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是怎么建成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事情多，苦难也多，出生于“大跃进”，成长于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了“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和金融危机，中国现代史上几个令人瞩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我们几乎都经历了。我挨过饿，品尝过贫穷与苦难的滋味；我摸过“六株”，当过队长、支部书记，紧随改革开放大潮成为第一拨下海经商的弄潮儿，从一个泥腿子转身成为一个资本经营者……如此多的人世阅历，养成了我不怕吃苦的性格，也让我更加清楚个人努力与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世纪更迭，跨过新千年的门槛，我对人生、对财富又有了新的想法：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该给自己一个新的活法了。一方面，我很早就有意识培养任用了一批青年管理人才，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准备从企业日常管理与经营中抽身；另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有新思维新观念的融入，如此才能激发新的活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时任区委统战部部长张嘉俊、工商联书记毛坤良先后找到我，表达了区委、区政府希望我出任区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的意见，反复做我工作。我最初的反应是推辞。以往，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是领导兼任的，跟我们这些企业经营者没关系。巧的是赶上工商联、商会领导机构改革，要由企业家来担任县区级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但即便如此，鄞州的工商联、商会主要领导人选跟我也没关系，鄞州大企名企多，通常情况下我想还轮不到我。这是推辞原因之一。之二是我对机关工作不熟，做了一辈子实业，不习惯在一个陌生的位置上点个卯，然后什么也不干；关键是我从公司退下来绝非为出任区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作铺垫，我有自己新的人生规划。但是，我架不住两位领导的轮番工作与诚挚邀约。我觉得做人要识趣，鄞州工商联（商会）历史上首位企业家主席（会长）人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决策者能够想到你，无论如何，坚辞不受就显得太没意思了。

毕金良会长在捐赠仪式上

机缘巧合，促成了我在人生的秋季走上区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岗位，为后来造商会大厦作了铺垫。

我是做事情的人。当我决定走上工商联（商会）领导岗位时，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能在这一岗位上为会员做些什么。

我感觉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压力。

当时区工商联因实业经营不善，身负两百多万的债务。冤有头债有主，财政不可能把这个窟窿填平了，只能自己想办法弥补。但又不能像个人公司那样去寻找一个创利或投资项目，把这笔钱挣回来。而且，即便有这样一个项目，也不能自己拍拍胸口说上就上的。我有一种被束缚感，有心无力，施展不开。后来有一次，我跟新任的区委统战部陈部长聊起这些，他鼓励我，让我大胆想，大胆做，没把握的，他会给把脉。陈部长随后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鄞州自古无城。目前区委、区政府最愁的就是新城区建设没能有效形成人气集聚效应，有城无市，中心区域还是一片空旷。工商联、商会可以在新城区建设上有所作为，譬如在中心区建商务会所之类。”

我连忙打电话通知副主席、副会长碰头，探讨商会参与新城区建设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上任后第一次亲自通知班子开会。我们这拨人年龄、经历相仿，彼此相熟，也好说话。那天最终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足三分之二。他们都很忙，都在为公司天南地北地跑，不像我，在走上工商联岗位后，公司事务基本撒手不管了。我们在向阳渔港（公司酒店）的一个包厢里，讨论吃饭两不误。不过，这次碰头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除参会人数不足外，主要原因一是对区委、区政府对工商联参与新城区建设的支持力度不确定，再是对工商联自身不自信。对于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的一级机构，大家对本届商会的执行能力有疑虑。同时大家的想法不统一，除了商务会所，还提出了公寓、别墅、办公楼、高档住宅、安居住所等多种思路。但我心里有底了。老实说，这次聚会我主要想明确的是，这届工商联（商会）班子是要做事情的，知道大家心里有想法，也想做事情，就可以了。至于具体做什么，在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前，不着急。

事有凑巧，之后不久，一位副会长在上海住院，我们一班人前往探视。路过十六浦，车窗外一幢建筑吸引了我的目光。倒不是那幢建筑有多高、有多漂亮，而是那建筑的名称——“上海商会大厦”勾住了我视线。是啊，为什么不能是商会大厦呢？让我们自己的新城区崛起一幢自己的商会大厦，既为新城区聚人气，又把鄞州的大企业总部集中起来办公，通过招商吸引新企业入驻，既发展了总部经济，同时提升工商联（商会）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多好！

回来后，我马上把想法与陈部长作了交流，他高度认可：“这想法好，跟区委、区政府的思路高度合拍。”并表示他将全力支持，去做区委、区政府的工作，争取得到最优厚的政策支持。他希望工商联班子尽快形成统一意见，把方案报区委、区政府。

那段日子，我们这帮副主席、副会长如同打了鸡血似的，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我告诉大家，这段时间能不出去的尽量别出去，“都这把年纪了，别到处飞了，公司里的事该放手了，让年轻人上！”还让他们随时处于“待机”状态，一有动静，一个招呼就能随时集结。大家都笑话我，说老毕这家伙自私得很，让他们在公司里提前办理退休，然后在工商联重新集结当他的新兵蛋子。

碰头，聚会，开会。基本每个礼拜都要集结一次，甚至两次、三次。要商议的事实在太多，从拟订方案阶段的面积、楼层、择址，到筹建阶段的建设模式、筹资模式、分房模式，到设计阶段的外观、内饰、灯光、幕墙，到施工阶段的施工单位资质、各项工程招标、建材材质督查等等，都需要坐下来集体商议、明确、落实。说实话，在公司我挺强权，自认为成熟的决策，没有人能改变我。但我清楚工商联不是推行一言堂的场所，我更愿意做个集体决策的执行者和监管者。

方案很快批下来：区里在最佳地段、以最优惠价格为大厦建设提供用地。一帮人更加忙碌了。不断地有问题冒出来，不断地要解决问题，就要不断地开会、碰头。往往头天晚上刚聚过，夜里又有想法冒出来，第二天一早又开始一个个打电话通知开会。对于这样一个大工程，自然是事先把问题、困难想得越透，解决问题、困难的细节想得越充分越好。会开到这个程度，让办公室通知显然跟不上趟了，我也等不起这个程序，所以干脆自己掏电话本，一个个电话通知、联系。那些人也知趣，一接到电话，再忙也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赶过来；商量、探讨、争执、吃饭、喝酒，一样也不耽误。这已不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能解释了。大家兴致极高，都是近退休年龄的人，为建大楼，仿佛又回到阔别多年的青春年华。

方案核心内容是企业自愿出资，由区工商联（商会）负责建造，落成后按成本价反售出资者；申购房产基本条件是上年销售超亿元或外贸销售额过1000万美金、纳税200万元以上的区工商联（商会）会员，有资格申购半层；纳税超过600万元者可申购一层。大家普遍对大楼销售前景抱乐观态度，成本价肯定低于市场价，况且还有地价优势在里面。但是，既然是预案，不能不考虑另一种可能：万一没人出资、没人购买怎么办？对此大伙一笑置之，道：“真没人要，除了区商会办公用房，其余大不了到时候我们自己分摊了。”

事实证明，当初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方案公布后，前来申购的会员企业寥寥。倒不是价格原因，许多人在观望、等待，怀疑工商联（商会）的能力，能否做成这件大事。没人申购就意味着没有资金，没资金工程就无法按时启动。怎么办？大伙都清楚，好多事情是经不起拖的，一拖两拖，事情就黄了。那天我们一帮人又聚到一起商量这事。统一意见是工程不能等，必须尽快启动，启动资金除了班子成员申购面积的预付金，不够部分可以大家凑一点，先启动再说。这是我期待的结果！这就是我们那届工商联（商会）班子集体！我至今还为之感动、为此自豪。我告诉大家，启动资金就不劳大家“凑”了，有大伙这份心就够了，“启动资金我先垫付着”。

一天后，我用个人资金垫付的500万元启动资金到账。与此同时，大楼建设领导小组、财务领导小组和现场办公室也宣告成立。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包括陈部长、我和八位副主席（副会长），陈部长任组长，我任常务副组长。

2003年7月22日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鄞州大道旁、与区政府大楼隔道相望的工地成功打下第一桩，鄞州商会大厦建设工程正式拉开帷幕。

商会大厦规划为商务办公楼，南北双子楼，中间用裙楼相连，幢高28层，总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总投资5亿元，目标是当时鄞州新城区地标性建筑。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工地摊开在那，主事的人再洒脱，也会被犹如潮水般涌来的事务所淹没。管理这样一个大型的建筑工程，在我真是“大姑娘上轿”。开始阶段，我就像个鬼心眼的包工头，跟办公室的两位一道，天天在工地盯着，因为不放心，建材品质、施工质量都要有人关注，同时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协调、督查，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时间一长，感觉不是办法，一方面身体顶不住，另一方面想想自己身为区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屈尊成为一个工地的包工头，未免太掉价了点。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可能耽误、影响正事。我要求现场办公室的同志多去现场转转，而不是待在办公室里。此外我还特意请来妻弟，他对工程建设内行，让他在现场天天督查工程施工质量、进展情况，工资我个人支付。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从工地解放出来，专注于“正事”了。

事情往往这样，没开始时问题困难如山，顶不住就垮了，而一旦开始，就不一样了。几乎从大楼破土动工那天起，我和全体领导小组成员突然变得吃香起来，找上门来的人多了，电话也显著增多，两个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有介绍工程承包施工的，有推荐建材供应的，也有请求购买大厦房产的；有的是自己直接打的，有的是通过亲友、领导“弯”过来的。这引起我的警觉，一个数亿元的工程，如果不打好预防针，防微杜渐，真的会出问题。大楼造起来了，主事的人却倒下了。这样的事绝不能在商会大厦建设过程中出现。为此我们多次召集领导小组、财务小组和办公室全体成员开会，规定所有工程项目都要通过公开招标落实施工单位，绝不允许出现私人介绍、暗箱操作情况，一旦发现，不管牵涉到谁，一律清退，触犯法律的依法惩处；招标过程中，如投标方有托熟人、领导带话说情的，一经发现，一律取消投标资格。这样做的目的不用我说，大家都清楚。规定作出了，首当其冲的却是我自己。没有比我更多找上门的人和托请电话了。无一例外，相关的投标方都被我一一从招标清单中清除出去。不是我自夸，在大厦建设过程中我很好地担当了包黑脸角色，问心无愧。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在商会的做法竟影响我公司酒店（向阳渔港）的生意，业务量明显下降。不过做事情总要付出代价，一点不付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与大厦破土形成正效应的是会员申购的热情也不断高涨，没几天大楼容积申购就全部报满，而申购人数还在不断递增。不得已，我们又把申购条件作了修正，提高相关条款，淘汰了部分申购人资格，同时也把很大一部分人挡在了申购门槛外面，大楼申购潮才得以平息。想想也正常，优厚的地价加成本价加中心区最优越的地段，实际造价据我们预测比市场价低得多，这样的好事谁不领情啊。最初的观望、等待、犹豫都是暂时的，因为没有先例，所以不敢相信。但是等工程一破土，桩基一枚枚打下去，事情就不一样了。眼见为实，这事八成是要成了，于是出现了抢着付预付金的盛况。

但是，问题该来的还是来了。大楼申购期截止后，突然又有人冒出来，表示要按规定申购大楼一层房产，声称所有申购条件都符合，没理由不卖给他。问他为何不在截止期前提出申购，答曰：“我没收到你们的通报和申购短信。”事情就这样僵下了。当时大楼土建工程已经结束，不可能再更改设计，更不能开为一个用户更改设计的先例。当时班子里绝大多数成员态度很明确：回绝。我也是这么想的，过了截止期，又没有多余的面积，怨不得别人。但是，工商联（商会）是为会员服务的，作为一个规上企业会员，以后工商联（商会）的工作免不了要他配合。最终，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把我个人申购的那一层无条件转让给他。当时许多人感到惊讶，认为最有权利申购的是我，500万大楼启动金也是我垫付，为大楼付出心血最多的也是我……我一笑置之，只要大楼能顺利、圆满造起来，别的都不重要。

四年的紧张施工，2007年9月30日，鄞州历史上首座商会大厦顺利落成，成为鄞州新城区的新地标。

据了解，同期全国启动建设商会大厦的，还有萧山。事实上，萧山启动时间比我们更早些，但我们却比他们更早保质保量结顶、落成并交付，从而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由会员自筹资金建造的县（区）级商会大楼。商会大厦的建成，大厦空间的合理开发运作，一举改变了区工商联（商会）办公场地靠租、工作经费靠批、还背负一身债务的尴尬局面，成为推动鄞州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实现了政府、商会和会员的三赢。

目前商会大厦总入驻企业有110余家，吸纳上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上缴利税超亿元。当然这是后话了。

[1]毕金良：宁波市向阳集团原董事长，宁波市工商联原副会长，鄞州区工商联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