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理论源流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可以把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分为五类。第一类以经济学的古典传统为基础；第二类以传统和现代经济地理学为基础；第三类是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综合体理论；第四类是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新产业区理论；第五类以管理学范畴的竞争战略作为理论基础。

一、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思想精髓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恰恰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根本原因。规模经济的本质实际上是专业化经济。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国民财富积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最大提高是由于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给出分工提高生产率的经典解释是，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节省劳动时间；第三，机器的发明和采用。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提高了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是产生报酬递增的根源。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描述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将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做“产业区”，他认为这些工业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区集聚，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他指出这种外部规模经济为集聚企业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①技术的外溢。他认为，相关行业的企业集聚在特定区域，有利于技术的迅速传播和扩散，这有助于产生新的技术创新。其实，我们知道，企业的集聚并不一定会带来技术的快速传播，例如萨克森尼对128公路和硅谷这两个企业集聚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地理空间集聚并不是技术快速扩散的充分条件。其实只能说地理的空间集聚可能会有助于技术的快速扩散。②对有专门技能的劳动的需求和供给。“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的技能的地方去找工作”。这种对专门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促使了工业的集聚。③辅助工业的存在。辅助性的工业使用高度专业化的机械，为其他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这不仅有利于辅助工业得到规模经济，而且也使购买商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得到中间投入品。

马歇尔用外部规模经济来解释产业的集聚，并且特别强调空间集聚对技术扩散的作用，这比韦伯单纯用成本节约来解释集聚更加深入。但马歇尔只是对集聚现象做了定性上的文字描述，并没有用数理模型来对集聚进行定量分析。

二、古典及现代空间经济地理学界的产业集聚理论

与古典及其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角度不同，古典及现代空间经济地理学派代表人物韦伯、佩普、克鲁格曼，主要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古典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韦伯（Weber），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集聚经济理论，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他认为，集聚因素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地方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高级集聚阶段。显然，高级阶段的集聚就是我们所讨论的产业集群。在韦伯看来，产业集群的要素有四个方面：技术设备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更要求工业的集聚；劳动力的高度分工要求完善的灵活的劳动力组织，劳动力组织有利于集聚的发生；集聚可以产生广泛的市场化，批量购买和销售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提高了效率；韦伯不仅分析了产业集群的集聚因素，还分析了分散因素。他认为，分散因素无非是集聚的相反倾向而已。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与分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集聚和分散相互作用产生了单位产品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产生不同的节约函数，而每一集中化阶段的节约函数就构成集聚经济函数。胡佛（Hoover）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活动的区位》中，也将集聚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把产业集群产生的规模经济定义为某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他认为，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任何一种产业而言，都有：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企业联合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另一位区位经济学家巴顿也讨论了产业集群理论，虽然他的理论带有马歇尔思想的痕迹，但仍有特色。他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经理、企业家的发展。巴顿理论的独到之处是讨论了产业集群与创新的关系。

古典经济地理学界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研究非均衡增长理论时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指出各种企业的建立，“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并形成各自的一定的势力边界。佩鲁认为空间是一种“受力场”，只要在某种客体之间存在抽象的联系结构，就存在空间：在经济活动中各活动单元都创造它们自己的决策和操作的抽象空间，并产生一种推进效应，这种推进效应是某种确定的多种效应的集合。按佩鲁的观点，经济空间是“存在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其着眼点是经济联系。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把经济空间区分为计划空间、极化空间、均匀空间三种类型。计划空间是指由原料、劳动、资本、动力的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建立的以经营计划为基础的空间；极化空间是“有中心和力的通道”组成的集合体，也就是由引力和斥力的中心与其作用范围组成的空间；均匀空间是指在等值的经济变量的作用与影响下的经济空间，如在同一价格管辖的工厂、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种植同一种作物的土地，某一小城市人均收入几乎相等时就可以认为处在同一均匀空间之中。

增长极理论侧重于推动型企业—集聚—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与部门经济的研究交织在一起。根据布代维尔的观点，推动型企业能够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种是里昂踢夫乘数效应，它通过现有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发生；另一种是极化效应，当推动型企业生产的增加导致区域外的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发生。极化效应所导致的区域外的其他活动可能是推动型企业的投入品供给活动，也可能是推动型企业的产品需求活动。因此，当政府将某种推动型企业植入一地区后，将产生围绕推动型企业的集聚，再通过乘数效应以及极化效应，导致地区的增长。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一些知名学者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综合体理论。产业综合体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稳固和正式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早期传统来自韦伯的古典工业区位论，强调企业区位优化、交通成本和本地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此类方法中，与企业区位决策有关的空间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运输费用，还增加了通讯以及协调管理的成本，在产业区规划中有大量应用。这类方法的特点是，假定每个企业生产消费的产品以及生产过程特点均已知，根据有关空间交易成本和地理距离，以及相关企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按照目标规划的条件，进行区位分析和决策。所有后来发展的新古典区位理论都在这个总框架中进行，原则就是可观测的空间交易成本最小化。企业会根据自己在现有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和投入产出企业的关系，选择集聚区位，这种结果可能自我强化，并促使相互依赖的相邻企业在决策中互相协调，各种协调可以由规化者实行，也可能是企业之间自发的。

三、企业网络组织理论

制度学派用交易成本的概念分析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市场和企业被看做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种主要制度形式，但是企业和市场的两分法虽然提高了人们对这两种制度安排特性的认识，但却忽视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鉴于此，近年来以企业、网络和市场的三分法替代了传统的两分法。

威廉姆森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来解释企业网络的存在。他认为当这三者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是有效的协调手段，企业的出现则是不确定性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高的结果，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中间性质的网络形态。企业之间的网络是由各种经济行为者所组成的联系而形成，但并不是所有联系都能形成网络，只有那些包含有形或无形资本要素的长期联系才能构成网络，这种长期联系无论是采用明确的契约还是隐含的合同形式，都含有长期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要素。威廉姆森的公司网络思想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认为企业的运行、风险和战略决策不是仅仅停留在基于自身能力的资源交易上，还必须依赖于和外部企业基于资源共享的交易上。但我们知道，企业之间的联系不仅包括正式的交易关系，而且包括非正式的交易关系，如技术交流、资金支持等。

尽管威廉姆森仅仅提出了企业网络的思想，其网络理论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空间含义，但企业网络是依赖持续的集体行为而得以形成的，这种集体行为产生的网络关系要么依赖过去的信任关系的积累，要么存在于有利于行为的监控环境中，要么是各方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地理上的临近使这些条件成为可能，特别是当存在独特的本地经济基础和产业文化时，特别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本地化的产业网络。正是基于企业网络理论的启发，许多经济地理学者借用网络理论来解释空间集聚现象，并将网络理论运用于大量的地理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中。

四、新产业空间理论对集聚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Scott、Storper及Harrison等为代表的新产业空间学派，借用regulation的后福特主义论，将产业的柔性分工与地理空间的集聚联系起来，形成了新产业空间理论。该理论认为确定的市场和技术路径日益被不确定性的市场和快速的技术变化所取代，厂商为减少技术锁定及面对不稳定的市场环境，生产需要垂直分离。同时，他们借用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思想来研究产业的空间集聚，他们认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垂直分化的厂商之间在地理空间的集聚，从而形成一个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

Scott等人的新产业空间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企业间空间关系的接近性。该理论认为，有五种情况使企业的内部化成本会高于外部市场交易费用，从而使劳动过程从一个企业组织内部垂直分离和水平分离出去，即：①最终产品市场不稳定、不确定；②相互关联的生产过程在最佳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别；③外部交易关系中不存在市场失败；④存在断裂的劳动市场；⑤存在地理集聚。该理论认为，这些分离出去的生产过程，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它们具有强烈的地理集聚倾向。因为交易费用是在与地理距离有关的各种费用中最重要的费用。如果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产业联系，为了节约交易成本，相互关联密切的生产者之间会在空间上形成产业集聚。

另外，Scott等人也强调生产垂直分离所带来的大量非交易关系对产业地理空间的要求。他们认为，地理空间的接近，对厂商之间的技术学习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些技术密集或隐性知识密集的产业，不仅技术变化速度快，而且技术信息很难通过大众媒体来扩散，这时空间网络的集聚对于技术创新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当今的技术学习和创新是一种有着特殊地方性的现象，所以在高科技部门，知识以专业化的技术进步为基础，通常表现为高度的空间集聚。另外，对一些依赖技术创新的传统产业，也有地理集聚的倾向。如纽约的时装业、日本的丰田城等，在这些产业集聚区，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使厂商之间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学习变得更加方便而频繁。

新产业空间理论借用企业网络理论和后福特主义的有关思想，虽然对“后福特时代”的集聚做出了较满意的理论解释，并刺激了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对产业区与产业集聚概念的探讨，特别是集聚利益和集聚形态的深入研究。但我们知道，产业集聚并不只是现在才出现的地理现象，早在工业化时代就已经普遍存在产业的地理空间集聚，如美国底特律的汽车、纽约的金融业等，所以单纯用柔性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产业集聚现象。另外，新产业空间过于强调投入产出的本地联系，但现实中有些地理集聚的企业不仅通过与本地企业结网，而且也通过与本地之外的企业结网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如台湾的电子产业就是与硅谷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先进的技术信息。这对新产业空间的地方产业集聚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五、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

1986年，波特为了探讨国家竞争优势的原因，花了4年时间对10个重要的贸易国进行了调查研究，于1990年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在于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①生产要素条件；②需求条件；③相关支撑产业；④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这四个因素构成了波特所说的“钻石”结构。波特进一步指出，这四个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在产业上则表现为优势产业的地理空间集聚，他称之为产业集群。他认为四个要素地理上的集中会由于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使“钻石”结构产生活力。

波特将集群优势具体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认为产业集群能够增加内部企业或产业的生产力。主要表现为接近专业员工和元件、接近信息以及成员企业之间的互补性。其次，集群增加企业的创新能力，并因此导致生产力提升。具体表现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常能更清楚、更迅速地觉察到新的客户需求；能够更容易地感受新科技、经营或新的送货方式，还能更易感受同行压力和竞争压力以促进创新。第三，集群能够刺激新企业的形成，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并扩大整个产业集群。原因是在产业集群内，新事业的数目明显多于其他孤立地点，企业进入新产业的障碍以及退出均比其他地方更低。

波特对产业集聚的解释不再仅仅局限于成本的节约，而将目光转向竞争优势的获取方面。并认为竞争优势的关键不在于成本节约，而在于不断地创新进行产业升级的能力。认为产业的空间集聚有利于企业获得动态的竞争优势，这一点对于当今的区域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波特没有对产业集聚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只是简单地用定性的方法论述了集聚有利于产业的竞争优势，这或许是造成目前集群概念泛滥、什么东西都可以朝里面装的重要原因。

六、新经济地理学对集聚的解释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规模经济或报酬递增引入空间分析之中，为产业的地理集中的机理提供了较好的解释。新经济地理学的报酬递增是指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规模报酬递增思想，他力求建立一个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的经济本地化理论。

克鲁格曼认为空间集聚是受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实现足够的规模经济，每个企业都想使自己的产品独占一国的消费市场，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企业便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所有其他企业的区位选择。因此，有一种循环关系，使得一个地区的集聚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一直存在下去。克鲁格曼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该理论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像经济均衡模型所指出的那样存在一个最佳的产业区位模式，而是存在不确定性和多种替代，哪种特定的空间均衡模式最终会出现取决于历史。最初的动因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前向后向联系和自我实现预期意味着这个最初的区域或城市将有可能通过在收益递增基础上的集聚因果过程而变得“锁定”。这样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一体化经济对区域经济活动和财富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将取决于市场规模的相对大小、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如果一体化使得劳动流动性和市场规模效应增长，则区域经济活动将会在更大范围的空间集聚，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的发散就会增大。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集中因素基本上是马歇尔的“地方外部经济”的三个因素——劳动力市场、中间品的供给与需求以及技术外溢。他们将这三个因素进行模型化来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他们认为需求、受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地区差异的一个积累过程。新经济地理学正是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传统的区位学派所提出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丰富了产业集聚理论，为扩展传统的区位理论找到了突破口。虽然他们对集聚的解释因素并不新颖，但他们的研究方法相对传统的集聚理论具有独到之处。但是由于他们完全依赖用数学模型来解释集聚，这样便将不同区域的社会制度、文化差异排除在模型之外，而这些却往往是影响经济景观的重要因素。

上述五类产业集群理论关注的现象角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结论的不同侧重与特色，对理解产业集群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些理论各自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产业集群问题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