三个部门，傅副主委决定给原负责职工承包经营。过了一年多时间，条件成熟，公司就帮助承包者分别开设了个人公司。承包结束时，公司库存商品作为资金借给他们，定期归还给经济实业公司。让职工做老板，傅副主委的眼光确实长远，事情做得很漂亮。随着市场形势变化，90年代不少地方的工商联下属公司结束经营，对职工问题就非常头痛。而我们的公司没有给工商联留下任何后遗症，我非常佩服他的经济眼光和领导魄力。

老年之家 美好回忆

经济实业公司结束后，我从1997年4月起，开始负责工商联的老年之家工作，到2007年3月结束，整整10年。

当时工商联老会员和家属骨干、遗孀共有约280人，每星期在工商联柳汀街76号办公楼七楼的会场举行一次活动，时间约2小时。每次活动，我都先读一刻钟时事新闻，让大家的思想跟上形势，之后自由活动。老会员们多数年龄在70岁左右，但每次参加活动的都有50人左右，大多担任过工商联执、常委，很活跃。后来考虑到会员年龄越来越大，为保障交通安全，活动改为每月两次。最后两年因会场另有用处，活动改在老干部局会议室，工商联出钱租用，一月一次。到2007年3月我离开工商联回家休息后，因老会员们年龄实在太大，活动完全停止。

接手老会员工作后，我上门访问了老年之家原负责人、原工商业者蔡同耀同志，向他了解名册上所有老会员的身体、收入、生活和居住情况，发现原工商业者的现状很不好。因为他们的工龄都是从1956年企业公私合营时算起，工龄很短，退休工资较低，子女受当时父母成分影响，不可能有高的学历和好的工作，都是企业一般职工，收入一般，没有经济能力帮助父母。老会员年纪大了，医药费不断增多，严重影响生活。省工商联年度执委会议上，我在小组会中反映了原工商业者的这些情况，强烈要求党和政府兑现企业公私合营时的承诺“工商业者只要‘听、跟、走’，你们的生活比职工会好一些”。我发言后，已退休的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很有感触，他说，我在50年代中期也做过企业公私合营工作，工商业者都很听党和政府的话，把企业交给国家，走公私合营道路。现在他们退休工资低，生活有困难，国家应该给予照顾。后来知道，杭州市工商联也提了老会员问题。2000年，国家出台了文件，原工商业者包括“三小”人员退休工资不到当地退休职工平均工资的可补足到平均工资，名单由工商联上报。收到通知后，我高兴极了，和市社保局一位同志一起，到市里各单位收集有关“三小”人员情况。看着他们的名单一个个输入社保局电脑，真比什么都高兴。第一次调整，大部分老会员都增加了退休工资，少则几元、十几元，多则四五十元，最多的60多元。过了两年，又调整了一次，这次我也在内了，增加了47.24元。后来退休职工每年加工资，70岁以上的老年职工都可增加30元补贴。据我所知，现在宁波市区老会员的退休工资都在平均数之上，看着他们生活好了一些，我也感到非常高兴。

那些年，工商联聘请了不少退休老会员到机关工作，我接触的大概有十来人，个个都工作认真努力，很有特色。

徐大和同志原来是公私合营老慎记百货店私方人员，文字功底很深。他1983年底退休后来工商联工作，负责编写《宁波市场信息》旬刊，是市工商联第七届执委和第八、九届常委，市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宁波市场信息》9年中共出版260多期，以反映市场情况、交流商品信息、研究新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为特色，是当时沟通工商联、政府、企业会员三者的重要渠道，许多内容都被报刊转载或电台播出。市委孙书记曾批示，称赞刊物办得生动活泼，建议重要内容登报宣传。

王珊纯同志过去是恒丰布厂私方副厂长，退休后作为有专长的原工商业者在工商联咨询服务部上班。说是上班，其实不拿一分钱工资，接受纺织业务咨询，并提出些意见、建议，供来访者参考。他也是省工商联执委，我们两人常一起去省工商联开会。他在工商联多年，没有任何私利，让我感动。

陈燕璋，市工商联兼职副秘书长。他有香港工商界朋友，做了许多宁波与香港的联系工作，促使两地工商界互访。大概是1989年，市委统战部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常委在市委党校短期脱产学习，我们俩住一间宿舍。有一天午睡闲聊，他认为两地来往心急不得，一定要先增进友情，日子一久条件成熟，就能实现互访，以后更能促进经济贸易往来，有利于国家的“四化”建设。他和香港老朋友有时晚上打电话打到很晚，每月75元工资，打打电话都不够，自己还要贴进很多。我听后觉得，这真是与珊老一样不计私利的老同志，值得我好好学习。

徐和清同志原来是市政协委员，楼茂记酱品店私方人员，1982年退休后不久来工商联工作。他和徐大和一样，也是市工商联第七届执委和第八、九届常委，市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他多次在工商联大礼堂组织举办食品供货会，很受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欢迎。我们只是帮帮忙，大头都靠他。每次展销，他老早就开始作准备，花费很多精力。另外，他很关心菜篮子工程，满怀为群众造福的美好愿望。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早出晚归去水产交易码头，了解鱼船到货、水产品交易，以及黑帮对渔民压价、对商贩抬价等扰乱市场的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办法，向有关领导和部门反映，有时还托我作为提案向政协反映。民建老年会员学习会也是一个月两次，有一次他说自己每天很早起来，打扫楼道门前，还对楼里的十多家邻居说，门前卫生他一人包了。老徐住的是沿街七层楼房，门前有一块空地，再前面是人行道、马路。当时他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我们都很担心，劝他说早上空气不好，不要扫了。他说我扫扫感到高兴。这样一心为公的老同志真是难得见到啊！

2005年10月，浙江民建50周年纪念大会上，周书权（前排左二）作为宁波优秀会员代表上台领奖

徐公仁同志，原来是私方人员、鼓楼中药店营业员，对中药很有研究，1982年7月退休后进工商联，是市工商联第八、九届执委。他开办过药材培训班，把药材公司的业务科长、界内权威徐麟书同志引进工商联，兼职医药行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对中药业存在的问题和以后发展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两会中央的重视。

陈信芳同志，负责整理和管理工商联档案十多年，一个人在档案室默默无闻，埋头工作。后根据上级规定，根据年限，把一大批工商联档案整整齐齐移交给市档案局保管，他的工作才告一段落。2015年他已有95岁高龄，还常打电话与我联系，问我们的身体情况，讲他知道的老会员的情况，有时也问工商联的情况。有时候他还会很高兴地告诉我，工商联领导来看望过了，送来了慰问金和礼品，对组织上的关怀充满了感激之情。聊天中知道他如此高龄，尚且头脑清醒，思路清晰，还能到外面走走，真是让人欣慰。有时他还问我，每年两次的慰问补助金还有几年可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就是过去工商联对你严格教育的结果，你做到了‘听、跟、走’，党和政府就给你回报，补助金会一直发下去的，到你一百岁了，还会给你再加一点。”他笑着说，我哪有这样长命！我说：“你拿到慰问金心里自然高兴，人的长命百分之五十靠心理健康，一高兴自然就长命了，活到一百岁，是肯定能实现的梦想。”

回过头来看看我这一辈子，我由衷地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幸运的。工商业者在工商联的严格帮助、教育下，坚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哪怕是在国家动乱的“文革”十年，仍坚信党的领导，坚持自我改造，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加入工会，成为工人，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老会员们现在都早已退休，退休工资每年加一次，接连加了十多年，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家庭生活和平幸福，从内心都感谢党的领导。

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全程亲历者，我见证了广大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任何情况下都对党无比的忠诚和信任，也见证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政策的信守承诺，始终如一。我相信在新时期，我们的党还是会牢记对人民的承诺，继续带领我们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和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