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分析模型都有哪些

一、保险公司整合风险管理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整合风险管理概念的认识和界定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关于风险管理在确定公司价值方面作用的研究。对于风险管理者来说，认为股东是风险规避型的，因此公司能够代表股东对风险进行管理便会有利于公司股东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古典资产定价模型得到良好的验证，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新模型(CAPM)，风险逐渐被提高到了最核心的地位。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新模型(CAPM)，如果风险不能被投资者通过多样化投资进行有效分散，就需要对风险进行定价;如果公司的风险能够被投资者分散，就不需要对风险进行定价。Cummings(1976)首先运用CAPM研究了如何对风险进行保险才能够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的问题，发现只有当保险定价过低时，保险才能提高公司的价值。根据Cummings的结论可以发现：如果市场功能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公司风险管理将是没有意义的。对可分散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并不会增加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因为这些风险是与他们不相关的;而对于不可分散风险而言，由于进行套期保值需要向其他风险转移方支付高昂的费用，企业利益相关者也不能从中获取收益。也就是说，风险管理不会增加企业的价值，因此企业也就没有动力对公司风险进行主动管理。

调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与公司风险管理之间矛盾的尝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Mayers和Smith(1982)认为风险会导致公司期望纳税额增加，同时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并且当公司现金流出现风险时，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发生冲突，因此有必要对公司风险进行管理。Doherty(1985)认为风险管理会影响到公司投资活动以及融资方式，进而促使公司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套期保值交易可以帮助企业重置已经损毁的资产和对新投资项目进行内部或外部融资。

鉴于企业管理中存在的摩擦成本或交易成本可以使风险管理成为增加企业价值的重要方式。公司希望通过投资和融资决策增加自身的价值，而风险却会对做出这些决策带来不必要的干扰，这就要求风险经理掌握广泛的风险管理策略。但这些传统风险管理策略往往对风险分开进行管理，没有将公司风险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的交融，传统的分离式风险管理策略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有限风险保险计划(Finite Risk Insurance Plans)和综合风险保险计划(Integrated Risk Insurance Plans)的出现为企业风险管理人员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Berthelsen et al，2006)。整体风险保险计划(Finite Risk Insurance Plans)不仅关注公司的纯粹风险，还关注公司的财务风险，并将两种风险放进同一张保单中。有限风险保单通常提供多年的风险保障，并根据投保人缴纳的实际保费提供相应水平的保险保障。如果在承保期内发生的损失较少，投保人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保费返还。在极端的有限保险计划中，几乎可以不发生风险转移，因为积累的保费就能够完全覆盖保险期内发生的所有损失，保险人所起的作用只是在承保期内为损失建立了一个基金。从理论上讲，整体风险保险计划(Integrated Risk Insurance Plans)可以将所有风险放入同一张保单中，这些风险不仅包括所有的纯粹风险，还包括所有的投机风险。有限风险保险计划和整体风险保险计划的出现表明，过去仅仅注重对传统风险损失进行转移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保险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迅猛发展逐渐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注意，Miller(1992)最早注意到这一趋势，认为在国际业务风险管理中不应该只单纯考虑单个风险而将其他风险排除在外，应该从整体上考虑一个系统内的所有风险，建立整体性的组合优化风险管理机制。自Miller(1992)提出整合风险管理思想以来，整合风险管理逐渐成为风险管理的主流和研究的方向，但是均将其视为一种管理活动或是管理行为。Shimpi(2001)对传统风险管理和创新型整合风险管理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将整合风险管理同企业价值创造联系在了一起，扩展了整合风险管理的内涵。Doherty(2001)对整合风险管理与价值创造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其研究的重点主要还是集中于风险的分析和创新型避险工具的应用。

随着世界各国包括政府和行业、民间机构对整合风险管理研究的相继展开，尤其是风险测度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整合风险管理的概念已经被上升到新的思维方式(理念和文化)、测度方式(管理的技术性)和管理方法的三维一体(Panning，2003)，并在一定意义上，将整合风险管理提高到战略的高度(Meulbroek，2002;Micdolis、Shah，2001)。北美非寿险精算师协会(CAS，2003)将整合风险管理定义为一个企业组织评估、控制、利用、融资、管理企业所面临的所有风险，以提高企业利益相关者短期、中长期价值为目的的行为方式或管理方式。这一概念不仅明确了风险管理的价值取向，并且进一步将风险管理的内涵拓展到“研发”“融资”等方面。随后，在内部风险控制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COSO委员会于2004年9月发布了《整合风险管理——总体框架》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以内部风险控制的视角，界定了整合风险管理的流程以及执行的主要步骤和内容，为整合风险管理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探寻整合风险管理与保险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Hoyt和Liebenberg(2009)通过选取一定量衡量保险公司企业价值的指标进行实证，发现实施整合风险管理可以促进保险公司价值的增加，从而促使保险公司积极实施整合风险管理。另一个促使保险公司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因就是世界主要评级机构(Moody’s Standard＆Poor A．M．Best等)纷纷在其评级系统中引入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内容。

虽然，在保险公司整合风险管理的整体层面上已经出现了对承保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整合风险管理的研究(Rosenberg、Schuermann，2006)，但从总体上来看，保险公司整合风险管理主要集中于承保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的测度与管理的研究仍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Li，2000;Goovearts et al，2003;Panjer，2001;Bradley、Taqque，2003)。这一点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有超过80%的保险公司对其承保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设定了风险限额，相应地，只有不到26%的保险公司对其操作风险设定了风险限额，这暴露出当前整合风险管理还是初级和不完善的(SOA、TowerWaston，2008)。

目前，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保险公司整合风险管理。在理论研究方面，雷星晖和杜学美(2002)运用“全面质量管理(TMQ)”的思想，并结合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对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理论进行研究，得出“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的概念，并对实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可行框架提出建议。胡伟益和王波(2007)主要从整合风险管理的理论变迁历史的角度对整合风险管理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详细的分析。沈宁宁等(2009)通过比照国内外保险业实行整合风险管理的经验，并对我国保险业实施整合风险管理的基本情况、主要存在的问题和国际先进经验对我国保险公司实施整合风险管理的借鉴等方面进行了总结性评述。高志强和张梦琳(2009)借助Copula理论，从实证方面对整合风险管理体系中的风险整合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通过研究得到两条重要结论：第一，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边际分布的选取并不会影响到对总体风险的估算;第二，在风险整合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不同风险间的尾部相关关系，而相关系数模型会因为低估了尾部相关关系而低估了总体风险。在实践运作上，刘新立和董峥(2003)认为在风险管理过程中，不能孤立、单独地管理某个风险，而应该以整体化的管理看待不同风险。只有通过全面地、综合地认识风险和度量风险，才能从根本上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并提出两种可行的保险公司整合风险管理对策，即财务型对策和控制型对策。段善雨和俞自由(2006)提出可以使用整合风险管理的方法，开发非传统风险转移产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运用传统商业保险产品开发方法的缺陷。王丽珍和李静(2011)针对当前典型的保险基金投资策略的不足，借鉴了在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中广泛使用的方法，构建了基于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破产概率、VaR限额的RAROC最大化模型，并通过求解模型得出最优的投资策略，并进一步进行了案例分析，分析了当索赔强度、保费收取比例和个体索赔额等条件发生变化时，保险公司最优投资策略的变化趋势，进而发现保险公司需要结合承保实际情况有效改变投资政策，投资政策变化导致保险公司投资收益增加但不总能补偿承保收益的下降。王东(2011)将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沟通理论与COSO框架下的企业风险管理相结合，提出了一个风险沟通的理论假说，以全面感知、相互信任、伙伴关系和双向沟通模式作为该假说的四大支柱，以全面综合的方法，从企业内部(纵向)和企业外部(横向)两个维度构建了企业风险沟通体系。洪梅和黄华珍(2012)借鉴国内外经验，从组织架构、制度流程、系统模型、配套机制等方面构建了健全的操作风险管控体系。

二、经济资本管理研究综述

风险资本(Risk Capital，RC)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60年，Spencer(1960)认为以固定资本作为设定保险公司的监管资本要求的标准可能是适用的，但是随着保险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以固定资本为基础的监管资本就难以满足要求了。因此有必要运用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资本体系替代已有的固定资本监管体系。然而，Spencer(1960)的观点并未引起保险业的足够重视，反而首先被银行业所采纳。1976年，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New York Corporation)开创性提出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指标作为衡量银行各项业务绩效的指标，之后经济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最重要的价值管理和风险管理框架，相关研究也相继展开(Zaik，1996;Merton，2000;Mueller，2004)，但这些研究无一例外都是以银行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Busic(1994)和Artzner(1999)较早研究了保险公司风险与价值的关系，并尝试运用经济资本管理方法管理保险公司的风险。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资本已逐渐成为国际先进保险集团进行风险和价值管理的重要工具。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监管部门、科研机构、保险评级公司和保险公司等纷纷加强对经济资本理论的研究，在保险公司风险分类、经济资本的概念、测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为经济资本在保险公司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Artzner et al，1999a，1999b;Barth，2000;Michael，2001;Babeel，2002;Fischer，2003;Robert，2005;David，2007;Darin，2008;Jen-Jsung Huang et al，2009)。

与此同时，国际化的保险公司与研究机构也纷纷将最新的经济资本理论与公司风险管理实践有机衔接，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据2008年SOA和TowersWatson对全球约200家保险公司主管关于经济资本使用的调查显示，有65%的保险公司已将经济资本列为公司风险管理的实务操作之中，另有19%的保险公司也在逐步引入之中(SOA、TowersWatson，2008)。Swiss Re(2000，2005，2006)针对世界主要保险公司经济资本运用情况进行了连续追踪，报告表明经济资本管理已经成为保险公司(包括寿险公司、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进行价值管理的主要手段。

目前，学术界对于保险公司经济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险公司风险分类、经济资本测度、经济资本配置和绩效管理等方面。

(一)保险公司风险分类研究概述

比较公认的银行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Mattern，2000;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2004)。而保险公司的风险划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与银行风险一致，所有文献均认为保险公司同样面临着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但是对于保险公司的特殊风险，不同文献确有不同的观点，Scott(2005)认为保险公司的特殊风险应该归结为承保风险(Insurance Risk)，Muller(2004)则将其归结为准备金风险(Provision of Risk)。Scott(2005)认为承保风险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巨灾风险、保险公司资产负债不匹配风险、承保风险等。Babbel和Santomero(1997)将保险人面临的风险分为：精算风险、系统性风险或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经济风险或市场风险和纯粹风险等。Doherty(2000)认为尽管这样的分类方法多少有些随意，甚至还会出现一些重复或遗漏，但是以上分类方法还是达到了以下两个目的：首先，有利于对风险的整体观察;其次，对风险进行分类有利于根据风险管理的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审查和重新设计。比较权威的风险分类方法由国际精算师协会(IAA)于2004年在《保险人偿付能力全球评估框架》中给出，IAA认为经济资本应该覆盖以下风险：承保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与流动性风险。

(二)保险公司经济资本测度研究概述

在保险公司经济资本测度方面，Goldfard(2004)认为，测度经济资本应首先量化与管理相关的风险及潜在损失，这些风险应该覆盖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承保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在内的所有风险，同时还应该关注公司股东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以决定是否需要通过承受高风险以换取更高的回报。经济资本反应了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特征，是与保险公司实际承担的风险相一致的，因此，在给定的置信水平和风险期限下，经济资本的测度结果理应与风险测度结果保持一致。因此，学者在研究经济资本的测度时是以保险公司潜在风险的分布特征或结构假设为前提，将经济资本的测度等同于对风险的量化来展开的(Djehiche、Horflet，2005;Dhaene et al，2005;Bisignani et al，2007;Tang、Valdez，2009)。

1．市场风险测度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的测度模型发展相对比较完善，目前市场风险的测度一般是使用市场在险价值(Market Value at Risk，MVaR)的方法进行测定。Herllwing(1994)研究发现流动性准备金风险和利率风险是可以通过数理方法进行量化度量的。Hendricks和Hirtle(1997)发现市场风险与资本需求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内部模型加以衡量，从而为市场风险的测度奠定了基础。1994年，J．P．Morgan公司首次将风险测度引入银行市场风险测度中，并成功开发出了第一个市场风险测度模型——RiskMetrics模型。RiskMetrics模型一经公布便吸引了大量专家和学者的注意，这一系统也触发了他们对于VaR研究的兴趣。Jorion(1997)于1997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关VaR的著作，其中给出了VaR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主要包括解析形式的VaR (Closed Form VaR)、蒙特卡罗模拟(Monte Carlo VaR)、历史模拟VaR(Historical VaR)。Hull (2007)对Jorion的方法加以概括和发展，认为VaR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可以概括为两种，分别是历史模拟法和模型构建法。Jackson等(1998)对VaR测度模型进行了测试和比较，并对参数VaR模型和模拟VaR模型作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分析，发现金融产品收益率往往并不满足正态分布假设，因此运用不依赖资产收益率正态分布假设的模拟VaR模型能够更精确地反映收益分布的厚尾特性。Martens(2001)建立的GARCN-VaR模型，并使用该模型度量了汇率市场的风险。类似的研究还包括Consigli(2002)、Kok-Tan等(2003)、Jen-Jsung等(2009)。但是并非所有研究均认为VaR是市场风险最优测度指标，Artzner等(1999a，1999b)和Fischer (2003)均认为一个理想的风险测度指标应该满足一致性条件。一致性风险测度应该满足单调性(Monotonicity)、平移不变性(Translation Invariance)、同质性(Homogeneity)和次可加性(Subadditivity)。VaR不满足次可加性条件，因此不是一致性风险测度指标，Artzner等(1999a，1999b)和Fischer(2003)建议用尾部在险价值(Tail Value at Risk，TVaR)替代VaR，作为市场风险测度指标。Panjer(2001)、Overbeck(2000)、Denault(2001)都沿用了TCE来估算市场风险的经济资本。

2．信用风险测度

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形式之一(Altman，1998)，目前广泛应用于市场风险测度的VaR测度正逐渐应用于信用风险的测度中。KMV公司于1993年开发了以EDP为核心手段的KMV模型，随后CSFP于1996年推出了另一类信用风险量化模型(Credi Risk+模型)。Koyluoglu和Hickman(1998)、Gordy(2000)、Frey和McNeil(2001)发现在一定约束条件下，KMV模型和Credi Risk+模型测度是等价的。1997年，J．P．Morgan公司在RiskMetrics模型基础上，也开发出了可用于信用风险测度的CreditMetric模型，CreditMetric模型同样是以VaR为核心。CreditMetric模型在计算信用风险VaR时忽略了信用等级转移概率在不同类型的借款人之间和不同商业周期之间的差异性。但是有经验数据表明，降级和违约概率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Mckinsey公司于1998年开发的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Credit Portfolio View模型通过模拟既定宏观因素取值下各个信用等级对象之间联合条件违约分布和信用转移概率得到信用风险的VaR值。Grossman (2001)和Gordy(2002)在信用风险建模中考虑了行业违约这一因素。Emmer和Tasche(2003)提出了基于单因素Vasicek信用组合模型的VaR粒度调整方法和半渐近方法。Frey和McNeil (2003)将ES(Expected Shortfall)测度应用于信用风险测度中，并将其同传统的VaR测度进行比较，得出基于ES的组合信用风险模型优于基于VaR的组合信用风险模型。

3．操作风险测度

开展操作风险测度问题的研究比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测度的研究要晚，甚至还有学者对操作风险的可测度性产生怀疑(Eric Rosengren，2003)。目前，有关操作风险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方面。Crouhy等(2000)对银行业操作风险的定义、类型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操作风险测度的步骤和对操作风险进行整合风险管理的关键因素。结合银行业操作风险的研究，Manning(2005)研究了保险业操作风险的界定、测度问题以及实施保险业操作风险的路径。Grinsven和Bloernkolk(2009)在欧洲偿付能力监管体系Ⅱ(SolvencyⅡ)即将实施的背景下，系统分析了保险公司在经营中面临的操作风险种类、影响范围及进行操作风险测度时所面临的数据、测度工具及管理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定量方面，Jorion (2001)认为可以通过拟合操作风险损失的具体分布进而测度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为保险公司操作风险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Cummins等(2005)借助美国银行和保险业数据，通过建模定量分析了操作风险损失，认为操作风险损失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重要影响。Medova (2001)和Kyriacou(2001)分别借助VaR和极值理论对操作风险进行了量化分析。

4．整体风险测度

保险公司整体风险的测度应该是以单个风险的测度为基础，但是整体风险测度又同单个风险的测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于保险公司不同风险之间风险分散效应的存在，总体风险小于单个风险的和。因此，整体风险所需的经济资本也小于单个风险所需经济资本的和。对于一家拥有财产险、责任险和寿险业务的保险集团而言，Goovaerts等(2003)认为风险分散效应首先在财产与责任险、寿险内部发生，然后再在不同类型的保险业务之间发生，因此从保险集团的角度出发，总体所需的经济资本小于单个业务所需经济资本的和。Panjer(2001)进一步以一家保险公司为例验证了保险业务线间风险分散效应的大小。在99．9%的置信水平下，在承认不同业务线间存在风险分散效应的条件下，计算得出需要的总体经济资本为21．44，远远小于单个风险的经济资本需求之和61．73。由此可见，对风险分散效应的承认可以显著地降低风险的成本(Panjer(2001)例中节约了65%)。Bradley和Taqque(2003)提出可以使用混合VaR(Hybrid VaR、N-VaR)测度综合风险。Joshua和Til(2006)提出使用加总VaR(Additive VaR、Add-VaR)和正态VaR(Normal VaR、N-VaR)测度整体风险，其中正态VaR假设单个风险的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N-VaR、Add-VaR和N-VaR统称为近似VaR方法。在考虑风险分散效应的基础上，近似VaR方法虽然解决了整体风险测度问题，但是其依赖于个体风险分位数与整体风险分位数相同的假设，这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很难满足的。为了更加精确地测度综合风险，学术界主要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运用共单调(Comonotonicity)理论;另一种就是运用Copula理论。共单调首先是由Denuit等(2002a，2002b)引入金融学分析中的。对于共单调随机向量，Denuit等(2002a，2002b)通过推导得出向量和的分位数函数的具体表达式，为共单调理论在经济资本理论的应用扫清了障碍。Deelstra等(2010)运用共单调理论测度了金融产品组合风险的VaR、TVaR和CTE值等。虽然运用共单调理论可以获得一部分随机变量和的联合分布，但是对于更一般的分布就只能运用Copula理论了。Copula理论起源于Sklar。Sklar(1959)认为任何一元边缘分布函数都存在着一个Copula函数，形成联合分布。Joe(1997)将Copula模型推广到了时变Copula模型。Nelsen(1999)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介绍了Copula的定义和构建方法、Archimedean Copula的性质以及随机变量之间的相依关系。Embrechts等(1999，2002)率先将Copula理论引入到资产组合的金融风险管理中。Joshua和Till(2006)运用Copula函数研究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集成问题。Li(2000)应用Copula理论对信用风险和信用风险衍生产品风险进行集成测度。Tang和Valdez(2009)运用Copula函数对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业务线整体风险进行测度，并进一步测度了各承保业务线间风险分散效应的大小。Jen-Jsung Huang等(2009)运用Copula理论和GARCH模型测度了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线的整体风险。

(三)保险公司经济资本配置研究概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经济资本配置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思想：一种是基于经济资本完全配置的思想;另一种是基于经济资本优化配置的思想。基于经济资本完全配置思想的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EC)配置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Merton和Perold(1993)提出的MP模型。在MP模型中，Merton和Perold(1993)引入了边际风险资本(Marginal Risk Capital，MRC)的概念，并且认为配置给各风险单位的经济资本量就与边际风险资本量相同(MP模型)。Panjer(2001)在吸取TVaR资本测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类似TVaR测度函数的资本配置方法。当每个风险单位的损失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时，Panjer(2001)经过推导得到同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相类似的资本配置模型。借助期权定价的思想，Myers和Read(2001)将保险公司的经营看成是一个违约期权(Default Option)，而经济资本的配置则是根据各风险单位对保险公司的边际违约价值(MR模型)。MR模型在学术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也引起其他学者对MR模型的广泛讨论。Kneuer(2003)、Ruhm和Mango (2003)、Vrieze和Brehm(2003)、Mildenhall(2004)分析了模型使用的前提条件，以及MR模型的局限性，其中最广泛的质疑就是有关分布函数的假设。Meyers(2003)认为当要决定是扩展还是缩减某项业务时，包括MR模型在内的资本配置方法都是没有意义的。Cummins等(2005)通过实证发现，运用MR模型配置资本的摩擦成本(Frictional Cost of Capital)能够从保费收入中获得验证。Ruhm等(2003)、Tasche(2004)分别提出了一种基于条件期望(条件概率)进行配置的方法。Sherris(2004)讨论了资本配置在完全竞争和有摩擦市场的不同，并通过放松MR模型的假设条件，对MR模型作了进一步的推广。

Goovaerts等(2002)从经济资本优化配置的角度研究了保险公司经济资本的配置问题。Goovaerts等(2002)认为要对经济资本进行有效配置，就必须最小化保险公司总体的残余风险(Residual Risk)，并进一步得到了当边缘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时的最优经济资本配置公式。Alexander和Baptista(2002)提出可以运用均值-VaR模型配置经济资本，均值-VaR模型是在经典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拓展。Stoughton和Zechner(2005)认为当资本市场为有摩擦市场时，经济资本的优化配置与绩效评估对金融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个运用经济增加值(EVA)和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指标进行资本配置模型的优化模型。Bruneau和Mankai(2009)通过对两种优化模型对非寿险公司的经济资本配置方法进行比较，发现在单期模型中，RAROC方法类似于零条件风险价值(Zero-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并通过Monte Carlo方法对法国非寿险公司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得出了风险组合有效边界。Goovaerts和Kass(2001)则运用动态优化的思想分析经济资本的配置问题，从而将经济资本静态优化配置方法推广到了经济资本动态优化配置方法。Goovaerts和Kass(2003)、Laeven和Goovaerts(2004)则对Goovaerts和Kass(2001)提出的动态资本配置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使模型具有更广泛的实用性。

(四)保险公司绩效评估研究概述

为了评估银行各项业务的绩效，1978年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 New York Corporation)提出了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Risk Adjust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RAPM)方法，该方法开创性地对风险-收益进行综合性考虑，避免了仅以收益衡量业务绩效进而导致过度承担风险的缺陷。RAPM方法主要包括两种方法，即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法和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法。EVA法和RAROC法在银行绩效管理中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银行进行绩效评估最主要的工具(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2004;Stoughton、Zechner，2005)。直到Peter(1999)提出保险公司应该运用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思想进行绩效评估后，保险业才开始渐渐采纳在银行业已经获得广泛使用的RAROC和EVA作为绩效评估的业绩指标。Milne和Marioonorato(2004)详细分析了RAROC同股东权益之间的关系，并与系统风险价格法作比较，证明RAROC方法是对风险更精确的测度方法。但是仅仅使用RAROC方法进行绩效评估，同样也存在着弊端：从业务单元层面看，业务经理可能会尽量避免资本投入，规避高风险业务，以达到提高RAROC的目的，这往往与已有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完全一致，因此保险公司在应用RAROC指标时还应该结合其他评估指标，如EVA等(Crouhy，1999)。Howard(2008)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基于RAPM的绩效评估体系的主要内容，从而进一步确立了RAROC和EVA在绩效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相较于国外经济资本管理研究产生的丰富成果，国内关于保险公司经济资本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果。赵宇龙和谈永暐(2005)建立了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保险公司风险模型，将保险公司的风险分为投资风险、信用风险、承保风险、资产负债匹配风险和治理风险五大类。李艳华等(2006)认为运用经济资本对保险公司风险进行全面管理是未来保险公司风险管理发展的主流方向，并初步分析了保险公司面临的各类风险及整合测度的经济资本。滕帆(2005)认为满足一致性风险测度条件的风险测度指标TailVaR能够更好地测度保险公司的风险，并进一步应用TailVaR测度了我国保险公司应具备的经济资本数量。田玲和张岳(2010)利用GARCH模型测度了保险公司投资风险所需的经济资本，并同实际偿付能力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公司经济资本所需数量比实际偿付能力低，进而证明了利用经济资本可以优化保险公司的资本配置的结论。陈学华等(2006)运用VaR和RAROC等指标构造了保险基金投资优化模型，并给出了模型的求解方法和计算实例。田玲等(2011)利用Copula函数构建保险公司总体风险的联合分布函数，使用TCE函数测度保险公司的经济资本，并结合动态规划理论对经济资本最优分配模型进行求解，并通过实证发现，当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内部偿付能力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但保险险种结构需要进一步的优化。陈辉和陈建成(2008)利用Copula函数的概念研究了保险投资组合多元金融数据的统计模拟，并分别与传统近似方法(Add-VaR、N-VaR和N-VaR)进行了比较，通过实证发现，相对于Copula-VaR方法，Add-VaR显著高估了保险公司投资风险，N-VaR显著低估了保险公司投资风险，虽然N-VaR对于Copula-VaR的近似效果比较好，但是也高估了保险公司投资风险。吴振翔等(2006)同样运用Copula理论研究了投资组合的风险，但是其重点主要集中于最优拟合Copula函数的选取上，他们改进了Genest等(1993)、Roberto(2001)和Cherubini等(2004)在选择最优拟合Copula函数时只能在相同种类的Copula函数中选择的缺点，是对Copula理论的有益补充。周明等(2010)将RAROC指标引入到保险人购买再保险的策略模型中，当再保险选择成数再保险和停止损失再保险时，通过对保险人风险调整资本收益最大化模型进行求解，得到了最优自留风险比率和自留风险额度。马驰和甄贞(2013)将经济资本计量与养老保险公司风险偏好传导机制结合起来研究，拓展了经济资本研究的范畴。王正文和田玲(2014)引入了精算中使用的共单调(Comonotonicity)理论对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风险进行度量，并将其与Copula模型进行了比较，发现共单调方法比Copula方法能够更好地度量财产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王正文等(2015)将动态财务分析模型、不变Copula函数与财务风险管理相结合构建了财产保险公司财务风险度量模型，并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例进行案例研究，发现该公司为了获取当前收益承担了过高的财务风险。王正文等(2016)基于公司风险管理视角对保险集团最优投资和承保比例进行了研究，得出最优投资和承保比例的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