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的大厦之花

李仲安：鄞州区人大城建工委主任，鄞州区委统战部原副部长，鄞州区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

萌 芽

在鄞州，自打鄞州商会大厦落成那天起，它就是个标志性的存在，套用一句时髦话：“不管你看没看见，它都在那里！”

商会大厦位于鄞州中心区的鄞州大道旁边，与“南苑寰球”隔路相对。仿佛生来就为检阅或接受检阅一般，大厦每天俯视着脚下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但凡来过鄞州的，必定会像记住鄞州这个地方一样记住鄞州商会大厦的雄姿。而对工商联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标杆、一种参照，更是一种高度。

2008年，我从乡镇行政主管调任鄞州工商联党组书记。到岗第一天，我独自去商会大厦转了转，从南楼到北楼，坐电梯从一楼到顶楼，然后来到四楼的区商会办公区。我是去找感觉的，带着一份郑重与敬意。作为一个工商联新兵，甫一到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如何下手。而“感觉”的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压力。说实话，工商联工作不同于乡镇工作岗位和其他职能部门，不能简单地用数据、指标来考量。眼前的这幢大楼，是上届工商联领导班子工作的写照与结晶，他们创造性地把这幢地标性建筑戳在这，比任何考核指标、数据都扎实、坚硬。面对它，作为继任者，我们该怎么做？

李仲安

去看望上届区工商联主席、商会会长毕金良先生时，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就是在这位鄞州历史上首位企业家主席、会长的发起、奔走和牵头下，造就了全国首家县级商会大厦。在谈到工商联、商会如何开展服务、把工作落到实处时，老会长感慨道，时间不等人，他那届工商联、商会班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自己想好要做的事情做完。

惊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时，老会长道：“在建完区商会大厦后，我原本心里还有个想法，就是给全区企业建一个集中展示产品的平台——区工业产品展示中心，可惜新城区规划建设还在完善中，还有别的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那一刻，我很震惊。商会大厦的建成，在鄞州区工商联、商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开创了鄞州总部经济的新纪元，同时，通过大厦空间的合理开发运作，一举改观了当时工商联、商会的窘迫面貌，实现了政府、工商联和企业三方的共赢。作为一个企业家商会会长，任职五年间做成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程还嫌不足，感叹时间不够，作为后来者，除了加倍努力，勤奋工作，实现老会长未了的心愿，又怎么好意思消极观望、等待乃至抱怨？

我把目光投向了基层商会：既然区里可以建商会大厦，乡镇（街道）可不可以建呢？区工商联、商会通过商会大厦建设一举扭转了自身困境，基层商会能不能？

在与班子成员沟通、并征求会长想法后，我们取得了统一意见，一个在全区范围动员、推动建设基层商会大厦工作的规划，就这样酝酿出台了。

说是“规划”，其实并没有成文。考虑到这一工程牵涉面广，不同乡镇情况大不同，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以文件形式发布，有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留下后遗症，造成被动，最终决定暂不发文，而是用“口头动员”方式，摸着石头过河，给自己留有余地和退路。

孕 育

动员分三步走。第一个动员对象是基层商会秘书长。

秘书长是基层商会工作的基石。在鄞州，大多数基层商会实行的是会长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条件相对较好、规范的乡镇，至多再配个专职秘书。会长是企业家，专职秘书从事商会日常工作，而秘书长基本都由乡镇工贸办主任兼任，特殊身份决定了其在商会的特殊地位——既是协调谋划者，又是执行落实者。问题是，人家“主业”在工贸办，商会工作纯属“副业”，干与不干，干得好与坏，都不会影响部门政绩与个人升迁，全凭心情与兴趣，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建商会大厦这样的大事，发动秘书长是关键。

2009年秋，在一个例行基层商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建商会大厦的想法。老实说，能不能得到秘书长们的认同与支持，当时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详详细细地讲建商会大厦前后区工商联、商会境遇与面貌根本性的改变与不同，讲商会大厦落成启用后创造的近万个就业岗位、每年上徼上亿元利税，讲商会大厦建起后工商联、商会在区委、区政府以及社会上形象、地位与影响力的改变，还讲了基层商会大厦建设可能给基层组织带来的影响与变化。

“事在人为。有些事情，你做过后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付出是多么值得；有些事，对于从事者本身也是一种机遇，过了这个村，再没那个店。”

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家并没有任何抵触情绪，大多数人觉得商会大厦建设可行，但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跟会长、乡镇领导反映、商量后才能定夺，有些甚至饶有兴趣地打听起区商会大厦从筹备到开工到落成的一系列手续与程序，说带回去好向领导汇报时参考。最大的担心就这样通过了。

第二个动员对象自然是各基层商会会长。

会长是商会事务的决策、拍板者，是商会的灵魂。我采用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方式进行这一工作。我根据秘书长反馈的信息，把全区所有基层商会会长对建商会大厦的反应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积极响应型，一种是有想法没动力型，另一种就是毫无反应型。第一种已经无须动员，只需积极配合、技术跟进即可；第三种基本可以放弃，再动员也没用；有想法没动力的这部分人才是我的“重点进攻”对象，要趁热打铁，尽快排除他们的担心和顾虑。

塘溪镇给了我大大的惊喜。“按照区商会大厦的股份制模式建恐怕行不通。”镇商会会长董阿能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说，“这么多企业，就算大家都有兴趣入股，你十万他二十万，建起来后空间怎么分割、房子怎么分配……除非让我单独建。”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塘溪镇地处鄞东南象山港畔，工业经济名列全区倒数，企业数量大、规模小，除了会长企业亚大汽车管件有限公司，大多属于作坊式的小微企业，有些甚至连企业都称不上。这样一个镇商会想建商会大厦已经很不容易了，董会长竟然提出单独建！是随口说说，还是当真？我不敢相信。

“董会长有意向单独建？”我试探着问。

试探的结果是，2013年9月14日，鄞州、宁波、浙江，乃至全国第一幢乡镇基层商会大厦——塘溪镇商会大厦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成为鄞州基层商会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好日子。

塘溪商会大厦坐落于沿海高速沈三线塘溪出口附近，总投资4500万元，总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楼高六层，除五、六两层作为商会办公场地外，一到四层全部作为商业、办公和餐饮、住宿用房出租，目前已有银行、税务、会计师事务所、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和酒店等十余家企事业单位入驻，为当地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这栋浅褐色釉面砖镶贴的大楼，是塘溪绝对的标志性建筑，无论地段、楼高、面积，还是营业服务门类的集聚性、丰富性，在当地都是首屈一指的。随着入驻企业单位的络绎开门营业，这里更成为塘溪的又一个集市中心。

而会长董阿能不仅独资兴建了这栋大楼，还这样安排：五、六层为商会办公、活动场地，免收租金；三、四层为餐饮、酒店，考虑到市场人气的积聚需要一个过程，近三年免收租金；其余出租场地所收租金作为商会活动经费。就是说，除了大楼产权，至少从眼前看，董会长这4500万元的投资几乎是零回报、纯公益性质的。

“一方面，除了我，没人愿意出钱合股做这样一个项目；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合伙建，几个人会同意大楼现在这个运作模式？”董会长如此解释。问他究竟为了什么，答：“就算我这个塘溪人，为家乡、为商会做一些事情吧。”

我听了这些，发自心底的敬意油然而生：对于这样一位基层商会会长，我唯余感佩！

作为全国首栋乡镇基层商会大厦，塘溪商会大厦的运作模式也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董会长启发了我，除了鄞州商会大厦的“共同出资、按股分房”模式，商会大厦建设还可以有多种操作模式，这让我在与其他商会会长的动员中有了更足的底气。

反复的面对面商谈中，下应、中河过关了，横溪、高桥、姜山确定要建，鄞江、咸祥、石碶、瞻岐等乡镇都有意向……

接下来，只剩下“攻克”乡镇（街道）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这一关了。这个过程相对简单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得他们的支持，包括项目、用地审批，并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理由也很充分：打造城镇新亮点、新面貌；留住、引进一批企业，发展本地经济，助推总部经济；提升党委、政府在企业中的地位、威信与形象等等；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无疑是——不需要政府投一分钱——这样的好事，谁好意思拒绝？回答一般都简单扼要：只要商会有意向，我们全力支持！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全区13个乡镇（街道）有意向兴建商会大厦，并与当地党委、政府达成共识，适当时候动工兴建。

绽 放

率先动工的是横溪商会项目。

2012年暮春的一天，在横溪镇周夹菜场边，一个由镇企业联合出资开发的地产项目正式动工。需要说明的是，横溪项目并非商会大厦，而是人才公寓楼。镇商会与当地党委、政府汇报商量后，决定先造一座更紧需的企业人才公寓楼，作为企业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砝码，商会大厦伺机再作筹划。该项目总投资2500万元，楼高12层，60套房源将以成本价供应给企业，帮助当地20多家企业的高级人才解决住房困难问题。

一枝独放不是春。横溪人才公寓项目的破土动工，犹如一阵春风，把全区各基层商会建设商会大厦的热情唤醒了。此后不久，塘溪项目破土了，下应项目打下了第一桩，中河项目所涉地面建筑动迁，高桥项目开始基础工程施工……

2013年9月，塘溪镇商会大厦惊艳亮相……

2014年4月，当大家还在揣测下一栋大厦将花落谁家时，宁波机场路西侧的礼嘉桥村突然响起了阵阵喜庆的鞭炮锣鼓声，礼嘉桥村商会大厦正式落成并交付使用。

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一连串的“第一”……

截至目前，全区包括横溪人才公寓楼在内的四个基层商会大厦已建成并交付使用，中河、高桥、姜山等项目正在施工中，另有6个项目处于规划设计中。

亲历浙商丝路行 李鹤举

从2011年4月到2015年4月，我在江北区工商联工作整整四年。围绕非公企业健康发展、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工作主题，区工商联多次组织企业家开展或者参与经贸活动。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11月的“携手浙商——丝绸之路行”活动。

高规格的团组

“携手浙商——丝绸之路行”是省工商联顺应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而组织的一次大型活动，也是省工商联首次组织赴境外经贸活动。省委书记夏宝龙亲自带队，并有当时亚洲首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以及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等著名企业家参加。规模阵容大，级别规格高，因而从省到市、县（市）区都十分重视，省外办特别下达出国指标以保障本次活动。

经贸团成员主要为全省11个地市精心推选的企业家代表，以及与印度有经贸往来或有意开辟印度市场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代表了浙江企业家的整体风貌。为服务好本次活动，省工商联规定规模大的团组要有1名以上市、县级

李鹤举：江北区民宗局局长，江北区委统战部原副部长，江北区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工商联领导随团。团队总规模150名，省有关部门及省直企业家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他成员来自杭州、宁波、温州、舟山等七市。

印度，是这次经贸活动的主要对象国，绝大部分活动安排在印度举行。宁波团组的企业家与土耳其企业有着商贸合作关系，因而除参加印度的主要活动外，特别增加了赴土耳其开展经贸交流和考察的内容。

组团赴境外开展经贸活动是我接手区工商联后首次遇到的一项工作。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同属文明古国又是近邻，其软件、丝绸、纺织等产业在世界工商业界负有盛名，服务业、制造业也比较发达。江北具有一定的制造、加工业优势，化工、轻纺、电器、工具制造等产业有规模，也有经验，但软件业稀缺，恰逢区委、区政府大力倡导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时期，正可以与印度的产业结构形成互补，对江北企业转型升级、扩大市场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意义重大。我认为这次活动机会难得，必须争取！但江北企业总量小、上规模企业少，而且企业家的经营思路、眼界也成问题。因此，物色推荐合适企业家颇费思量，最后决定还是先通过短信平台向全体会员企业发布通知，再有重点地个别征询企业家意愿。这样一圈下来，只有5位企业家表示愿意参加。在联系中，我感到一些企业家对与印度开展经贸交流兴趣不大，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印度企业家诚信不足、信誉较差，况且当前国内民营企业经营普遍困难，“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出访没有具体成果，那不是空劳碌吗？

初步名单上报后，总以为尘埃落定了，谁知道临出发前，又有4位企业家打了退堂鼓。无奈，最终我只能带着“独子皇孙”宁波钟声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邵继丰先生参加这次盛会。

宁波团组共21名成员，其中18名来自企业，市工商联分管经济服务工作的钱爱民副主席担任团组长。成员从50后到70后都有，年龄跨度大，感兴趣的共同话题就少，加上出访前几乎陌生，这也真难为了钱主席！好在有几个谈吐幽默、风趣的老总，一路上倒也是欢声笑语。大家从初时拘谨到互相玩笑，直至介绍生意、交流企业管理发展经验，竟成了朋友或生意伙伴，意外地成为这次活动的另一成果。

泰姬宫的热浪

泰姬宫酒店位于新德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9月份访问印度时，就下榻在该酒店。“携手浙商——丝绸之路行”经贸活动主场地也在此。

25日晚9点，省工商联在泰姬宫召开协调会，明确次日上午交流大会、产业对接洽谈会有关细节及事项。晚餐后，我与余姚工商联的何明副主席打车赶到泰姬宫酒店，当时离会议召开尚早，本想随处走走，熟悉一下情况，但大批进驻酒店的印方保安人员不准许你自由活动。

26日一早，我们迫不及待地提前来到泰姬宫酒店，与昨天特意来熟悉会场时不同，汽车和人员已不能从酒店后门进入，一律凭证件从正门进出，印方保安人员也早已密布酒店内外。可见，印方为保障此次活动顺利安全开展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初到印度时担着的心，到现在才总算放下来了。

正式会议开始前，一些头脑灵活的印度企业家已早先一步来到了会场，穿梭着与同样早到的部分浙江企业家热情地交换着名片，兴奋地用英语交谈。有的印度企业家几乎见“佛（中方人员）”就拜！我记得Sri City（P）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章阿南德先生，可能是名片发晕了，先后两次向我递送了名片。

会场安排在酒店的DURBAR厅。大厅被分成左右两个区域，分别供中、印方人员就座。一些老总一改往日沉稳的形象，争先恐后地上主席台和发言席留影，甚至与贴着马云名字的座位合影。

10点20分左右，出席人员已全部到位，所有人均着正装。中方出席领导除夏宝龙书记外，还有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姚敬先生等；印方有印度商工部部长等6位部长级人物。这样，中、印双方各150名人员，加上20余家印度国家级媒体记者，约400人使DURBAR厅座无虚席，显得有点局促。

10点30分，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李剑飞首先宣布“中国浙江—印度企业交流合作大会”正式开始。随后，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南存辉先生和印方工商联界领导互相致辞，夏书记和印度商工部部长各自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马云先生、陈爱莲女士和印方两名企业家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马云先生自始至终使用娴熟流利的英语发言，展现了浙江企业家的风范和亚洲首富风采。夏书记在会上深情回顾了浙江、印度合作情况，介绍了浙江经济发展状况及经济特点，分析了两地开展广泛合作的优势，提出了发展两地企业合作、中小企业互动、深化民间交流等建议。他信心满怀地说，这次交流合作大会必将成为浙江、印度两地迈出更高水平合作的新起点，通过两地政府、民间组织和工商联人士携手努力，一定会开创两地经贸合作的新局面，共同迈向更幸福、美好的未来！

有趣的是，马云先生作为重量级代表，被安排在主席台下方前排就座。他落座后，一大帮印度记者、企业家纷纷拥到他周围，抢着采访、拍照或要求签名。即便在会议进行中，还有很多中印两国的参会人员不顾会场秩序和马云先生是否乐意，特地跑到他旁边与他“合影”，导致马云先生在大会发言后，急急地在保安簇拥下“逃离”了会场。

室外草坪的私语

泰姬宫酒店里侧有块大约2000平方米的大草坪，约12点，“中国浙江—印度产业对接洽谈会”便在这里举行。参加洽谈的印度企业家基本在酒店或洽谈区外等候，引导员可能是根据事先排定的对接名单，按顺序引导到与其行业对应的洽谈席，洽谈完毕后再引导下一位企业家入场。我们团组的成员也各自在指定的洽谈席与客商洽谈。

洽谈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双方企业家眼里都露出希冀的眼神，期望有所收获。我看到一拨接一拨的印度企业家接踵而来，明显超过与会者。事后才知，印方除了事先确定的150名企业家外，还有一些是慕名前来，估计印方或保安是“放水”了，怪不得不少席位出现候谈现象。邵继丰先生的席位上几乎没有“断档”过，有的是直接带着产品样品前来的。洽谈中，尽管双方企业家彬彬有礼，也注意放低嗓门，但近百人同时开谈，中英文嗡嗡嘤嘤，语言、手势齐上阵，整个草坪就显得格外热闹，时不时地见到双方满意的笑容和握手庆贺的场景。洽谈区有茶歇点，有专人提供服务，我注意到双方企业家去那里的实在不多，倒是我们几位陪同的“闲客”难耐饥肠辘辘而频频光顾。

宁波钟声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邵继丰先生（前排正面右一）等企业家在草坪上洽谈

原计划一个半小时的洽谈被延长半个多小时。等到下午2点左右，才有人陆续到邻近的午餐区用餐。宁波的几位企业家一边用餐一边说：累！没想到印度企业家这么多！但也忍不住兴奋地攀比着洽谈人数和达成的协议，一致认为不虚此行。

等到我们团组都用完餐时，我看到洽谈区还没有完全散场。事后汇总，有130余位印度企业家与宁波企业家进行了洽谈，双方签订合作意向49项，另有50余位印度企业家向我们团组表达了寻找省内合作伙伴或业务联系的意愿。我想如果印度政府能够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好中方企业利益的话，双方的合作一定会更加光明。

伊斯坦布尔的期望

27日晨，我们搭乘航班离开印度，来到了美丽的伊斯坦布尔。

根据考察安排，陪同人员将我们带到伊斯坦布尔市内的“大巴扎”（综合小商品市场）。“大巴扎”挺大，进出口子多。陪同人员特别关照我们要将入口拍照留存，便于迷路时询问。进得里面，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和紧挨在一起的小摊位，让人仿佛置身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据陪同人员说，市场内的商品真的有90%是从义乌进的货。

公务活动安排在28日下午。在一幢不大的办公楼会客室，土中贸易协会的Akfirat先生在翻译帮助下，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伊斯坦布尔的经贸情况。他谈到了2012年土耳其与中国贸易逆差170亿美元的问题，并举例说，土耳其去年农产品出口为16亿美元，但出口到中国的只有7500多美元，至今开心果、无花果、橄榄油、土耳其红酒还未取得进入许可证，他诚恳地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些帮助。从陪同人员和有关资料中，我了解到土耳其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尤其是棉花、水果、橄榄产量高、品质好，以这些产品加工成的棉纺品、橄榄油、干鲜水果等享誉世界。如果宁波通过食博会等形式，设定合理价格，这些农产品应该会受到宁波广大市民的喜爱。

Akfirat先生介绍后，钱爱民副主席详细介绍了宁波的情况，分析了与伊斯坦布尔开展经贸合作的可能性，提出了土耳其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和双方开展进一步合作的积极建议，得到了Akfirat先生的积极响应，他表示将尽快安排时间前来宁波考察。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宁波团组考察了一些企业以及商贸、酒店等行业。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宁波加强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联系与交流，借鉴相关经验，做足“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文章，发挥古迹众多、历史文化沉淀深厚的优势，对提高宁波城市魅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十分有利的。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在各自的领域推进与相关国家企业的合作，为宁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携手浙商——丝绸之路行”经贸活动虽已结束，但它带给我的回忆和思考却是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